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自己弄巧成拙了，回去的时候，王姐好长时间没有说话。我实在经受不住如此压抑的气氛，便结结巴巴地坦白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王姐的脸色才稍霁了些，她严肃地告诉我，你不要管，我的女儿我自己会管。
王姐是个言出必践的女人，恰如她自己所说，追求行为上的纯洁和心灵上的安宁。我不清楚这是不是小女孩常说的那种自私，也说不准自己坦白相告一切是对还是错，我实在有太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正当我迟疑未决的时候，胡子那只用红布包着用精致的盒子盛着准备留作纪念的手突然不见了，后来成了起诉小女孩的重要证据，小女孩被判了刑。
再后来，那二百万的款子被警察取走了，王姐尽最大可能地归还了小女孩的消费，金钱已不成问题，倒是债主已不易寻找。
一年后，再去探望小女孩时，她脸上的稚嫩的浮躁不见了，代之以坚定和成熟，但她送给我的仍是那句“我恨死你了”。
一连串事情发生的结果，越来越清晰地让我感觉到，必定是信任出现了问题。按说随着财富的增加，绝对不该出现这样的状况，应该承认财富的增加也拉大了差距是个事实，但我们公司的分配制度应当还算是平均的，即使受了社会的影响，也不致于变化得如此快如此严重。无论如何，兄弟之间、与王姐之间已远不能象过去那样紧紧地抱成团却是个不争的事实，甚至连相互之间的交流也出现了阻滞。
硕士说，这是一种病，一种时下较为流行的病，焦虑、困惑、失落、恐惧不安、不能正常与人交流甚至于绝望、逃避现实，是这种病最突出的症状。
他居然用最简单明了的话表达了我的感受，我不由自主地用手摸了一下自己的额头，这是小时候我娘判断我是否生病惯用的动作，下意识地便用上了。刚开始手触额头的感觉还是凉丝丝的湿润，但触摸的次数多了，便渐渐有了发烧的感觉，根据我娘那个“发烧必然生病”的简单判断，或许我真的病了。
其实，这种病并不一定非要伴随着生理病变。硕士否定了我的怀疑，继续说道，主要是由于特殊的客观环境和特殊的经历对人的过度挤压所造成的，尽管这种挤压往往是人自身无法感受到的，却毕竟客观存在着，挤压的结果便是让人的心里老化。
这里所谓的“老”与我们通常所说的“老”既有类似的地方，又有截然不同的过程和对象。
通常所说的“老”是指符合自然法则的从人赖以站立的腿开始生长又开始老化的生理上的老，譬如老态龙钟，多适应于老年人。
只要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东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代替老骥伏枥的袭向中青年人的有悖规律或法则的心理老化，我们姑且称之为心理老化症。这种能够让人的意志消沉的心理老化症，不仅具有强烈的蔓延性，而且极容易传染给孩子，因此比“非典”“禽流感”“口蹄疫”之类的传染病更可怕，现在有不少的年轻人把深沉和老气横秋当作时尚难道不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吗？
综合患有此症的人的表现，便不难发现这些人神情多专注，有两眼聚于一点别无他顾的习惯，观念保守顽固不易改变，只顾盯着那些早已过时了甚至霉变了的丑陋的东西，不善发现，不会调节自己，对待恶臭无可奈何，长期的刺激麻痹了神经便诱发了病症。
根据对症下药这一医学的基本原理，根治这一可怕的顽症并不需要吃药，唯一的方法便是尽最大可能地开放自己，全身心地去寻找、发现和感受体验火热生活中的闪光的东西，而不是更深层次地封闭自己或逃避。
我尝试着按照硕士的意见去做了，果然灵验无比，不仅烦闷绝望的情绪不见了，兄弟们也恢复了过去的那种真诚灿烂的笑。
或许事实原就如此，只是禁锢于我头脑中的象用来套东西的圈子一样的是非标准不仅没有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反而顽固地排斥抵触着，就象一把陈旧的上了锈的锁，只要能够用钥匙打开，便会依然年轻。
此时的年轻已不同于年轻时的年轻，最起码不会象年轻时那样，只要看到前面哪怕有一丝光亮也会激情澎湃。而这样的年轻，即使前途光芒四射，必也能泰然处之，而且更善于抓住迷茫黑暗中的亮光，因而比年轻时的年轻更充实更坚定，但任何事物的表达都必须要有一个恰当的方式和表现形式。
硕士确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不仅治好了我个人的病，而且有神医喜来乐那种治愈全城的本事——他居然在公司里建立起了只有公家的公司才有的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反正组织里的这些人都是兼职，并不从公司多拿一份工资，只要能够有利于公司的管理和经营，便任由他去折腾。这便是我最初的态度。
