近乎疯狂的也是这位曾任扬子江出版社社长的邬历先生。当年邬历先生在担任古都市文化艺术指导委员会主任期间，确曾搜罗了不少字画、典籍，以赠谭厅长。最博谭厅长爱不释手的是那张清末名家虚谷的画，那画上一枝青松斜角而下，松下一后脑勺留着卷发的印度和尚闭目合掌而坐，造形简练，形体夸张，色彩素雅。此画松石冷峭，生动超逸，是为《达摩面壁图》。那“衙内”自然是指谭厅长的公子，时任扬子出版社经理的谭伯平先生。公子挟厅座之虎威，借邬历之庇护炒卖挂历，以浮动之折扣大捞差价，获利不菲，另有以出版社名义加印《党章》、《十四大文件汇编》，私自发货等等劣迹，自然也是瞒不过主管书刊市场之郑东耳目的。如今谭公子正在操作一宗无本万利的买卖，竟承包了出版社的《中外历史演义》之类图书的出版发行，被厅内称作为“内部买卖书号”。类似这类雅俗共赏的典籍类图书，系可以几万年卖下去的长效书，邬历何以承包给个人发行？其中大有奥妙。纸张、印刷费用皆由加印的图书折抵，无本万利。发行自然由崔总经理加以关照，也可获得大利。这类行径当然是随谭厅长的大面子才得以完成的。中国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情关系网以父父、子子为纲，撒向角角落落，组织部门的亲缘回避政策，在谭厅长的治下是不起作用的，乃至儿子、媳妇、侄子蜂拥而上，在这杆大旗下各有所获，惟有国家的利益在家族、血缘的鲸吞下不断流失而无人问津。
人们在品味着郑东的发言，沉默不语，若有所思。魏铭利主任甚至认真仔细地记下了每一句话，准备仔细琢磨后，再向谭厅长敬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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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仲副厅长接到省委宣传部通知，全国“扫黄”办公室来电话，G省S市查获的一起制作、贩**秽、盗版光盘案涉及A省古都市。对查处该案，省委书记、省长均有批示。郑东作为仲副厅长的助手，必须连夜赶回省城参加由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召集的公安、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联席会议，安排由全国“扫黄”办牵头，由新闻出版署、公安部、文化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的接待事宜。他们连夜匆匆离去，对于发言的反映也无从听取。
宣传部的会议一直开到当晚11时。郑东在查案的途中，接到了外办荣主任从易州打来的长途电话。
老荣哈哈一笑：“你小子火气不小嘛。当晚谭厅长就了解你会上有什么意见，我没敢如实汇报，我是为你好呀。老谭特地问我‘郑东对我的讲话，有什么反映’，对你的意见挺敏感。我说‘郑东说谭厅长的报告讲得很好’。老弟，我是为了保护你呀。是魏铭利这家伙拿出了‘小本子，如实汇报’。”
那边郑东却说：“你胡说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讲他的报告很好来着，老魏汇报，我巴不得，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那边老荣说：“郑东你何必呢？我们说了也无用，还是少说为佳。”
这边郑东说：“就是白说也得说。”
那边老荣说：“人家谭厅长还是挺有肚量的嘛。听了你的意见后，就立即指示，明年安排你出访，而且还要是好国家。不是美国，就是德国，差一点的例如东南亚或香港之类的就不安排了，明年还有2月份的美国，5月份的加拿大，10月份的德国，我看还是去德国，我们一路。德国地处中欧，年年一次的国际书展的举办时间正值金秋，凉爽宜人，风景如画啊。去德国还可以去欧共体六国，那儿签证是互免的，你***就别再提你那些玩字画、砚台的屁话了。”说完挂断了电话。
于是，郑东有了这次可以说完全是出乎意料的出访德国的美差。管他是骂来的也好，骗来的也好，反正我这回是出了国，而且还是欧洲的德国。他一个人躺在京城宾馆的席梦思床上，美美地吸着烟，美美地想着，不禁独自一人在暗中笑出了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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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他迷迷糊糊、似睡非睡的时候，走廊上又响起了脚步声，
接着是门铃。郑东以为又是那个紫酱脸来了，于是没好气地说：“谁呀！”
这时门外响起了清脆的男声：“对不起先生，我们来收房费。”
