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的毫无理智便毫无礼貌地质问，他不仅没有动怒，反而有些可怜地摊了摊手，叹了口气，鼓励我不要泄气，说什么类似这样的机会有的是。废话，一切都是废话，全部都是废话。
我无法听进去，也根本不去听。——肯定是为了安慰我，他说他已向教研组推荐我做教导主任，若是用心干指不定几年后就能够接替他。
教导主任？若在平时，已算是一个诱惑，但岂能与到镇里当干部相比，据说这位优秀**员很快就要上调到临镇去做教研组长。
一时情起，我感觉自己夹了泪，或许为了掩饰自己的软弱，我也说不清自己何以会突然有那么坚定的勇气，只说了句“别假惺惺了”就摔门而去，而且毫不后悔——果如他所说，岂不把我与教导主任置于了仇敌的位置？
不过，当时我却没有如此清醒的认识，只隐隐感到了不妥。这就是我的坚定决心：连“隐隐不妥”也决不放过，于是就有了《背景》中所提及的那段落魄，我显然没有因此而得罪教导主任。
不过，还是应该感谢校长，他必定是因为烦我才推荐我去工作队，却为我创造了机会，要不然，我恐怕至今仍要呆在乏味的教育圈子内，权作他对我的知遇之恩吧。
这就是我第一次做人亲信的经历，深刻的体验无疑给了我至关重要的影响。
显然地，即使没有今天的话题做限制，我们也完全没有必要去做关于我的变化的一些无所谓的重复，只说我事后对其进行了认真地总结——亲信实际上是一次必需要过程的机遇，所谓的过程就是争取与磨合的时间，是机遇或者说成为亲信的最重要的环节，而这个环节的第一步又是人的勇气和选择。
因为金钱固然是人与人之间交往极其重要的载体，或者说金钱能够极大地推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即所谓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应该说在这种以经济为基础的来往中人的感情渐渐地能够变浓变深至亲与信的地步，却仍离不开人的勇气与选择的支撑，首要的自然是人必须要乐得去做，只有有了去做的想法才能够充分地调动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也才能最终去做好。
还有另一层极其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单纯经济上的亲信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经济而结成亲信根本就不应该称之为亲信而只能是因为经济利益而结成的纠缠不清的死党，而且必要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没有背景的人涉世之初恐难以做到。
咱们所说的当然是涉世之初的那种，不仅仅需要以经济为载体，更重要的还是要敢于说谎话敢于搬弄是非而面不改色心不跳以极大地扭曲自己来满足亲信另一主体的需要。
我的失败，恰恰就失误于此。——只要能够有所发现，哪怕是幼稚的不成熟的，我也常常会跟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兴奋不已。
这个总结理所当然地发生于我答应与阿凤结婚并因此而比副课老师更早地调入了乡机关之后，当时的我整个人几乎无一处不透着兴奋，只觉冥冥之中必定有什么东西在主宰着而总能让人苦尽甘来。
我便有这样的长处：兴奋不仅不会抑制自己的思想，反而会更活跃更富创造性。
所以，我才能轻松地感觉出乡机关里比山村小学更加炽烈的亲信之风，就有了这个总结，并迅速地与我那位虽然神秘却极令我崇拜的岳父关于亲信的一些言词结合起来而让自己对于亲信有了更加深刻地认识。
——就象经商必须确立一个目标一样，做人亲信的选择必须要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进行，不能单纯地依据另一主体的表面和现在的职务，必须要有一个全面地把握：
不忽视现在的哪怕已面临退休的领导，这个时候正是他们不遗余力为人的最佳时期，否则，单是他们的余威就足以让你功败垂成。
也不能轻视他们的继任者，即使他（她）现在还不是一把手甚至正落魄，关键地要看潜力，对于这样的潜力者如不能做他（她）的亲信，也绝不能得罪他，切记凡存在都有理由，凡事切不能做绝，必须要给自己留下有朝一日做他（她）亲信的余地。
倘若二者之间果如现实中所通常表现的那样存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则宁肯暂时独享寂寞也绝不可以图一时痛快而介入其中，这个时候往往最能体现人的素质和能力，必要保持等距离地亲近，准确及时地捕捉把握信息，随时注意调整自己，以防陷入图一时便宜而近视的极端，从而影响自己的大局。
