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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村支书刘老蔫儿除了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到处开会之外，对村里的事一概不管不问，之后又称病不出。
村民们也乐得不再去理他，便纷纷涌到我家里，有想建房的有想动员儿媳生二胎的有儿女不养老的也有承包地被邻居挤占的还有因子女不听话想要送去当兵教育的更有张三吐痰沾到了李四鞋上李四出手打了张三等等诸如此类看起来不大却甚是棘手的事儿一古脑全推到了我的面前，而且非要讨个说法不可。
在他们看来，只要当了官就会变得孙猴子一样手段无穷起来，着实搞得我头昏脑涨苦不堪言，幸赖各大族长的帮忙，我才稍稍得以清闲了些。
刘老蔫儿有一族人素不喜与之往来，他便长期压着族人的建房申请不予报批，经族长会议审议，其确属住房困难户，我便决定优先为之报批，但到刘老蔫儿家盖章时被他一口回绝了，我与之理论，他虽找不出任何借口却就是不给盖章，后族人又去找他闹，他直挺挺躺倒床上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
在这里，有必要交待一下：刘老蔫儿做村支书三十年，从来都把公章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他常说这公章就象早年间皇帝老子的玉玺一样，丢了玉玺便丢了江山。因此，他谁也不信，用橡木定做了一个精致的小盒子亲自保管，用时小心翼翼地取出，用后再小心翼翼地放回锁好，几十年如一日。
换届前，他便悄悄地把公章拿回家藏到了一个无人能找得到的地方，扬言不怕小子们发狂，看有谁离了老汉能蹦跶得了几天。
没有公章确有不少事不好办，我只好去求管区主任帮忙，主任整整做了他三天工作，他嘴里愣是没有吐露半个字。
镇里有位副书记甚是牛气，颇感不服，可找了他一天却连个影子也没见到，有人反映他反锁着门在家里睡觉，但任你喊破了嗓子只无人应声。副书记大怒，调了不少司法人员参与，但见不到人影任你有天大的本事，副书记灰溜溜地只有作罢。
最终还是由夏雨这个小女子从家里偷了出来，气得他狂喷鲜血，自此便萎靡不振，逢人就说，旗倒了，小丫头卖主求荣，帅府盗走了帅印。
据夏雨说，刘老蔫儿把盛公章的小盒子用厚厚的塑料纸包着藏到了老鼠洞里，她总算找到时，塑料纸已被老鼠咬破了。
管区主任说，象你们村的这种情况还不算最糟糕的，我们第一次开会就掀翻了桌子的那个村，支书和主任互不相让早闹翻了，村委大院也被分为东西两院，东院归支部，西院归村委。东西两院各有各的政策，各有各的招法，支持支部的群众有事去找支部，支持村委的则去找村委，其实这样，两院的无论哪一面都办不了事儿，最后便谁也不找了，只顾我行我素，实在不得了。
我总结了一下，最根本的原因，便是支部长期越权代替村委行使职权已经习惯得如同吃菜需要筷子喝酒需要杯子一样，习惯的惯性使得支部除了越权之外已不知道怎么样去领导村委会；而直选的村委会则强烈要求从支部的越权干预中摆脱出来又不知道该怎样去接受支部的领导。
不过，我相信这种局面不会持久，村委会终归要接受党支部的领导，这是一条根本的原则。据说，县里有关部门已着手研究支部和村委的行为规范，怕是快有依据了。
这位被誉为“八仙”之首的主任居然能讲出如此精辟的道理，不得不令我刮目相看，便紧盯着他听他讲下去，偏他又转变了话题，说，这次的农业税征收任务一定要确保按期完成，现在虽已不是要粮要钱要命的时代了，但能否按期完成镇里派给的税款征收任务绝对仍是考察一个班子的重要标准。
临去时，他再三叮嘱，显是对我的信心不足。
因此，镇里安排农业税征收的会议一散，我便垫交了村里的税款，这是我们村近几年的首次。我的这一做法彻底消除了镇里领导对我的成见，再到镇里开会，连一把手书记也开始请开轿车的我，而不再理会骑破自行车的刘老蔫儿。
能够得到一把手书记的接见并被请客，往往是不少老支书借以炫耀的资本，更何况是我这个还没有过周年的村委会主任呢。书记鼓励我说，把这几年的尾欠也全交了吧。一时间豪情万丈，我竟爽快地答应了，并当即与财政所长办理了转账划拨手续，引得一把手书记醉了酒，紧握着我的手笑个不停。
当时，我并没有太多顾及村里的经济状况，只一味地关注着村里的局势，村里虽有不少的事甚是棘手，却也并非人们所传言的那样难以解决，便隐隐有一股躁热的激情在烘烤着自己，唯觉手脚象被捆绑了似的怎么也无法伸展。
支书换届的时间说到便到了，由于自己不是党员，我便极力向镇里推荐村会计做支书，管区主任犹在不置可否，刘老蔫儿四处活动拉选票的消息倒是先传了过来。