这会儿进来的是穿一身黑色西装制服的宾馆服务员。小伙子彬彬有礼地说：“对不起，打扰了，你房间的另一位先生呢？”
老郑听他提到紫酱脸，没好气地说：“我也不知道，是你们安排我住这儿的，他却说是他包的房，显然不愿意我和他住在一起，走了，另找包房去住了。他有钱烧得慌。”
小伙子听出了老郑话中的怨气，于是开票收了郑东一人的住房费。临走扔下一句话：“人呀，太有钱了也不好。”说完撕下发票给郑东，走了出去。
郑东看了一下发票，一晚“220元”，也就是说那位紫酱脸的老兄将要多缴一倍的钱。同为处级于部，独掌一方天地的诸侯，与受多人节制的部门小头目在享受待遇上是有很大差距的，穷官和富官的差别不在表面的形式，而在实质性权力扩张所达到的程度，他们自身的价值是不同的，这也是当今社会的一种现实。
正文 第四章
正文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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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熙攘攘的首都机场，出入港的人流摩肩接踵。
宇宙出版中心的任铭书总编辑带着音像部正副主任李一帆先生和艾莉莉小姐神态疲惫地跨下民航大巴。三人手忙脚乱地搬动着行李箱里的行李。说是行李，但行李有限，行李箱里大部分是临时决定带到国际图书博览会去参展的光盘样品。其实，大批量的展品早已由书展筹备组的弟兄托运到了德国的法兰克福。眼下是他们这个临时集体临时决定再装运部分样片，作为随身物品带出国门去参加国际书展。
对于光盘等音像制品，任铭书先生自是一窃不通，一切均由音像部的两位主任说了，算。排成长蛇阵的国内数十家出版社的一百多号人中的不少人手推肩扛地都带有未及装箱发运的图书、宣传品等等，所有箱子上都贴有“北京一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的字样。
光盘要比图书轻得多。按李一帆的说法，有了这些玩意儿，这趟出国的来回机票、食宿、零花钱就足够了。显然，这是准备带到国外去出售，或者有其他用途的。作为展品，出关时不会遇到麻烦。以往不少的音像出版社都是这么干的。
李一帆，三十五六岁的样子，短短的板刷头，衬着一张棱角分明的瘦长脸，肤色红润，天庭饱满，浓眉大眼，高鼻梁，厚唇凸嘴。他肌肉凸出，眼睛圆而有神，那一身随意的蓝色卡叽布牛仔服，使他浑身的肌肉线条得以充分展示，像是一个江湖客，只是脚蹬崭新、雪白的耐克鞋。过于严峻的神态，使他又像是一个极有个性的硬派小生，有男子汉的气魄和魅力。
他推着一辆手推车，把携带的大箱子堆码在一起，缓步推人机场。进入自动闭合的玻璃门，有如迈进子吵杂的市场，人声鼎沸，人头攒动，空气浑浊。那天又是星期六，边防检查大队的大部分人员休息，海关只开一条出关通道。无论旅客如何埋怨，那名神态肃然的武警中尉总是带着职业性的冷漠，严格而机械地履行着一道道复杂的手续。去美国、日本、新加坡、德国的旅客排成长龙慢慢地向前游动。
任总编心烦气燥，紫酱脸有点发灰，看看眼前靓丽的莉莉小姐，她也是心猿意马的样子，手里不停地挥动着那散发着法国香水味的小手绢，似乎是在驱散眼前的燥热混合着的异样气味。她那涂着红红唇膏的嘴唇，此刻也一反常态地翕动着，露出自如细贝般的牙齿。齿缝中竟然嘣出一句老爷们才说的脏话：“他**的，这么多旅客等着出关，就不能多派几个人，工作效率这么低，还搞什么现代化……”说完用她那好看的杏仁眼恶狠狠地瞪了一下那慢条斯理、机械工作着的武警中尉。
任总编从薄薄的平光变色镜片后面仔细打量着这个体形婀娜，性感苗条，虽是徐娘半老，然而脸形、体形均有如**的风流女子，目光贪婪地盯着她那对红色短袖T恤衫撑得高高耸起的乳胸，有点想入非非。这娘们看上去斯斯文文，风度娴雅，实际上浪荡风骚，水性杨花，所以开起口来也是这么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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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铭书总编辑，57岁，原为内地某大学中文系教授，是小有名气的明清文学专家，尤其对我国古代名著《***》有很深的研究，系全国《***》研究学会常务理事，近年涉足中西性文化比较研究。