前面的讲述中曾提及，人是绝不可以试验的，稍有懈怠就会追悔莫及，更要避免偷鸡不成蚀把米的后果。
在官场上，没有多少诚信可言，且不能因妇人之仁而毁了自己。毁了自己的例子比比皆是就不一一列举了，只说必要谨慎再谨慎，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的常有。
历史上关于这方面的理论与经验教训足以汗牛充栋，可为什么还会有如此多的遗憾甚至悲剧呢？除了个人素质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强烈渴望下的经历，按照我的体会，与这种经历相结合的经验往往能够被灵活地运用并持之以恒地坚持。
如果说我算是获得了成功的话，就应该归功于那一段经历。当然，这样的经历必需要机遇，机遇难得并不是没有，关键的是把握机遇的能力。
生活往往这样，七拼八凑意想不到就获得了成功，事后想起来仍难免会有诸多的“倘若不如此就不会那么”的感叹。这就是机遇，也是我对做人亲信的最后概括。
但事物常常有多个不同的侧面，仅了解一个侧面显然是不够的，就如咱们所说的亲信，单从做人亲信的角度看，无疑是片面的。
幸而我做人亲信的经历让我获得了成功才有了成为亲信另一主体的机会，非是我要啰嗦，如果不能了解亲信的另一主体，对亲信的了解无论如何都是不完整的。
如此便是个亲信选择的问题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想做过多地理论探讨，只讲一段不曾重复的经历，希望兄弟们能从中有所收获。
开始讲述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我们县官场的亲信之风。可以说，此风正炽，只要沾了“官”字，无论大小，似乎没有亲信就无法完成原本正常的工作任务，而且以其更加牢固更加隐秘而明显区别于山村小学。
说其隐秘，便是因为常有相互见了面甚至连话也不说的竟然也是死党，任你经过多少年的观察就是无法做出准确判断。
“相善非定抱脖搂腰，仇敌未必头破血流”，我做科长时就有这样的感觉，但亲信往往就要从那些所谓的曾患难与共的朋友中产生确是个不争的事实。
——人在与人交往上都存有恋旧的惰性，我就这样，只要条件允许，宁肯去信任故交。
说起来，这样做也不对，所谓的故交，不过是早认识了那么一段时间，彼此间能够省却磨合的时间而尽快地进入状态。事实上，后交往的人经过必要的磨合往往也不乏精英。
这些当然都是我现在的认识，在当初象我这种以自身经历为基础所形成的认识除非出现重大的变故往往极难改变。这主要取决于人的意识的条件局限性，即人处于不同的层次其境界和看待问题的视角就会不同。
及至我做了乡里的一把手亲信观念果然就淡了许多，从本质上看，任何的一把手都不可能从主观上希望把事情办砸而总企图有所成就。
因此，尽管我岳父再三强调“必须坚持首先不出事”的原则，但我还是围绕着自己的目标不顾一切地努力着，既已有了目标理应如此。
说起亲信，似乎只要有利于我目标实现的人都应算是，很明显地，我在努力地保持着平衡。
那时在我看来，亲信之风甚至曾变成了不正之风，只要存在此风，不可避免就会出现小圈圈而导致矛盾产生内耗，我宁肯忽视矛盾的些微积极作用，也绝不会因此而影响自己目标的实现，所以就严格地率先垂范。
由于我曾一度认为这或许就是我的目标几经反复的原因之一，如愿以偿地做了副县长之后，被强压于心底的亲信观念竟又渐渐地泛了上来，因为市场经济的诱惑实在太多，甚至只要能保持我岳父所谓的“不出事”都难，亲信此时或许可算作一种缓冲吧。
然而，尽管有不少人都在象我当初一样削尖了脑袋去争做权威人士的亲信，但此时我却发现亲信其实是不易找的，并非现实中不存在这样的人才，主要是因为“亲信”本身就是一个互动的概念——有人想做，也有人需要，但必须靠找。
因为人都有按照自己的标准去假想和设定的习惯，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自己做人亲信的经历，我总喜欢拿自己去比别人，所以总难满意。
非是我过于挑剔，而是看似强梁的官场实际上却没有永远的强者，甚至可以说压根儿就没有强者，因为除了层级之间的牵扯之外，单是同层级内部的拳打脚踢就足以让你手足无措，所以必须小心再小心，便没有一个完整的日子。
事情无疑是能够类比的，以大比小或者以小比大或者以圆比方以方比圆，虽然不同环境有不同环境的感受，但道理却是相通的，即有人称之为的换位思考。