刘老蔫儿虽已长期不理村事，但他宣称决不放弃最后一块阵地，说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最后决斗。死虎犹能伤人，更何况他做了三十年的村支书，据他自己说，他已拥有了党内绝对多数的选票。
对于这些已传得沸沸扬扬的绝对可以称得上可靠情报的消息，管区主任却丝毫不动声色，他似在不经意间就把我入党申请书的时间提前了半年，我摇身一变便成了预备党员从而具备了参加支部大会的资格。我心惴惴总担心被人看穿，而他却稳稳当当地坐到了类似主持人的位置上，坦然自若，谈笑风生。
选举大会那天，刘老蔫儿自是早早就来到了会场，他站到门口，面带微笑地跟每一位到会的党员寒暄，并破例递上自己特意购买的四元一盒的八喜牌香烟，而后彼此心照不宣地笑笑。
人到齐后，他慢慢地踱入会场，朝大家拱了拱手，便志得意满地坐到他那三十年间从未变动过的座位上。
见大家坐好，管区主任习惯地环视了一下会场，只要留心观察便不难发现，那眼睛的余光分别在支书和会计两人的脸上各自停留了一会儿，才声音宏亮地宣布了一个任谁都不可能想到的决定：
根据对我们村支部班子民主评议的结果，镇党委认为，我们村支部班子换届时机尚不够成熟，决定暂不予换届选举。同时，由于村支书刘老蔫儿同志因身体原因长期无法工作，考虑到该同志为我们村做出了杰出贡献，镇党委决定允其光荣退休，免去其村党支部书记职务，村里的全面工作暂由预备党员、村委会主任刘惠民同志负责。
听到这里，会场里霎时寂静了起来，此时即便有一片树叶落下必也会造成人心灵上的强烈震颤。然而，只过了不足一支烟的功夫，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掌声过后，刘老蔫儿已涨得脸红脖子粗，他结结巴巴地反问道，这符合党章的精神吗？
管区主任有些诡秘地说道，刘老蔫儿同志，我必须提醒你，这可是上级党委的决定，你不会连“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一条最基本的组织原则也忘了吧？
老支书刘老蔫儿顺从地低下了头，极不情愿地离开了他坐了三十年象征着我们村最高权力的那把椅子，有些蹒跚地走了，再也没有机会回来。
他去世后，我们根据他的遗愿让他带走了那把椅子，或许在他见到马克思后仍旧可以坐那把椅子。
闲话少说，只说当时看着他缓缓离去的背影，我竟莫名其妙地如释重负，压力的突然减轻，居然会让我茫然无措起来。
管区主任同样也呆了许久才自言自语道，不少失误其实也不能全怪罪到他的身上，单凭他做了这么多年支书仍不够宽裕的这一点儿，他就是一位好同志。照顾好他的生活，是我们的责任。不过，这位同志长期做一把手的经历早已把自己变得如同老牛一样倔强，为人处世不懂得变通，全凭个人喜好，这也是他丧失帅印的根本之所在。我找他谈过多次，可他至今仍认识不到，悲哀啊，我们当力戒之。
对我来说，这一天，无论如何都是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中午，我非要开车拉管区主任去县里最高档的饭店吃饭。他甚是感念，却没有让我叫任何人，人也破天荒变得沉默寡言起来。我极力劝酒，也坚决不肯多饮，边笨拙地啃着螃蟹边问我，想到过这样的结局吗？
我摇了摇头，听他讲下去，他说着已有些动气，你推荐的那个村会计更不是个东西，依我看，连刘老蔫儿也不如，为了这村支书竟然给我送去了二千元，被我当场摔到了脸上。据说，他给副书记也送了，要不是我直接去找了老大，事情还不知要发展成什么样子呢。
我愣了愣，眼前立即浮出村会计见到我和管区主任时的那副不阴不阳尴尬至极的表情，心生厌恶，情绪便变得起伏不定。
他又反过来安慰我，千万别去为自己添负担，我是看你可交才告诉你的，其实，人不可能什么都知道，关键的时候，就得靠朋友。这就是现实，凡事不可能一帆风顺。不过，也别太当真。
就象我这个管区主任，不过是个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拿来混饭吃的差事，依我看，连你们这些村支书也不如：论官位儿，县里省里连他妈的档案都不给存；论经济，不独立；论工作，尽是些扯不长拉不圆的烂事儿。变着法儿整点经费吧，又有人黑地里到领导那里告黑状，如果不是内线透露消息早，真不知要整出什么事儿来。
其实他妈的这些钱还不都用在了领导身上？逢年过节、搬新家、小孩升学结婚、过生日、生病，有哪一样不需要意思？万一有哪一次意思少了意思晚了不整得你服软才怪哩。他妈的，现在这领导就是事儿多，生病也格外多。
终日里小心翼翼还不说，万一遇上哪位领导哪天心情不好，不训你一顿，也要甩你个大长驴脸，让你哭不得笑不得又说不得。所以，那些有门路的会来事儿的都蹭蹭地窜了上去，或者调到了县里。象我这样的，就只有死靠，靠到退休算完了事。
