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言不必细说，只说我先是到厂部打杂儿，那时候地方上的车还不多，司机更是稀少，弥勒佛迫不及待地买回专车时，适逢他妻侄小赵公款学车未成，车又不能不开，我便成了弥勒佛的专职司机。
说是专车，不过是辆客货两用车，更多承担的是厂里的运输任务，买车的时候打的也是这个旗号，但弥勒佛很快便离不开了，只要指示财务科到外面租车拉货，车便成了厂部的专用车，鉴于二掌柜的教训，其他副厂长自是无人敢坐，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专车。
由于车少，做司机肯定会有不少好处，在这里完全没有必要去唠叨那些代人捎带之类而获得的感谢和酬劳，只说连那些科长们甚至副厂长都会尽力巴结你，他们当然不会仅为了捎带之类的小事，老板的动态自该是他们最关心的事儿：或让我替他们多美言几句，或让我替他们顺便送一些不入流的小礼物，或探听老板的喜好和行踪借以炫耀自己与老板的关系如何如何紧密。
至此，我才真正理解了弥勒佛的苦衷和他向我提出的“腿要勤嘴要严心要明”的九字真言，因心里渐生厌恶，便或言辞模糊或故意端起架子或恶作剧地故弄玄虚或干脆把他们送给老板的礼物弄回家去，当然尽是些不值得追究的小礼物，大礼物他们不会通过我。之所以敢这么做，主要来自于我对弥勒佛的深入了解，而且除非他批准决不允许我为他代收礼物。
某一次，我实在经不住办公室主任这个名义上的顶头上司的软硬兼施便勉强为他代收了两箱蜜橘，他声色俱厉地训斥了我并严令我退回去。我无奈，只好去找办公室主任，主任拒不收回让我再想想办法，我便把两箱蜜橘弄回家总算万事大吉。不久，办公室主任即调去车间做了副主任。
因此，我自是要竭力地巴结他、逢迎他、极力维护着他的尊严。到后来我才明白，那是因为他还信不过我，对我随时都保持着莫名其妙地警惕。
这个社会有时候真是操蛋，跟领导近了便不易与同事相处，连哈巴狗之类的词他们也说得出口，尽管或许他们比谁都哈巴。——我们宿舍共有八个人住上下铺，他们不仅很少叠被子，而且似乎在比赛，仿佛越乱越有本事，好在他们多数只是占着床位很少来住，偶尔住齐一次也不过为了领取厂里鸡蛋、面条、水果之类尽管数量不大却常有的福利。
我实在看不惯他们的作派，却必须融入他们，因为与领导的关系即使再紧密还是与他们相处的时间多，我无法忍受这更多时间的寂寞。
但我发现自己极难融入他们，倒不是因为我看不惯他们，而是因为我特殊的身份让他们把我当成了另类。无论我如何不惜自尊地去讨好他们，他们都无动于衷，见了面至多不冷不热地哼哈两声也算是打了招呼，最尴尬的还是我的出现常常能让热烈的争论警惕地嘎然而止。
为了尽快融入他们，我故意扯乱了自己的被子装作邋遢不堪，他们的脸色稍霁了些，但仍不见有丝毫的表示，直到我杜撰了一个弥勒佛乱搞男女关系的故事，他们才对我热络起来。
极端地自相矛盾！！！那时的我，为了挣得弥勒佛的好印象，常常早起洗脸刮胡刷牙梳头洗至多不超过两天便换洗一次的衬衣，然后干净利落地开车去接弥勒佛，心甘情愿却又要在同事面前违心地说成活受罪。
他们仿佛理解了我，在我面前说话才变得肆无忌惮起来：他们常偷着把厂里的东西弄回家，却又要嫌弥勒佛管得不严；迫不及待地去领取厂里发放的福利，还要怨恨弥勒佛或许从中得了好处；还有说女人，只要逮住了目标，非要把她的每一个零部件都研究透不可，脸、脖子、胸、腿、头发、五官……渐渐地便会产生关于做爱的感觉、名花最后插到哪泡牛粪上、生过孩子又会如何的联想，并因为联想而常常引发激烈的争论；甚至有人会破天荒地提出假想，如果所有的人同时把尿撒向某个曾侵略过我们的小国，到底能不能造成涝灾等等。
这是年龄层次不等的一群，都结了婚，又绝超不过中年，据说其中的某位相中了一已婚女人的身材，因担心其遭色狼所伤，便于晚班后悄悄做起了护花使者，直到人家误以为遇上了恶人大喊大叫抓流氓才不得不开溜终止了自己的义举。他们，后来都成了我过命的朋友。
再说由于我不屑地努力，弥勒佛终于肯给我信任了，他开始让我把一些拿到厂里财务无法报销的费用藏到车辆维修和燃油费里，在我提醒他此项费用过高后，他又让我造了一些撞了张三家的牛压了李四家的猪之类的单据拿去报销。难道这便是信任？虽有些想不通，但我还是按他的要求做了。
