Γ艚舻乇兆潘邸�
医生来了，用冰凉得如同死人一样的手翻了翻我的眼皮，只说了一声“病人需要休息”，便劝众人一起离去了。
我一直搞不懂医生的手何以会那样凉，这种疑惑一直持续到现在，难道他们会为了创造这样一种氛围故意拿到外面去冻？如果这样的话，岂不是夏天要随时为他们准备冰箱？
趾高气扬的会计为此受到了乡领导的严厉批评，暂停了他的工作，让他去医院专门服侍呆在医院里不肯出院的我，并且由他全部负责我的医疗费。
他是个非常守时严谨的人，一天到晚不离我的左右，忙前忙后照顾我的饮食起居，尽管委屈却看不出有何不满和懈怠。偶有闲暇，他便坐下来去啃那本封皮早已磨得不成样子的叫做《企业管理》的书。
我平日里最烦他这种故作学问高深的模样，常恶作剧地把他那副高度数的近视镜想象成冒牌的平光镜，经常地想象往往能把假事当真，某一天趁他洗脸的时候，我验证了一次，那果然是副近视镜，但眼镜刚一离手，我又将信将疑起来。因此，只要看到他捧起书，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浑身不自在，几天来渐生的歉意顷刻间便荡然无存，依旧装作怒气冲天的样子不肯跟他说话，而且决定再捉弄他一番。
主意拿定，我边半眯着眼睥睨着他，边夸张地呻吟起来。他信以为真，忙扔下书去喊医生，书自椅子掉下来，伴着他关门“啪”地一声响，我偷偷地笑了。
医生来了，其实不是医生，是一位护士，我中学时的同学，她冲我扮了一个鬼脸，轻抚了一下我的脸。
我故作痛苦的样子，憋了许久的一泡尿故意全部溺在了裤子里，护士掩着鼻，狠狠地拧了我一把，边喊着会计赶快帮我换洗衣物，边甩袖而去。
如此三番，他早已精疲力竭，吃过晚饭已无心思再去啃书，只一会儿功夫便伏到桌上呼呼睡去。
我开始仔细地端量他，他个头虽大，却甚是瘦弱，此时眉宇间隐隐透着一股淡淡的忧愁。我已从护士处得知，仅几天来名医名药的消耗，已足够他三年的工资，尽管他转正后的工资已比原来翻了近三番。
从那个时候，我才得知其实医院里的讲究是非常多的，同一疗效的药只要换了牌子，价格便会成倍地增长，尤其象我当时的这种情况，是最受医院欢迎的，只要有关系，他们尽可以伙同病人变着法子销售他们能够成倍赚取利润的高价药。
想到这里，愧意顿生。第二天，我便主动跟他搭讪。他话不多，我们虽是同事，却从未认真地谈过，彼此之间只能说是面熟还算不上认识，我认为，所谓认识至少应该是相互了解的。
话少的人并不见得便不健谈，恰恰相反，话少的人往往都具有独立的思想极富主见，只要打开了话匣，常常能够滔滔不绝。他便是这样的人，我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他的真诚，尽管他的话跟其他人一样都在受着自身特殊环境和经历而形成的思想的局限，而且甚至有些狭隘或自私，但绝对是发自肺腑的。
他说，我知道你正为转正的事犯堵，我承认，你非常优秀应该转正。但我是必须要转正的，从我到乡里干临时工那天起，我就时刻准备着，或者说我到乡里干临时工就是为着转正而来的。能有今天的结局，也算是天随人愿吧。
你跟我不一样，转不转正都会有自己的一番事业，而我则毫无退路。或许你不清楚，乡里没人清楚，我的家境很不好，所以我从不提及我的家庭，偶有提及也总是含糊其辞，人们便会把我家想象成名门望族，我想否认又害怕否认，唯恐大家看轻了我，最好的办法便是不置可否。
我家兄弟四人，我排行老四。兄弟多，父母头脑又不灵光，偏偏老大老二患有先天性痼疾，眼看着过了四十岁娶媳妇定是无望了。越是头脑不灵光的人，往往越是一根筋，父母便把希望都寄托到我和三哥身上了。三哥出众地优秀，十六岁就考取了研究生，当真天不佑人，考取研究生的第二年，三哥得了血癌，为了不让我家的希望泯灭，父母债台高筑也未能挽住三哥的命。
振兴家业的重任便落到了我的身上，我这样想，也这样鼓励着自己。临到毕业的时候，学业优异的我却因为家庭债务问题不得不辍学了。为了老天强压给我的重任，我不得不牺牲自尊，到处托人才到乡里干了临时工。你知道，牺牲自尊是最痛苦的，无异于煎熬，但为了目标，我宁肯忍受这种煎熬。
这时候，有人给我介绍了一门亲事，对方是一女乡长的女儿，条件是我必须转正。唉，反正是四处求人，四处碰壁，又四处装孙子的感觉，你是永远无法体会的了。
听到这里，我一把推开了他，我决定出院，当然没忘记了到住院部结了医疗费，因为我曾听那位护士同学说他正在为住院费的事儿而犯愁。看着我的举动，护士同学冲我直翻白眼，我已无心再去领会她直翻白眼的进一步含意。这时候，他气喘吁吁地追过来，羞涩地递给我一包东西。
