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这绝对是他所不能容忍的，现在虽已不同于前些年了，但还是让他感到了不快。一有不快就甩脸子，当官的都这熊样。
有什么事吗？他故意拉长了腔调，不友好地连问了三遍，见她故作迟疑地不肯说，立时就恼了，充什么正经？有屁快放，没屁就滚，我还等着开会呢。
开个屁会！她居然敢嘴里不屑地顶撞着他，忽地站起来，要挟道，现有一要事儿，要是不愿听，我立马就走。说走，她果真就走。
他忙喊住了她，但仍没好气地问，什么事儿？
答，他们正在大队长家商量营救老蔫儿的事儿呢，说是要去公社把人给抢回来。
怨不得都不来开会呢，真他妈的反了，他火了，自重又夺回帅印便经常火，不是他愿火，而是确有太多让他发火的事儿。火也白火，到头来还是没人来开会，更没人来汇报，而且是连续的一直都如此。他站起来又坐下，去公社告发的念头一瞬间就变了：他才不怕他们闹哩，都闹进去才好呢。心里有了底，态度便柔和起来，便招呼婆娘给王婆倒茶。
王婆一脸的受宠若惊，连说自己来，就主动自己倒了茶喝着。
他灵机一动便说，好，有觉悟，有觉悟的人之间要互通有无。
王婆自是个见了梯子就要上的人，尽力巴结着他，虽有些结结巴巴但还是准确无误地表明了自己想当村妇女主任的意思。
他没做犹豫就应了，他一贯坚持在自己下属面前必须要保持必要的风度，他显已把她当成了村里的妇女主任。
正说着，自己刚换好的窗户玻璃又被石块砸碎了，紧接着又有石块冒进来，不偏不倚正落在饭桌中央的汤碗里，碎了碗，菜汁溅了旁边的人一身。
类似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先是门上被贴了烧纸，后又墙上被糊满了黄腻腻脏兮兮令人作呕的屎，再后来便是这种无休止的袭击。
孰可忍孰不可忍，他找来了公安助理员，助理员背着大匣子炮在村里转了几十圈终也没能查出捣鬼者，反害得他好酒好肉赔了好几桌。吃了人家的，总要对人有所交待，助理员便无可奈何地说，捣鬼者还是您自己找吧，只要找到了，一定严惩不怠。
扯你妈的鸟蛋，我要能自己找，找你来干什么？心里骂归骂，脸上可还得笑，嘴里也连连道着“麻烦”，捣鬼者他妈的当然也得自己找。
他便成宿地不睡觉准备抓人，可人总有犯困的时候，刚一迷糊，袭击又来了。忙不迭地抡上铁锨就赶了出去，人早已没了影儿。实在找不出捣鬼者，又无处发作，便只有疯骂。
到后来，他在副书记的帮助下搬到了公社去开饭店，提起当时的情景心里仍止不住打怵。当然，他去开饭店并非为此，而是因为他实在干不了庄稼活儿，这种情况也早在老蔫儿的严令下消失了。
闲话少说，但说以后接连的几天，他仍没能开成会，当然也没能象自己期望的那样闹出事儿来。他便亲自上门逐个去找那些曾经对自己俯首贴耳的下属，却根本见不着人影，甚至连自己想探听一点儿消息的愿望都无法实现。王婆要官儿的事儿倒是提醒了他，离了胡屠夫还能吃不上猪肉？他决定换干部，因为凭自己多年的经验，他认为问题肯定出在这些人身上。
人又不是没有，村里三条腿的蛤蟆找不着，两条腿的人还不有的是？他愤愤地想着，当然也极容易地得到了副书记的批准。但转眼就过了半月的时间，不要说副书记交代的任务，连干部也没能换成，便传言老蔫儿就要被放回来了。
传言不假，原因是去省城开会的党委书记回来了，他传达了上级的会议精神，并决定撤销副书记代表公社党委所做出的错误决定，老蔫儿理所当然地又成了我们村的支书。据说，党委书记动了情，他当着那么多领导的面给老蔫儿连鞠了三躬，说了许多道歉的话。
这是多大的面子啊，老蔫儿显是被搞懵了，他还没有完全从戴上手铐的阴影里解脱出来，便也跟着连连鞠躬，嘴里则含混不清地连说“政府宽大”。
我真混啊，后来提及那天的情景，老蔫儿就懊悔不已，连连这样骂自己，但他又辩解道，我再也不想坐牢了。
英雄再也不会了。党委书记笑吟吟地安慰着，竟用了“英雄”这个词儿，那不大的声音却多少年都铿锵有力地回荡在老蔫儿的耳边。
老蔫儿回村的那天可风光了，敲着锣打着鼓，几乎是被村里人抬回来的。这说明大队长他们这些天去省城的告状没白费，倒不如说是赶上了好机会，正碰上中央有了关于承包的意见。
之后，老蔫儿被派出去四处作报告。他突然变得结巴起来，结结巴巴地念着讲话稿。讲话稿虽不是自己写的，但要把自己念成英雄，还是让人难堪。最后，他脱了稿，脱了稿便不再结巴，他说，我远没有稿子里写的那么好，我做那些事儿的时候，也没有想那么多，只是听了我娘的话，要多为大伙着想，就那么做了。老蔫儿赢得了掌声，脸红得象上了色。