天地良心，因为我自以为理解他所说的现在社会办事不易的理由而更加盲目地理解他，尽管后来听说这些钱都被用在了他赶“找小姐”的时髦上而让我反胃，但在当时我绝没有谋取一丝一毫的私利。
他却分明在怀疑我，我认为，这不单纯因为他或许听说了我那些对他不利的话，而主要是因为他的那个致命的弱点：容不得别人犯半点错误，说白了，就是气量太小，只要他看不顺眼的人，他总会给你挑出一些毛病让你麻烦不断，而且长期做一把手的经历让他根本无法顾及到下面人的感受。
我们的矛盾由此开始了——我赶在春节前请假已让他甚是不满，我能理解，春节正是厂里忙跑关系用车最多的时候，但我莫名其妙地非要请假去探望战友的父母。因为得知了刘嫂的死讯，他勉强应允的假期显然超了几天，不难想象他火冒三丈的愤怒和我已糟糕到了不可理喻程度的情绪，因为情绪，我开着厂里新买的桑塔纳轧坏了王姐的自行车。
他居然不问青红皂白便当众训斥了我，而且容不得我有任何地辩解，只粗暴地要我个人赔偿王姐，搞得几位副厂长都捂着下巴装牙疼。因为羞愧，我原准备接受任何处理，但他的处理显然已激起了我的逆反，虽然我接受了处理，我不服却也是个事实。
事情的发展让我们必须要再次提及王姐了，因为当我把二百元赔偿交给她时，她坚决拒绝了，必是因为弥勒佛的处理意见早已不知被哪位副厂长悄悄透了出来而传得沸沸扬扬，惹得同宿舍的人都在为我愤愤不平，甚至开始有人讥笑我的忠诚为软弱。
自弥勒佛从政府部门调到厂里，厂里素有炒作之风，芝麻粒儿大小的事儿往往也能被夸大成西瓜。于是便有专事刺探消息者，而具有相当级别的高层则因心怀鬼胎常以说漏了嘴为由甘当信息源。所以，该保密的保不住密，不该保密的又常常故弄玄虚，弥勒佛却美其名曰：以静制动，乱中取栗。
这便是当时必要的背景，即使这样的背景，王姐的态度还是让我意外，再三要赔，她说，如果实在要赔的话，便给我十元钱的维修费好了，省得日后总难为情。说着，怕我不信似地指了指车棚里那辆更加破旧的自行车。
后来我才听说，那正是王姐最需要钱的时候，而其时的我虽不缺钱，但因决定给战友的父母寄钱，手头也不宽裕，便给了她十元钱了事。
这便是我与王姐的第一次正面接触，也是我入狱前唯一的一次接触，虽然她也是我们宿舍最早关注的女人之一。
她的大度确让我折服，不仅体现于这一次，更体现于我出狱后她对我的救助。那一阵子，由于父母双亡，我彻底失去了依靠，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自是没什么脸面可言。
上面所说的，如果非要拉倒脸面上也没什么不妥，脸面就这样广泛地存在于人的生活之中。但要说让我真正感受到脸面的极端重要性并激发我不择手段去谋求脸面的事件，还是蓝毛被抓的那一次。
那时，我还刚刚起步，员工不足五人，公司的进项远没有出项来得快，我们甚至没有一间象样的办公室，公司的办公会议常选在公园或广场的角落召开，所认识的人都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连一个能够帮着沟通联络的人也找不出。唯一不缺的，只有兄弟们的信心和热情，他们强烈要求由我出面立即前去营救蓝毛。
就这样凭着一腔热情，我们来到了公安派出所的大门口。门卫爱搭不理地问，找谁？
我躬了躬腰老老实实地答，找所长。
门卫僵硬的脸总算有了丝热气但仍生硬地问，预约了吗？
我答，没有。
他举起电话，那，你先给他打个电话吧。
我哪里知道什么鸟所长的什么鸟电话，自是破绽百出被顶了回来。兄弟们对这样的结局进行了认真地分析研究，认为须得把我包装一番。
如何包装呢？首先得有个身份，总经理吗？太小，不如董事长大，就叫做董事长吧。公司倒是现成的，但如何定名呢？讨债公司？不行，太露骨，商贸最时髦，不妨叫商贸股份有限公司吧，再冠以新人类三个字，既体现了公司的宗旨又不致让人瞧不起。
还有，董事长必得有一副行头，这事只有靠胡子了。胡子是出了名的“三只手”，生得没有一点儿能够惹人注目的地方，他能够在瞬息间或暴怒不已或温顺如猫或慈祥的如一尊佛，只要相中了的东西顷刻间就能手到擒来。公司成立之初，虽然我们已有了坚决不再干明显违法的事情的约法，事急权且再试一把，但事后须得再设法退还给失主。
第二天，我们便坐着胡子弄来的桑塔纳2000又去了派出所。我西装革履戴着墨镜便是董事长；胡子身着港衫提了盛着王姐东拼西凑来的一万块钱和几包“软中华”的真皮公文包便是董事长秘书；长发和秃头则故意把名牌西装的扣子系错了位便是董事长的保镖，虽经胡子多次提醒，多次进局子的经历仍使他们的两腿打颤。