他递给我的是一些包括零钱在内尚缺三百元才够支付医疗费的金钱和一封信，信上说，我告诉你那么多，并非为了博得你的同情和怜悯，只是想要告诉你，命运必须靠自己把握，而不能交给自己之外的任何人。因此，只要能够达到目标，就没有必要非要去认真地计较手段的高尚与卑劣，因为只有成功才是最真实的，而成功就必须付出代价。
余下的钱，不要担心，我会一分不少地还给你。对了，还有一点儿，以你目前的状况，一味地逃避是徒劳的，因为你是一个有事业心有责任感的人，必须要有所寄托。
我所说的寄托并非物质的而是精神的，物质不是万能的，永远只能是为人服务的，而人的幸福感多来自于精神的充实。现在正是我们该有所作为的时候，乡办工业到了今天这一步，有本事？拿出一套脱困的办法。后面附上我的一点儿心得，不妨一读。
这无疑是对我的挑战，我必须应战，一时间竟激动得两手发抖。情绪平静之后，往往才是思考。及至静下来耐心地去想，才发现他确思考了一些我从未去想或者不屑去想的问题，这时看来，这些问题确是最现实最实用的，是必须去想的，也就是说，自己虽终日里高昂着高贵的头颅，实际上却连思考的方向也没有，岂非混同于只知吃喝拉撒睡的猪？从这个角度讲，他就比我更超前更优秀。
霎那间，我感觉自己仿佛被扒光了欲拿到沙滩上去晒，自卑偏于此时慢慢地聚拢起来，沉重地压得我抬不起头来。——忽而高傲，忽而自卑，高傲时目空一切，自卑时变着法子找一些试图说服自己的客观理由，渐渐地又会让自己重新执拗起来：研究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我这样劝着自己，又开始为自己的漫无目标找理由。
我极力回避着这个在我大脑里纠缠不休的沉重的课题，当然也不屑去看他那些所谓的心得。然而，越是要极力回避的东西，往往越无法回避，回避与反回避的斗争让我渐渐模糊起来。
人的大脑跟其他事物一样都不可避免地要存在着自己独有的规律：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混沌，清醒的积累带动又克制着混沌，每一个由清醒至混沌又由混沌至清醒的过程都是认识提高的过程。
4
及至我再次清醒过来，发觉自己已陷入他为我设计的课题当中，终日里忙于相关数字的统计整理和企业管理资料的查阅，烦躁之感反而不见了，心情竟是如此地爽。
我的那篇调研报告终于出炉了，虽赢得了我父亲和我表妹的一致赞成，但此时的我因为已没有了狂傲，反而总觉得底气不足。“只有在学习中才能发现不足”，一个连不足都无法发现的人，犹如浑身发痒却不知痒在何处，必定是一个浅薄的人。
为了增加自己的信心，我又把收藏于箱底的会计给我那封信的附页拿出来对比，观点居然惊人的相似，只是我比之多提出了“借鸡生蛋”的观点。
这说明他至少比我先进了两年，不，其实又何止如此，他始终是一个注重学习和思考的人，他总是比我先进，所以他更优秀。我这样想着，嘴里却不由自主地念叨着“英雄所见略同”。我又算哪门子英雄呢？英雄的观点必定是为人所接受并产生强烈后果的观点，里面有一个为人所接受的过程。
就我当时的处境，必得最先赢得领导的支持。口有大小，大口的话才能最终得到落实。我决定把自己的论文交给当时的副乡长，副乡长刚看了一眼题目就一脸的不屑，但他或许为了证明自己地位高贵，不经意却故作认真其实是胡乱地翻了翻便随手扔到了办公桌上。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地伤害，他又不适时宜地加了一句“你和你父亲一样有本事”。我毕竟已不是过去的我，火腾空而起却最终没有发作。
还在我愤愤不平的时候，以我父亲他们厂为导火索出事了。一个月后，乡里的领导班子重又配齐了，半年后，连书记也调换了。我似乎看到了某种希望，便把调研报告直接放到了书记的办公桌上，为此又招致了新任分管副乡长“不懂工作程序却削尖了脑袋往上爬”的非议。
可惜的是，这位曾随县委领导坚决地推行农村土地承包的书记认为，“大锅饭”是导致乡镇企业不景气的唯一原因，在乡镇办这么多的集体工业本身就是个失误。
反对者则认为，在农村办工业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重要的是带动农民观念的转变，让尚处于传统农业阶段的农民逐步树立起工商意识是乡镇工业的又一只要职能。譬如鸦片战争，疯狂地掠夺无疑是可耻的，是中国人怎么也无法也不应该忘记的耻辱，所以我们反对侵略，但在无可奈何中也应注意到“也为我们带来一些现代化信息”这么一点儿聊以自慰。已经由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办工业这种冒风险的事情由单个农民去承担根本不可能，也不可取。