自打有了这些组织，公司里的秩序有了明显好转。大家都明白，秩序是所有经营者都在竭力追求的保障经营成功的根本性措施。
所谓秩序，即是要素在规则下的排列。秩序是内在的，体现于经营的每一个细微之处。制定一套规则并不难，难的是各要素遵守规则的自觉性，只有这种自觉性有了切实的保障，排列才能更有效。也就是说，秩序的优劣取决于这种自觉性的保持。有了优良的秩序，公司才能始终保持着昂扬向上的状态。
硕士着力建立的这些组织，无疑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最直接的表现便是每个人都心情愉快地工作生活，亲如兄弟地交往，比赛的不再是过去那种关于金钱美女和享受的攀比，而是知识水平提高的快慢，所带来的后果则是技术革新加快，成本大幅下降，利润明显提升，人与人之间更能和谐相处。
现实最容易击碎观念，而给人最大触动的还要数事件，事件往往出乎意料地发生。接下来的现实是，在不少私营公司因为人的问题出现意外时，我们的公司虽也经历了一些变故，但最终还是确定了再奋斗两年力争上市的目标，这是件令我兴奋的做梦也无法想到的事情，而且这个目标一经确定，实现这个目标立即成了公司上下共同的信念。
如此前所未有的步调一致，让我感受到了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或许恰如硕士所做的自我评价——我们的组织是与时俱进的，就象骨髓具有造血功能经常给人供给新鲜的血液人才能经常保持活力一样，我们的公司因为有了组织的领导，所以已经具备了造血功能。
我决定也象他们一样去过组织生活，却遭到了硕士的拒绝，说什么我不具备这样的资格。
不具备这样的资格？我可是公司的董事长啊。因为奇怪，我的声音里洋溢着急切与焦躁。
硕士说，只要没有加入这个组织前，你就不具备这样的资格，即使你的官再大。
我说，那，我马上加入，你说需要多少钱？
硕士说，这不是钱的问题，加入组织需要程序，少了程序，有再多的钱也没用。
我不信还有不稀罕钱的组织，愈发想进去看一看。硕士没法，勉为其难地说，这样吧，我们特邀你列席吧。
列席就列席，不过，这毕竟是件让我甚觉没有面子的事，因为公司几乎所有的中层干部，当然也包括我原来的几位弟兄，甚至还有一些一线工人都已经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他们会议研究的面非常广，大到人生目标，小至家庭琐事，新鲜适用又没有繁文缛节，而且每个人都能坦诚相见，直言自己和他人的优缺点，气氛融洽却非一团和气，坚持原则却又不乏活力。
这让我产生了强烈的似曾相识的感觉，理论联系实际却非空洞的说教，对，恰如当年老师课堂上所讲的那样，只是理论更成熟更新鲜更充满活力，因为说的似乎就是身边的一些模糊的急切地想弄明白的事儿。如果不能亲自经历这样的活动，只去相信社会上凭个别现象而做出的臆测，便不会产生如此强烈的感触。
我决定加入这个组织，而且在我的思想中自己已经是这个组织的人了，因此在他们表决问题时，因为自己坚决拥护他们的决定也举了手。硕士提醒我，你还没有加入组织，所以你这一票还不能算数。
我说，我不仅坚决支持拥护你们，而且我决定捐助一百万。
真诚而又大胆的决定并没有让他们如想象中那样激动，反而因为我的无知惹来他们的一阵嘲笑。硕士严肃而又认真地告诉我，同志们交的钱是党费，是自愿向党尽的义务，在你没有加入组织前，我们不会收你的钱。
但我还是想为这个自己也想加入的组织做点什么，便根据硕士的建议，为这个组织捐建了一个标准绝不低于董事长办公室标准的活动室，而且按照当初的诺言划拨了一百万，他们用这一百万建了一个图书阅览室，反而成了公司职工的培训基地。
没想到，这一举动居然引起了县委书记的兴趣，某个晚饭后，他只身来到了我们公司。这可是第一位因为非物质利益关系来到我们公司的县级领导，激动之余，我当即向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却随即转交给了闻讯赶来的硕士，轻声说，申请书要交给支部书记。硕士居然是支部书记，而且是经过县委备案的。听得出来，县委书记的声音是兴奋的充满成就感的。
随后，我开始一丝不苟地去听党课，视野渐渐开阔起来，许多困惑随之而解，硕士为我诊断的病症再也没有犯过。
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儿——县委书记非要调走硕士，我自是坚决不肯，硕士同样不情愿，但书记说，这是组织决定。
硕士只好走了，去做了分管工业的副县长。书记当然也没有违背诺言，硕士走后的第二天便给我派了一位新支书，但他告诉我，早晚有一天会任命我自己做支书。
新支书是位经济学学士，工作跟硕士一样扎实。
离我们上市的目标越来越近了，县委书记也调走了，新来的书记对我们同样重视。
（二）