果然，当胡子把印有新人类商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赵晓晨的名片递上时，门卫恭顺多了，当即就为我们开了大门，胡子又故作潇洒地把那包兄弟们开了封争相尝了一根的“软中华”甩给了他，喜得他在我们离开时仍频频地向我们招手示意。
所长的办公室宽大却因沙发的无序排列而显得拥挤，他正躺在宽大的老板桌后面的转椅上看中央某台全国时装模特大奖赛泳装的现场直播。他肥肥的两腮的肌肉明显垂了下来，估计不会超过一米七零的个子，胡子操着港音连喊了几遍也没能把他的眼睛从窈窕的女模特身上喊回来，而且显然因为有人打扰了兴致而甚是不满，冷冰冰地问，有事吗？
废话，没事来干嘛？但胡子却快走两步递上了我的名片，而我则捅了捅被名模所吸引暂时忘掉了紧张而原形毕露的秃头和长发。
新人类商贸公司？他轻轻挠着头自语着，显是闹不清何时又冒出这样一个公司。
胡子操着港音解释说，我们是新开办的啦，有一个兄弟被所长老板的部下抓啦，看怎么样办啦。
必是顾及到外事影响，他眼睛终于肯从电视屏幕上移过来，逐一从我们四人的身上滑过，最后在我的身上停下来点了点头，语气变得颇友好地问，你是老板，犯的什么事？
他的眼光好毒啊，我不仅打了个冷颤，浑身不自在地同样点了点头，而我的两位所谓保镖则紧张得如同两根木头，却误打误撞正应了保镖的模样。总算胡子见机得快，他指了指自己的嗓子说道，我们老板的嗓子，得病啦，我们的兄弟玩小姐啦，在香港是不犯法的啦。
他严肃地说，这是在中国大陆，不是在香港，交罚款吧，一万元人民币。怕我们听不懂似的又强调了一下，便自抽屉里掏出了一本搓揉得已卷了起来的单子。
钱是没问题的啦，能不能优惠一点点的啦？胡子拍了拍手中的公文包，适时地掏出两包“软中华”递过去，近乎献媚地问道。
他用手轻轻地推了推，翻了翻原是白眼珠多于黑眼珠的眼珠儿斜视了我们一眼，象最后下了决心似的说，好吧，照顾你们一点儿，五千元人民币，再没有余地了。
事后，我们才了解到，此类案子罚款的上限便是五千元。蓝毛总算救出来了，四个人身上却都惊出了一身冷汗。
因此，在我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二十万元之后，便全部交给了蓝毛和胡子去打理关系。
2
可过了约摸半个月的光景，仍迟迟不见他们有什么行动，便追问他们进展如何，却不料两人一脸愁苦满腹委屈，无从着手呀，老大，我们俩先是各自去想，人员、范围、从哪入手，倒是有了个大致眉目，可后来两人一碰头经互相提醒竟又犯起糊涂来，商量来商量去就是理不出头绪，咳，实在无计可施。
我知道，两人素喜互相辩驳很难形成统一意见，而两人一旦达成一致，必严丝合缝无懈可击。面对二十万巨款，两人准是又绕进了死胡同，便启发道，区区二十万不足挂齿，花掉了等于没挣，你们俩不必想得太过复杂，凡事只要开了头就不难了，不妨从最常见的事想起。
吃！两人突然击了一下掌，异口同声地喊着，算是终于达成了一致，这是他们久已形成的习惯。
虽说民以食为天，吃却最不易，这个“吃”当然不是胡乱地自己混吃，而是要请人吃，首先得有人肯吃。
别不信，叫花子请吃肯定请不到市长，这里面也有讲究，就象政治家所说的官，讲究层次。蓝毛和胡子所能请到的，自然尽是些公安的联防队员。
不要小瞧了他们，凡是人，只要还在这个社会上存在便有他独到的作用，象我们这种经常有纠纷的活儿还真的离不了他们的照顾，他们虽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明里暗里都能帮你，又不是那种一言九鼎式人物所能取代的，而且这帮人也容易打发，只要“一桌酒席两条劣质烟”就能乐得屁颠屁颠的。
不过，这帮人必须得有一言九鼎式的人物镇，否则必会疯狂起来，而我们当时最缺的恰是能镇他们的人。
还是要利用他们，这也是别无办法的办法，有了他们便不愁没有所长指导之类的相对分量较重的人物参加，一个理儿，慢慢地就会有副局长局长，因为他们无疑也希望他们的上司能参加他们的局，而他们的上司因为平易近人的需要，只要邀请的次数多，必会半推半就地应承，我们不需要太多，只要一次就足够了。
这实在是一条太长的战线，蓝毛和胡子变着法儿折腾了两个月，钱花出去不到二万，以酒缸自诩的两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