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且不管这些据说，只说纪委的调查确是真的，他们单刀直入地就问我是否给局长的老娘办过年货。
我说，办过，而且还一起过的年，但不是冲着局长，而是冲着一位可亲可敬的老妈妈。
纪委的人又问，若是别的老人，你也能这样吗？
我干脆地答道，不能，但别的老人不一定也有这样的遭遇，我不希望有，难道你希望？说着，不知是因为老人的遭遇还是自己渐渐的失望，我眼里竟噙了泪。
纪委的人没有再问下去，只说了句“天下难道还少了这样的老人”就结束了他们的调查。
我不知道自己明显情绪化的回答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反正局长仍然是局长，只是比以前苍老了许多——不足五十岁的人看上去怎么也有七十岁吧。
一个周后，最受青睐的那位副局长被派到了乡镇做党委书记，算是提了，这是县里用干部的一贯做法。
待这位书记经过县委的再三催促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总算交接完毕，我就接替了他的分工，而局长只说了一句“好好干吧”。
且不说后来我才了解到局长居然疑心是我又告了他的状而把我当成了仇敌，单说这原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儿，就这样便轻松地到了我手上，我居然没有一丝一毫的兴奋，反感觉有些泄气。
我意识到，人是必须有所信仰的，倘若失了信仰足以能将人击垮。——局长的遭遇仿佛给了我点儿什么警示，我明显在应付差事，甚至连原来的一分雄心勃勃也没有。老婆便骂我，刘老三的豆腐提不起来。
骂就骂吧，尤其在我感觉到了局长的真实想法之后，我绝不是在为自己没有勇气的逃避找理由，而是愤怒让我根本不想说，我何苦非要用说来表明自己呢，尽管老婆再三地质问我“为什么不能把话说明”。
其实，话是无法说明的，因为只有我才知道局长老娘的事儿，他不怀疑我又有什么理由去怀疑别人呢？
我老婆却不顾我的阻拦去找局长说了，我不知她说了些什么，只听她自己说她不过是说了那些据说和她的分析，这是个不简单的女人，我连她也不能再信了。
事实上，局长明显对我好起来，某一天，他莫名其妙地冲我说，对不起，误解了你，好好干吧。
但这无法阻挡我日益感到的变化，或许恰如我老婆所说，我已不辨是非和好坏了，沾了人家便宜还要对人家讥讽挖苦一通。
这怪不得我，因为我压根儿就信不过他们，他们给了我好处，就必然地要从我这里博得更多更大的好处，要不然他们过去为什么不给我好处呢？
老婆终究头发长见识短。我这样想着，似乎才感觉到了自己。——这居然是我，一个甘愿淹死于逃避与牢骚的梦想中的我，竟这样真实。
怪是相对的，在别人感到我怪的时候，我却感到重又找回了自己——我仿佛又回到了刚毕业那会儿，恐怕只有那会儿的我才是最真实的。不，与那会儿还是有所不同的。该怎样说呢？恍若做了一个长梦吧，梦醒的时候看到了自己，自己在跟自己招手。
仿佛一切都看开了，只有把一切都看开了，才有可能找回原始的我——人想做事原就不是什么过错，根本勿需去责备自己，而且只要想做事，无论怎样的环境都不该成为阻碍，更没有必要去削尖了脑袋往里钻，或许用“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这样一句佛语来表达会更贴切吧。
命运或许就这样怪，越是想开了的时候，机会往往越要垂青你。偏在这个时候，局长被提拔为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他临到交接的时候才告诉我，他坚定地推荐了我。其实，这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
我知道他的推荐是至关重要的，尽管他只是个到常委里过度一届就要退居到人大的常委，却终究还是个常委。
但是对我的起用起决定作用的，绝不单纯是他的推荐，而是县长，当然这里面也有他推荐的功劳，起因是县长的小孙子得了一种类似于感冒的怪病，四处求诊都确诊为感冒，按照感冒来治，却又总是徒劳无功。这时候，局长就推荐了我老婆，所以说里面也有局长的功劳。
前面的讲述曾提及，我老婆居然信起了神，治疗小孩子惊吓只要用线吊一根针点上三株香然后由她呼小孩子的名字家长代替应答直至香燃尽居然甚为灵验。
我当初曾担心老婆的西洋镜被拆穿，西洋镜是我对她行为的讥讽，但局长既已推荐了，而且县长与夫人已携孙上门，只好任她妄为。
肯定是药起了作用，香未及燃尽，县长的小孙子居然当即就好了。据县长夫人说，县长的儿子及儿媳都在国外留学，小孩子倘若……这话当然不能说全，只能点到为止。
从那以后，我就结识了县长，更重要的是县长夫人与我老婆竟姐妹似地走动起来。