纯他妈的扯淡，典型的卖国理论。推行农村土地承包制既获得巨大成功又因此而得到提拔重用的实践让这位书记态度异常坚决，听不进任何即使是存有轻微的细枝末节差别的意见，他一到任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业的拍卖行动中，根本无暇去关注我历尽心血才得出的结论。
当时的镇办工业虽然已开始出现大面积滑坡的问题，毕竟还属于新生事物，人们对其象新生的婴儿一样充满希望充满期待，尽管出现过类似我父亲他们厂的情况，炽热的感情却让人们只是把它当成意外。书记的行动立即遭到了激烈反对，虽然据说他的做法得到了县委某个领导的授意和肯定，但县委终架不住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最后还是把他从一片反对声中调走了。
凡事“尽可一而再，但绝不能再而三”，是我父亲对我的一惯要求，尽管心有不服，但我还是没有再向新书记递交我的报告，毕竟我正经受着各方面的非议。现在看来，这或许是一种逃避，但这种逃避却是非常适宜的。因为新书记到任后，除了一些例常的干部调整，几乎毫无作为。
待人们为此议论纷纷时，我却敏锐地注意到，他所调整的尽是些反对工业拍卖或者因为竭力支持拍卖而最受争议的干部，譬如分管企业的副乡长，调走后便一直空缺。
我预感到，他将要有所作为，我的观点第一次得到了我父亲的赞许。
果然，过了不长的时间，大规模的工厂拍卖开始了，不同的是他把工厂出人意料的巨额亏损全部公之于众，把亏损的原因归结到不完善的体制上，称这些亏损为高昂的学费，进而提出了“能人经济”和“税”的概念，说是能人发了财的同时也带动了经济发展，政府通过税的方式既避免了继续大规模亏损又可以利用税去办该办的事儿，是一个一举多得的好事儿。当真没有想到，习惯于沉默寡言的他声音居然如此有磁性，向人散发出“工厂该卖而且必须卖”的强烈信息。
实践证明，他的做法极大地促进了我们乡民营经济发展。关于他的贡献，自有事实说话，在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且说这时候一直空缺的工业副乡长换成了会计，他坚定地支持书记的决定，他总能够搞好与每一任领导的关系，所以他自从转正后，根本没有受到乡里领导频繁变换的影响，犹如坐了飞机，由工委副主任、主任、副乡长一路升了上去，据说他还要继续升。
对比虽往往在身边进行，差距过大便失去了对比的意义。对于他的进步，尽管我仍存有淡淡的醋意，却已无多少嫉妒可言，而且让我认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这种场合不是我最适合的，我决定辞职。
其时，我的心情是复杂的，究其原因，恐怕与自己的意见迟迟得不到重视有很大的关系，我那时很固执，不懂得揣摸别人的心思，所以节奏总要慢半拍，所以便要任意而为，凡是自觉认准了的东西总要去试一番。其实，这样是行不通的，但当时尚不能自觉，后来的事实表明，果然再没有转正的指标，关于我的这一段经历也就以我遗憾地离开而告终。
再说工厂拍卖的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关键是没有买主。那个年月，虽说发展经济挣钱早已成了人们的共识，但凡是集体的事儿仍容易犯当初办工厂那样一哄而上的毛病。硬性指标、与工资挂钩的考核等等诸如此类，卖工厂居然也这样，似乎非要在一夜之间处理干净才算彻底。
然而，面对这些虽不大却远远超出家庭经营规模已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的工厂，又加上乡里提出的严格的由本地人竞拍和现金交易的限制，尽管大家嘴里都在喊着“卖与买”，却并没有人真正去打“买”的主意，即使那些自认为多少有俩儿钱的原来的厂长经理们，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临渊羡鱼的份儿。
一两个月下来，不仅没有卖掉一家工厂，反而因搞得人心惶惶而让企业经营愈加不堪。为此，书记大为恼火。火自然只能烧向分管工业的副乡长，此时的副乡长就是会计，他最善于忍，火烧到头上仍唯唯诺诺，不敢越雷池半步。火归火，政策不变，事情便难有突破，干着急也是没用。
为官者或许都有这样的劣根性：亲自制定的政策如果贯彻不下去，不仅是个面子问题，而且涉及到政治威信，因此即使再困难的事情也必要设法推下去。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