说完，他又给了我六千元的经费单子，分别是饭费、修街拉沙款、纸张等办公用品款各两千元，问我，是不是有点儿多？
仅一次不多，但如此次数多了就多了。心里想着，我没有吭声，默默地把钱点给了他。他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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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别以为我很大手，其实，我从不乱花钱，甚至多少带有那么点儿小气。这是阿惠带给我的弥足珍贵的影响。但我做人有个原则，既然答应了的事便要尽力去做好，而且会一切都围绕着“做好”这个目标。
有一件事，颇值得一提，便是关于农业税款的征收，倒不是我急于收回自己垫付的税款，那时的我已不在乎这俩小钱儿，在我看来，让村民在交款中逐步懂得在享有权力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是任何社会都必须遵守的天经地义的法则，本身便是对村民的教育。
未及开收，各大族长便纷纷找上门来。
按照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的规定，本应在新一届村委会产生后随即选举产生新的村民代表会议对村内事务实行“一事一议”，但我却固执地认为，族长会议制度在我们村更有效，由于它同时兼顾了孤门小户人的利益，所以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和公开性，不仅更便于集中民智民力，而且有利于做好少数人的工作。
在农村，不少问题往往便集中在少数人身上，虽为数不多，却常常搅得工作无法展开。
各大族长所反映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儿，就是村里的农业税征收存有极端的不公平，主要由于刘老蔫儿没有严格执行土地均分政策私自预留近一半的承包地所致。
这些承包地都是村里的优质地，价格在八百元以上，高的甚至达到一千八百元。
他原以为凭这些额外的收入足以应付税费改革后村里的资金困难，不料，麻烦因此而来了：承包地多的认为自己负担过重不肯交；承包地少的则认为地价下降自己地少吃亏不愿交；待要将承包地打乱重分，少地的趁了愿，多地的又考虑到土地的预期收入以合同不到期为由不想调，情绪急躁的甚至跑到刘老蔫儿门前大发虎威。
各大族长由于顾及到各自利益，尽管我再三提醒要跳出原来的圈子去想问题，但他们讨论来讨论去最终却又回到了老路上，各执一词，言辞激烈，一句话，就是村里目前的状况大罗神仙也没法办。
这种情况下，敢于出手就是最好的办法，我果断地表明了自己“用现金找平差距，立即收回重新分配”的态度，并解释说，天底下没有绝对公平的好事，为了今后的公平必须打破现在的不公平，理由就是国家的土地政策，只要有政策就要执行政策，政策是标准，任谁都不能违反。
族长们沉吟了许久，都感别无他法，才勉强达成了一致意见。
农村人都知道，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土地调整是农村最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曾经有位老支书形象地把土地调整比作趟地雷，说即便炸不死至少也要脱层皮。但别无选择，若要有所发展，必须首先解决掉这个拦路虎。这样想着，便不顾管区主任“慎重，慎重，再慎重”的再三告诫，毅然选择了调整。
管区主任正忙于竞争镇计生办主任，自是无暇顾及村里的事儿。他说，镇计生办主任是个享受副局级待遇的职位，如果能够竞争成功，便是我一生最好的归宿了。
他最终没有做成，让我不敢相信的是，后来居然连“片一”也没得做了，重又做起了“片三”。这是闲话，且不细说，只说出于慎重的考虑，我做了周密细致的安排与研究，最后连那些在调整中可能出问题的户都逐一进行了拜访，他们多数受过我的恩惠，自是满口应承。
临近调整时，却仍有一青年人不顾家人的坚决反对跳了出来，气势汹汹地扬言谁要敢动他的地他就要谁的命。青年人叫刘阿虎，论究起来还算是我的本家，他承包了一百多亩土地，是村里有名的种田大户。受他的影响，不少人也因为村会计的计算失误趁机闹了起来。
既然已决定了的事，我不会就此放弃。我耐心地观察了他，除了喜欢玩几把麻将外，他几乎再也没有什么爱好。所以，我一边责成村会计清理账目，一边暗暗地约见了公安派出所的崔所长。
我原本并不主张司法人员介入村内事务，认为不仅不利于解决问题而且易于激化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