尤其在官场，这种换位思考是必须的，尽管大家嘴里说的可能是仁义道德，心里却全不是这么回事儿，不少人显然是在把这种换位思考当成了为自己寻找解决自己为自己精心设计的圈套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至此，我居然仿佛理解了校长和自己当初的为难，因为校长与副县长之间虽不属于同一层级却实在有太多的类似，从某种程度上讲，副县长甚至比不过山区小学的一名校长。
成年人看问题不会也不应该象孩子一样单纯，视角不能总局限于表面现象，尤其在我们县的官场，电视报纸出镜率高的人、事、时，往往正是危机四伏的时候，尽管领导干部的出镜率有严格的规定，但凡事总可以变通，更何况是受党委政府领导的官方媒体呢。
所以我们县就流传着这样的观点，要重视县电视台但绝不可以去相信，必须用逆向思维去思考。
即便这样，大家还在计较自己的出镜率，因为这是一种荣耀，我无疑还能看得开不会象有些人那样因为计较而烦恼，但任谁也不会把金子贴到屁股上而只能贴到脸上。
现实是，做了副县长之后，我的出镜率明显高出了许多，也正是因为这个出镜率，不少人就以为我这个在所有同学中级别最高的干部便无所不能。
3
其实不然，虽然我也总喜欢表现出无所不能的样子，但有不少事不仅不能而且甚至会相当难堪。
譬如，我第三次换秘书时，组织部长这位因我分管财政而经常在经费上照顾的习惯于称兄道弟的老兄脸已拉得老长，憋了好长时间直至脸已发紫才勉强应了，却又再三地叮嘱，这次一定要考察好，下不为例。
我能够感觉到自己三年换三位实在太过了些，但没有办法，到我们这一层级，秘书无疑就是最近的亲信，尽管此时亲信的选择空间明显广了，也有不少甚至要胜过秘书的亲信，但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一一列举，不妨只说说我的三位秘书，以此为例。
第一位，《烟酒的讲究》中曾有提及，就是我的那位老乡。
我们不必重复，只说待他决定给我干一辈子秘书时我却坚决地调了他，这里面当然有我因为希望而淡化了风水先生的预测的原因，但最关键的还是他本人：
人虽干练，活儿也干了不少，却无论如何点拨总象脑子缺了根儿筋似地不灵通，张嘴闭嘴就是老县长如何如何这事儿换了老县长该如何如何，似乎老县长就是他爹，他象了解他爹一样了解他。
我原以为他恋旧也不多与他计较什么，但渐渐地我就不耐烦了——在新领导面前适当地提及老领导无疑能够让新领导觉得你恋旧值得信任，但总提就不行了，因为新领导毕竟不是老领导，新领导不可能总循着老领导的路去走，任谁都不可能这样，他必须要推陈出新。
他之所以会这样，则主要因为他的人人都会有的思维定势，这种定势是可怕的，一旦形成，往往极难改变——老县长曾经给他的推荐他做办公室副主任的许诺无疑已深深地印进他的思维，关于这一点儿，其实勿需了解，因为他很快就从谈话中或故意或无意地流露出了这方面的意思，而且由此引起了我的反感让我对他丧失了耐心而不自觉。
分明地，因为他的这种或许自己把之作为在新领导面前提高自己的重要砝码的定势，我已忽略了他的转变——或许只是为了表达一下忠心，而把他认作了势力之人，因为我虽刚做副县长不久，却分管着通常由县长亲自分管只有常务才能协管的财政，似乎比原副县长具有更强的影响力。势力之人，必小人。
组织部长不愧是调理人事的高手，他当然不能给他政府办副主任的职位，却也没有亏了他，在一次干部调整中调他去县直某局做了纪检组长。
纪检组长是副科级，不足三十岁他就实现了乡镇干部或许一生都无法实现的提拔。意识到这一点儿，我居然产生了点儿莫名其妙的嫉妒——他竟比我还早三年。
但我知道，他的思想中的或许更远大的目标就此完结了，因为他去的那个局从未提拔过干部，干部多是乡镇一些历尽千辛万苦才熬到正科级别再也无法安排混进来养老的，而且据说他到了之后虽雄心勃勃却毕竟经历不足根本就不是那些老油条的对手受排挤极为厉害不久就自动泄了气。这样的安排，我无疑是满意的，因为我自觉长足了面子。
据说他现在已意识到老副县长的牌子已无法再打，已开始打着我的幌子在说话办事。自己做小的时候也常有这样的事儿，原以为领导是不会知道的，到了这一刻才知道其实不然，因为那些为他办了事的人免不了要到我这里买面子，我轻易就了解了。
我当然不会因此而再去挤兑他，但那帮老油条儿却能够从我虽自觉不露声色的表情中猜测到问题的症结，很快就不再垂青他。
我们且不去管他，只说他这样的安排因为多数人不解内情而无疑为我第二位秘书的选择增加了筹码。
因为不想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我第二位秘书也是由组织部门自行给安排的。尽管安排时曾事先征求过我的意见，但有时候征求意见反不如不征求，因为人家已经拍了板，你再表态，通常是尴尬的事儿。
——不同意的事儿却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