1992年，H省刚组建宇宙出版中心，他与西北来的沈先生分任总编辑和社长。凭着沈先生京城过硬的社会关系和任总编学术界的声望，出版社先声夺人，名曰宇宙出版中心，顾名思义当然集书刊、音像出版于一体，为一股出版社所不能相比。本着“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H省的宇宙出版中心仅在商业大厦B座租了几间房子，挂起了编辑部、编务室、财务部、办公室牌子。人员一律招聘，而其他由国家所严格控制的出版社，人员均为吃皇粮的干部编制。类似H省这些作法是绝无仅有的。该中心像一只精致漂亮的皮包，纯牛皮的，皮包里仅有几枚图章象征着国家所赋予的专有出版权和总发行权的权威性。而这权威自然集中于总编辑一身，也即任铭书先生一身。至于沈社长那只有利用价值，利用完自然是一山难容二虎，优厚的薪俸养着他，只要他挂名领干薪，不干预政事，任总编心胸还是开阔的。
凭着任总的名望和沈社长的背景，该中心竟然也神不知鬼不觉地以特区特办的幌子，打着体制改革试点之名，首先在任总曾任职的大学找几个哥们儿拼凑了第一编辑部；在A省古都市作家协会找了几名土作家拼凑了第二编辑部；在E省的沙城市，有几个曾担任过出版社编辑的哥儿们，后来他们所在的出版社被撤销，这些哥儿们全被分到了新的出版社，总感觉郁郁不得志，于是也加盟出版中心，组成了第三编辑部；至于第四编辑部则由F省汉昌市昌盛街的几个书贩子承包了。
任总鼓张的皮包瘪了下去，皮包里象征权力的公章分配完毕，而银钱也滚滚而来。权钱交易也即银印和银钱的互换得以完成。至于这公文包，是姓公还是姓私说不清楚，总之它表面姓公，由于实行总编辑负责制，出版中心这个全民单位就由上级委托给任铭书经营，因而他也就有了财产的支配权。这权力延续到1994年，东北豪客和江南淑女双双而来，自称是搞音像的主，可以为中心创造可观利润，建议中心挂牌音像部，于是参照第一至第四编辑部的作法，缴上15万元开办费，未等上级部门批准，公章先刻起来，牌子先挂起来，机构先运作起来，再运动运动把牌子批下来，也就逐步逐步地合法化了。
其实，中心总部平时也编编书，大部分时间用于与外省的编辑部联络。一年四季开四次碰头会，费用由四个编辑部分摊。例如春天去西子湖，夏天去松花江，秋天去张家界，冬天去海南岛，反正全国名胜以季节为标志，轮流换一换，既研究选题，又观赏祖国大好山水，悠哉游哉，也无可非议。每个编辑部自筹经费，只要上缴总部15万元开办费就行，这钱是集资也好，挪用公款也行，反正出资人天然就是编辑部的头头，其他人则论钱分配职务，成为副主任、财务主管、编务不等。
开“改革”风气之先，使国家严格控制的出版单位，以租赁制的形式得以便宜行事，也属任总资金滚动的“改革”业绩之一。至于选题是要按程序上报的，再上缴若干管理费，象征出版权和总发行权的“书号”、条形码则如数分发，每本书再按利润的30％比例收取费用。总部按书号发行数、印数提取费用，属承包性质。其他事务则为编辑部高度自主，总部一概不问。这种“改革”尝试使得出版中心相当于一个出版总社，每个编辑部就是一个自由组合的小出版社，打中心旗号，集编、印、发为一体，实在妙不可言，而无形中解体了现行出版体制。于是以中心名义印制的图书也就一本一本面市，推向全国市场。
这种势头一直延续到1996年底。A省的第二编辑部利令智昏，竟然把书号给了一群毫无文化的农民，弄出了一批以中心名义印发的中、小学教辅读物。这些劣质教辅材料，以高额回扣的方式行销，在数千所中、小学中泛滥，被人举报到全国“扫黄”办。江林打电话给任铭书，他当然一口咬定是非法出版物。如此上百万码洋的一非法出版物危害中、小学生，当然是“全国大案”，于是全国“扫黄”办责成A省“扫黄”办立案查处。而此刻A省“扫黄”办的副主任郑东正和任铭书乘同一架飞机去法兰克福，任总编仍然沉浸在银色的梦幻之中。
至于以精叫能干的李一帆先生和楚楚动人的艾莉莉小姐领衔的音像部更是自由。李一帆到H省之前究竟是干什么的，谁也不清楚。只知此公出手阔绰，为人豪爽，性格风流。李先生与艾女士肯定不是夫妇，而又形同夫妇，李一帆像主人，艾莉莉则有点臣妾的意味。两人的年龄说不清楚，东北豪客略嫌老相，江南淑女则更显年轻。如此长相方面的差异，倒也使他们显得有点郎才女貌。好在中心只管收钱，其余所谓“登记表”是他们自己填了交来的。
总之，真真假假，使人揣摸不透。
艾莉莉女士气质高贵，风度矜持。任铭书几次言语**，以自己娴熟的“性学”知识企图点明艾女士心中的灵犀。他结交一般女性的“情爱艺术三步曲”用在艾女士身上就有点失灵。首先，谈文学、艺术，诸如音乐、美术之类则重于人体艺术巾的人体美；其次谈哲学，主要涉及哲学和艺术家婚姻不幸的问题，以寻求女性理解；关系密切后，再求肌肤之亲，以达**之欢。然而，这类小试探均被她不失礼貌地加以回避，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大家淑女风范，使任铭书常常心猿意马而又不敢轻举妄动。这中间除了自己年龄偏大外，当巾夹着一个风流侗傥的李一帆。李一帆似乎对艾女士并不十分留意。艾女士对李一帆却一厢情愿，属剃头挑子一头热。一帆先生常常独来独往，出入歌舞厅、美容院，似乎与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