在这段四处念稿子的日子里，老蔫儿的理论水平当真提高得很快，他觉得党讲的才真正那么有根有据让人信服，便因为自己时常涌起的自鸣得意而惭愧。老蔫儿便决定，一定要为大伙多想事多做事。
因此，老蔫儿在此后的许多年里年年都被评为公社、乡、镇、县的优秀**员，在村里的威望也渐渐达到了顶峰：只要老蔫儿说过的话，村里的大人孩子都要一体地去遵守执行；逢有老蔫儿感冒了咳嗽一声，便会有人误以为自己犯了错赶紧上门去赔礼道歉；有的独门小户甚至给老蔫儿塑了像跟毛主席他老人家并排放到了一起，老蔫儿便发了火，咒我早死啊，即使我死了，也是不敢跟老人家并列的。老蔫儿对老人家最有感情，就象村里人对老蔫儿一样，这时的老蔫儿已完全变成了一个标准，因为他代表着大伙儿。
人在平凡的时候，或许还觉不出他的与众不同，而一旦成了英雄，只要关于他的即使最普通的事儿，也会变得那么与众不同，因为他时时处处都备受关注。譬如刘老蔫儿从不接受村里人吃请这事儿，在他没有成为英雄之前，就象一阵风吹过，没人会在意，至多偶尔地会想到“这人是有点儿怪”，但待他成为英雄之后便成了村里人的头等大事。因为我们村里有这样一个习俗：无论哪家有了丧亡喜事，除了近亲之外，必得遍邀乡邻好友。
我曾暗自揣摸过，目的大致有两个：一是显示主人的脸面，谁邀的客人最多谁就最有脸面，若是被邀的人当中能多有几位风光场面的人物，便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儿了；一是若一起聚过了，便有了渊源，日后自应相互照应。
而对于被邀的人来说，虽然要去随份子，也就是人后来常说的那种罚款单，但还是要感到荣幸，至少体现了自己与主人的与众不同，而且农村的随份子与罚款单还有不同：只要你随了份子，人家就会牢牢记住，待你有事的时候，人家必定会去的，而且份子绝不会小于你当初的，否则便欠了人情，人情在农村最压人。
当然也有例外，便是村官，村官多不需随份子，只要肯到场便足以让主人脸面大增——人家是不白吃的，不要怕吃，吃了就会嘴短，谁还能永远不用着谁？对于老蔫儿来说，更是例外中的例外了，更多的则包含了敬重的意思。
老蔫儿却偏与那些热情备至的其他村官不同，偏不喜欢那种见了谁都要笑的人声鼎沸的喝多了便东倒西歪左碰右溅的热闹。但他照样随份子，而且从不图人回报，他说，咱还是不去的好，咱去了，人家该凑合的就不好凑合了。
无论如何，主人心里必都是不乐意的，但因为他对谁都一样，村里人慢慢地就理解了他，逢有这种情况反而会主动地替他圆场，说他这人就这样，其中包含了多少的理解和信任。
但是，人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而且这种变化不是那种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的泾渭分明的变化，而是一个逐步的累积的渐进过程。
关于英雄老蔫儿的变化，虽然我们已经知道了最终的结局，但绝不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好”与“坏”来评价，应该从他的经历中去细细地咂摸：虽然他力主分光了集体的财产，但辛辛苦苦地积攒了这么多年就这么一下子分光了，他一时间还真的不适应，尤其是，看着“小瘪三”们兴高采烈地忙着往各自的家里搬东西，他感觉心里在隐隐地做疼，他怕自己立时就要后悔，便跑回家里用被子蒙住了头企图睡觉。
所谓的“小瘪三”是他从电影里学来的新名词，突然间就蹦出来用到了村里人身上，这是他第一次这样称呼他们。他也是村民，但他是管村民的村民，与他们毕竟不同。别提了，一提到他们，他就心烦，心烦意乱又怎么能够睡得下？
或许这就是现实，更严峻的现实还在后头。——人明显变得难管起来，或许人的欲望就是一个怪物：饿肚皮的时候，只想着吃饱就好了；吃饱了肚子，又想着赚钱、赚更多的钱；赚了钱，就不再服管教，只要与利益无关就没人愿沾边，甚至连他召集的干部会也少有人齐的时候，更不用说象过去那样经常有人请示汇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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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呢？他想到了被自己长期忽视了的宣传教育，便别出心裁地把村里的大喇叭挪到了自己家里：早晨五点准时念昨日报纸上的重要新闻，中午十二点重点讲村里的好人好事，晚上则先是放音乐后来便临场发挥讲一些在他看来极为重要或许并没有多少人去关注的明日工作安排。