县长夫妇并没有传言中那样严肃，只是他的性格过于庄重，这也是长期官场磨砺的结果。或许到他这一级别，反更能看得开？他说，人就是那么回事儿，都有百年，其实，也用不着到百年，只要人退了休，就同世为人了。
我居然与他有同感，也或许因此，他便喜欢我故意堆到桌上的论文。应该说，他看重我，并不单纯因为这些纠缠不休的关系，还有我的才华。至此，我仿佛明白了人们之所以要常说的“要提拔最先知道的必首先是自己”这句话。
正为此，待局长告诉我结果组织部门果然就来谈话时，我已经由透着担心的激动中平静下来，甚至没有感到丝毫的意外。
那一刻，我是清醒的，我知道局里还有近五百万的亏空必须要我去面对。尽管这些亏空局长并没有拿回家里，但他终究还是有责任的。所以，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些亏空的公开，他已经不止一次地跟我谈起过。我知道，要公开这些亏空必要遇到不可想象的阻力。
但我已经决定，绝不为他背黑锅，我必须要保持自己的清洁，然后认认真真地做事，于是就拨了审计局的电话。
审计的结果快速地送达了县长，在送达他的当天，他就与夫人一起又来到了我家。
既要家里谈的，不是因为关系紧密，就是因为非正式谈话。待两位夫人开聊之后，他进了我的书房，就从兜里掏出了那份报告，笑吟吟地说道，这事就到此为止吧。
说着，竟点火烧了那份报告，象是对我的一种补偿似地又说道，我会为你作证的，并支持你所有的改革计划，人活着必要做事的。
我突然明白过来，只觉得自己活了四十五年仿佛才总算活明白了。
我当然另存了审计报告的复印件，只不过总是把之锁于箱底。我想，我必须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一年之后，局长即后来的宣传部长因脑溢血死于任上，全县为之举行了隆重而且盛大的送别仪式。
参加完他的送别仪式，我已是身心俱疲，却突然涌上了这样一句不太合适宜的话，这也算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吧。
已经记不清这是哪本书里的一句话，即使我仍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也已无心去探究，因为我很快就睡了过去，我太需要这样别无牵挂睡眠里无梦的休息。
（五）
更新时间2010722 6：00：35 字数：16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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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象是终于才下定了决心似地说道，还是跟兄弟们说说亲信吧。
或许由于曾做过而且正做着别人的亲信又有过而且正发展着自己的亲信，便能够对“亲信”一词有更多的理解。所以，提及这个话题，我首先就想到了这个词，相信兄弟们对这个词必也不陌生吧。
话不妨从“亲信”这个词的词性说起，所谓的“亲信”，特指亲近而信任的人，多用于反面人物。
正是因为这个公认的词性，大家对亲信没有多少好感，常常把其与小人相类比，譬如清末权倾一时的大太监李莲英无疑就是慈禧的亲信。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让自己的思维和认识更客观一些。事实上，亲信或许应该是普遍存在于历史和现实的只要有人类活动就不可避免的一种社会现象。
勿需去说历史，只说现实生活中一个职场中的人不可能总把自己最亲近的人带在身边，出于人的自我防卫意识，不可避免地就要去发现甚至培养自己的亲信。
如此看来，亲信更多的还是因为信任，因为信任而亲近，又因为亲近而信任。
再进一步讲，亲信的存在，必需要地位或对等或不对等的两个相互的主体，而地位对等的两个主体之间或许只应称作彼此信任而亲近，非典型的亲信。我的讲述无疑要定为于“典型的亲信”。
毫无疑问地，“亲信”因其与生俱来的贬义词性而让人对之没有多少好感，却并不妨碍我成为领导亲信的渴望，这大概源于“读书时几乎全部由优等生担任的班干部才能有幸成为老师的亲信，尽管他们时常得不到多数同学的拥护，却拥有与老师亲密无间自由进出老师办公室只要随意地说一句什么就能令老师相信的特权”的事实。
这种单纯以学业成绩为基础的亲信虽不同于我们要说的亲信，其“岂不羡煞个人”的美妙感觉却无疑助长了我的渴望，尽管我当时对于亲信的理解是片面的——在我看来，亲信的另一主体必定是说一不二的校长，而且只有象总跟在校长屁股后面的会计那样才能算是真正的亲信。