更新时间2010125 6：46：34 字数：13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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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说，回到十年前，说起是非标准，我能够清晰地告诉你，现在真的模糊了。模糊归模糊，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这杆秤就是是非标准。
我们的目标当然就是要找这杆秤，但要找这杆秤必不可以忽视了过去——十年，毕竟不是个简单的概念，凡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感觉：过去的十年即使再坎坷也总象弹指一挥间的事儿，今后的十年似乎只有一帆风顺的人才不会觉得漫长，但永远的一帆风顺是不存在的。
过去十年发生的事儿叫做故事，而今后十年发生的事儿只能是猜测，因为故事总要比猜测更清晰，所以故事总会影响到猜测。
不必做猜测，只要耐心地咂摸这些故事，应该不难体会到复杂至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是非标准的悄然变化。
相信兄弟们通过前面的讲述已经了解了我，实事求是地说，自考取民办教师直至做副校长的这段时间里，我的标准跟多数同行一样还是明确的。
那个时候，民办和公办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差距多是因为本人的学业或者当时普遍为社会所承认的从父辈那里接班转换身份而形成的，而且民办教师的待遇也略高于普通农民，并且逐步看到了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而转正的希望，同时因为教师从事的是脑力劳动，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的，因此无论民办教师还是普通农民对于这种差距从心理上还是能够接受的，尤其是象我这种凭自己成绩的情况，由于受当时招生数量的限制，毕竟属于少数，人们只有羡慕的份儿。
当时的我虽经历过一些挫折，也曾因为不公而忿忿不平，但踏入师范学院之后，免费吃着农村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的饭菜，感恩很快就冲散了委屈。
毕业的时候，不少同学被分配到了县城的学校，条件虽好了些，却远不如同等工资待遇的农村学校来得实惠——不仅离家近、消费低，而且那时候的乡村中学公办教师少，三两年总能混个校长主任干干，还享受着学生家长轮番管饭的待遇。
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国人古来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管先生饭的规格是最高的，通常要超过过年的水平，先生却只需付每天一角钱的饭费，即使这一角钱也不过是个象征，更多的人把管饭当成了一项义务而少有人去关注这一角钱的饭费。
总的来说，当时的现实是既存在差距又让人感到公平，因为公平而感恩而充满希望。因为希望和感恩，唯一的价值观念便是追求业绩，教师的业绩便是学生的成绩，量化而具体，所以做教师被公认为是最具有成就感的职业。
差距是不公平感产生的根源，而市场经济必然要产生差距：到我做副校长那年，在与所有的民办教师都转成了公办工资成倍增长的同时，周围人的生活都有了明显改善，甚至奇迹般地冒出了不少志得意满的暴发户。
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善对比，对比的结果无疑正一点儿一点儿地吞噬掉他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优越感。——如果说这些生活优越的暴发户能够有一些比如学业上的突出表现，内心的道德力量或许还能够抑制因不公平而造成的严重心理失衡，但残酷的现实恰恰是这些极为牛气的暴发户往往并非学业上的佼佼者，只要头脑灵活或者能够攀上一二个过得硬的关系，即使那些在学业上曾经普遍被人瞧不上的人也照样能做。
与之相反，几年后的地方政府的钱突然间一下子变少了似的，逐步开始出现了不能足额发放甚至拖欠工资的问题，不要说那些暴发户，即使与县城里的那些同样在牢骚满腹的同行们相比，也足以加剧内心的不公平：他们不仅工作生活环境明显优于乡村，工资标准虽同样不足却明显高于乡村且能够按时发放，仅住房制度改革时理所当然地享受到的一套福利分房便足以让乡村教师为之奋斗一辈子。这便是现实，即使不被人注意，仍旧客观地存在着。
我们没有必要过多地关注差距，不妨正视一下我们学校面对差距的三类表现：一类是想方设法托关系甚至于求爷爷告奶奶调离了教育系统，一部分从了政，一部分去了供销、粮食、物资等当时最为热门的行业。从政的那部分有的很快就提拔了，“春风得意马蹄轻”；有的则止步于一般科员，终日里满腹牢骚，象是谁欠了他三百钱似的。即使这样，也算是好的，而去热门行业的那部分则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