对于老蔫儿的做法，村里人先是感到新鲜，渐渐地便因为他经常扰了自己的清梦而要命地烦。且不多说村里人的“烦”，单说问题正出在了这广播上，某一天，老蔫儿忘了关机，就传出了老蔫儿和婆娘斗嘴的声音，之后便是他死皮赖脸地要跟婆娘干好事而婆娘以来了客人为由死活不同意最终被老蔫儿霸王硬上弓的时长时短的吆喝声。
原来英雄也象凡人一样！只一个愣怔，人们仿佛明白了什么，虽然嘴上不说，但都开始避讳。不要说村里人，因为这事儿，连婆娘都在跟他闹别扭，睡觉总给他一个冷脊梁。老蔫儿的那种被冷落了的感觉无疑再次突兀出来，为此，广播破例停办了好长一段时间，让人觉得怪怪的少了什么似地不习惯。
但丝毫用不着去怀疑老蔫儿的耐性，因为广播总还有开播的那一天，而且重又开播后，不仅更固执，持续了足足有十几年，内容也更加花样翻新，连老蔫儿醉酒骂人死命劝酒甚至跟婆娘大打出手有时也能传出。这当然都是后话，我们现在只说老蔫儿决不会任其发展，他决定深入到群众中去。
深入群众也必须有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的选择应该就是老蔫儿全面变化的开始，因为他选择的切入点便是他最不善的喝酒。所以，他破了已坚持多年的不接受吃请的规矩，逢请必到，绝不放过任何一次吃酒的机会。
问题是现如今的吃请明显少了，不过，别担心，他有办法：请的好说，不请？找上门去。象他这种身份的人找上门来，自不能撵，而且还必须客套。只要有客套就好说，哪管真的还是虚情假意，坐下便象到了自己家里。他酒量不大，逢喝必醉，醉了就骂人。
刚开始，村里人还能接受，认为这便是实在——人谁没有缺点？缺点在人能够接受的程度内，便算不得缺点。一个人若是没有缺点还算得上人吗？不过，短时间如此还行，时间长了，就不是这么回事儿了。
在这里，我们且不管这些，只说或许由于切入点选择的准确，老蔫儿显然很容易就找到了问题的症结：缺钱！他领导的村集体不能没有钱，只要有了钱，不怕“小瘪三”们发狂。
再说了，别看他们发狂，离了他所领导的村集体还真不行，远的先不说，只说推广化肥那事儿，任你喊破了嗓子，就是没人肯用，还说什么就这么些白不拉几的东西怎么能抵得上用了几千年的人粪尿呢？老蔫儿也不信，但他不象他们那么短见，尝试着用一下又怎样？肯定死不了人。所以，只有他一人用了，其他人则全部扔到了水道上。结果，来年只有他的和水道边上的粮食喜获丰收，村里人才认识到这白不拉几的东西还当真管用。
这是老蔫儿最有说服力的一条经验，经验有了，当然还得有机会，机会说来就来了：先是天大旱，后又地大涝，巨大的损失让发狂的“小瘪三”不得不重又想到了老蔫儿和他所领导的村集体。
带领大伙解决了旱涝问题之后，“小瘪三”们便又开始围拢到他刘老蔫儿的身边，尽管他破例每人加了一百元的提留。农民是狭隘的，正是因为缺少了组织，而要有效地组织他们，村集体就必须有钱。这是他在加收一百元提留款的过程中从有的农户几乎割肉的疼里得出的结论。
集体就不能有钱吗？为什么非要跟他们去要？掌握了政策难道便不是掌握了财富吗？他的认识无疑还在提高：单干让农民吃饱了肚子，但农民吃饱了肚子就容易满足，满足了就不能接受新思想，不能接受新思想就会止步不前，止步不前就是倒退，倒退必落后。总算想通了，老蔫儿便决定办企业。
由于缺少经验，所以只能从最简单自己最熟悉的做起——办编织厂，于是必须收回野棉槐条子的承包经营权。——编制这门曾经让村里人首先解决了零花钱的手艺，已渐渐地被更多的人放弃了，靠向少数脑瓜灵活技艺精巧者出卖条子来赚取少量的金钱，而后者则利用自己的优势大量地赚取利润。如此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差距，有了差距就会产生嫉妒，嫉妒是最大的不和谐，或者说是产生不和谐的根源。
老蔫儿的决定一作出，立即有多数人支持，少数人反对，完全不是前些年的那种众口一词地支持和反对了。只要有多数人的支持，少数人的反对再激烈，也抗不过集体，不需去强迫，没有了条子，不怕你不乖乖地放弃。
办了厂就有了钱，但老蔫儿在钱上不贪，他从编织厂当年就有的十五万利润中拿出五万给村里人分了，多数人一合计，都感多于卖条子，更加扯起了拥护老蔫儿的大旗。
还有，有了钱，老蔫儿就不用再担心邻村支书之间的相互请吃，于是应酬便多，渐渐地就又不再参加村里人的闲吃闲喝。
在更有档次的应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