因此，我当时最大的梦想就是做会计：既不需要讲课，又能够永远地跟随校长，且不说只要有了先进之类的好事儿总不会丢了自己，单是不停地陪吃必也能省却不少的钱财。
虽然据说象会计这种在我看来无人不想却是全校唯一的差使并不经常地调整，而且这个会计原就是校长的远房亲戚，我当然知道实现自己梦想的难度，但我还是鬼使神差地按照当时正流行的凡事必要意思意思的原则制定了一个自以为甚为周密的计划。
事在人为，做人做事总要有个目标。这是我坚持至今的一个原则，当时阶段的目标无疑就是做会计，至少要成为校长的亲信。
可计划的实施过程却完全暴露了我的幼稚，或者说以我当时的能力和经验还不足以完整地实施这样一个计划，正是因为这个计划实施的失败才最终导致了前面讲述中所提及的我的那一段落魄，且听我慢慢道来。
现在看来，一个慈祥的如同农村小老头似的山村小学校长或许根本算不得什么，甚至还会有点儿卑微，但对于当时的一个不安分的且学历已经开始不占优势的山村小学教师来说，却无疑具有绝对的权威——他不仅管着十几号山村学历最高的人，更重要的他是唯一能够跟乡教研组甚至乡里的领导接触得上的人。
所以，见了面尽管他总是笑眯眯地招呼，而我却总象做了亏心事似地心里紧张得要命，虽然我不会放弃任何一次跟他接触的机会。
相对这样的状态来说，或许任何计划都能够轻易地做出，实施起来就难了。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按照计划我必须去拜访他的第一次，自周一就开始盘算直至自己决定必须要去的周六仍没能拿定注意：
先是去时到底带不带礼物，空着手去显然是不合适的，可又带什么礼物呢？太多了，自己拿不出；太少了，人家肯定会瞧不起；带烟吧，他不吸；带酒吧，人家家里必定少不了，引不起他的注意，甚至待我走后，他或许会说不清到底是谁送的；我认为，最好的礼物当然是他所喜欢的经常玩弄能够经常记起送礼人的那种。
可他又喜欢什么呢？我竭力地去探听观察，似乎他是个一无所好的人，实际上却是我根本无法了解得到，因为我与之接触的机会实在太少——天底下难道果真存在一无所好的人？
显然地礼物还没有确定，“到底什么时候去，饭前还是饭后”的问题又来了：饭前去不合适，总不能耽误人家吃饭，尽管耽误了人家吃饭或许能引起注意，而且可以掩饰自己的窘迫，但常常也会显得泼皮似的招人反感；反复地考虑过了，饭后去也有饭后去的坏处——人家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时候，难免扫了人家的兴。
随后便是敲门应保持怎样的节奏、开门的人是谁、见了面的第一句话该怎么说总不能说我想成为您的亲信吧、带来的礼物人家不要怎么办岂不要多尴尬又多尴尬，等等，一系列地问题。
反正，待时间已到晚上快九点我必须要去的时候，所有的问题我居然一样还没有决定。
我或许就是这样的人，或许事情的本身就这样，事到临头往往就有了注意。那一刻，我有了一个或许也能算得上决定的决定：或者去或者该怎么办一切到九点再决定。这是我当时经常使用的也是最有效的处事方法。
于是，我两眼一动不动地盯着桌上的时钟，当指针恰恰指向九时，我认为去与不去已不是今天该讨论的范围，去是必须要去的，而且必须要带一点儿东西，就是两瓶酒了！
酒虽算不上好酒，却是山村里最贵的，共需用去我二十五元钱。
不要小瞧了这二十五元，相当于我工资的三分之一，只要有过了这么一次，我本月将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但人家还不一定就能看得上。
就这样思想着，眼瞅着又要发生总是自己为自己找理由的变故，我终于狠下心来，用力跺了跺脚向小卖部走去。
这种酒因为销售少的原因，小卖部里不常有，我已于两周前就通知让人给捎。货刚一到，店主就一天三遍地催，唯恐我不要了似地。这一天催得更厉害了，扬言如我再不取货就要卖掉，仿佛我已失了信用，而他则将要赔掉家底似地，烦人不烦人？！
因此，当我担心自己再次改变主意急不可待地先把已攥在手里许久因汗而有些湿润的钱递给他时，他早已喜上眉梢，两眼却在不停地打量我，那意思分明是：哥们，买这等高档酒干啥？送礼？给谁？我一句话也没说，他却仿佛已看透了我的心事。
这个可恶的小店主！由于我经常去他店里买烟，就熟络了，这是一个说话如同放屁的家伙。
——那个时候我抽不起好烟，买的多是三毛八分钱一盒的“蓝金鹿”，这显然已经不是年轻人的消费档次，所以我总要买两种烟装到兜里，私底下的时候抽“蓝金鹿”，公众场合就抽档次稍高一点儿的或者用来应付那些尴尬的讨烟者。
——分明自己兜里装着烟，偏要向你讨烟，待你误以为他缺烟而真诚地掏出递上时，他却已然从兜里掏出或跟你一个档次或略高于你一个档次的香烟点上，要你有多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