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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抛却了感情因素，这也是一个极好的建议。我开始尝试着不用“很”字，竟有不少提高。这也是我以后写东西绝少用“很”字的最直接的原因之一。
我约她散步，她爽快地答应了。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约会，那是个少月的晚上，唯恐遇上熟人，我们专捡小路漫步着。我心脏疯狂地跳动着，几乎不敢多看她一眼，不仅耳闻能详的诗句一句也记不起，说话竟也语无伦次起来。无论怎么回忆，我都无法记起自己当时到底说了些什么，反正，她再三提醒“太晚了”，我才恋恋不舍离开了她。
且不说我当晚如何一夜未睡地去尽情地享受这朦胧的甜蜜，只说以后，或许由于我那晚的拙劣表现，再没有了如此幸运：随后时间不长的一天，我终于抗不过那甜蜜期待地煎熬，鼓足了勇气约她去影院，因为去影院正时髦，我猜测，凡女人都好时髦，她必如此，又实在没有更好的去处，何况还要逃避那帮讨厌鬼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讥笑。她故作一愣，说，不去了，还要花钱。我坚持，片子不错。其实，是何片子，我也不知，我追求的只是一种形式。她说，我有事。说完，再任我如何劝也不肯答应，即使最后已近乎哀求了。失落炸裂开来，紧紧地罩着我。
影院是非去不可的！虽然她的拒绝已经让我兴趣索然，日见羞涩的腰包也在不失时机地提醒电影票对我来说的昂贵，我还是执拗地想着。不看电影又能干什么呢？我实在想不出，便总算下了决心，死拉硬拽地拖了同宿舍的随意的或许平日里最不待见的一位前去。
可待我们赶到时，她已经跟她那两位只因最不看脸色而让我生厌的女友坐到了我们前面三排的位置上。我自是无心再看电影，所有的心思都用到了揣测她的用意上：莫非因为我才人的名声让她认定我说好的便必是好的？那时，自负让我认定肯定有这方面的原因。若是错了呢？又怎么交待？抑或是其他的什么原因？思想在飞快地变化着，所形成的观念转瞬间即被无数次地打破：时而担心，时而兴奋，时而期待，时而又茫然无措。不知不觉中，电影已散了场。
由于对电影的内容毫无所知，惹得急于讨论的“同宿”大发雷霆。其时，我何尝没有强烈的倾诉欲？不过，全是关于她的猜测，我当然不能告诉他。所以，我竭力自抑着，任他大喊大叫，竟是一句话不说，不愿说。
年轻的心最富想象，由于我没有放弃，想象便向着幻想转变——看来，她并非无意。可她为什么要这样呢？事实绝非她所说的那样，她分明在撒谎，小把戏！谁若是相信女人的小把戏，才是傻蛋呢。难道她在试探我？百思不解中，我不停地反问着自己，信心似乎坚定了不少。我便故伎重演，给她写纸条，勿需费力去想，收到的自是跟第一次一样的效果。
跟第一次不同的是，我认为已完全没有必要再在想办法上浪费时间，我开始关注她的行踪，总希望能看到她，哪怕只远远地看一眼。我所指的，当然是课外，只有课外的时间才是最自由的。事实上，课内我也尽在想她，我已经出现了个别课不及格的问题，但我无法控制自己。凡是她经常去的地方，先是图书馆后是教室，我都进行了长期地观察，企图从中找出她的行动规律，可她总是天马行空，似乎并没什么规律。
那天，实感无趣，便在教室的黑板上胡乱涂抹了一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第二天，竟有人和了一句：有花堪折即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雄劲有力，分明是她的字！其时，我们辨认彼此的字已无困难。鼓励我，还是劝我？我拿捏不准，便把连自己都糊涂的那些所谓的诗给了她，她没有推辞，却依然没有消息。
我是个没有持久力的人，这种无异于折磨的幻想让我精疲力竭。鉴于上次看电影的教训，我也再没约她。我决定放弃，因为我莫名地感到自尊受到了伤害。
说放弃，并不等于就能够放弃。虽然我请假躲出去了几天，也说了不少关于她浪骚之类的坏话，却不仅没能彻底地把她从心底请出去，反而愈加清晰高大起来。我开始自卑，其实不是开始，或许盲目的自尊实际上就是自卑。自卑让我嫉妒，我显然已见不得她跟其他的男生有说有笑。
这时候，偏是学校里兴起了“跳舞热”。她是活跃分子，经常参加所谓的舞会。当此时，我必不惹人注目地盯着她，看着她与其他男生翩翩起舞的样子，我的痛苦达到了极致：我把所有喜欢跳舞的男生全部想象成了恶魔，而且把所有可能与她认识的男生都当成了竞争对手，我甚至几次地想把教跳舞的那个女教师暴打一顿。
那一段，偶尔的清醒的时候，我常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怪病——我不仅在偷偷地跟踪她，而且通过她们宿舍临路的窗户观察她模糊的身影成了我每晚熄灯前必修的功课，只有看到了她模糊的身影，才能确保自己安稳的一夜。
或许我又是个自我煎熬者，凡是缺少持久力的人都是。——到了如此程度，独没有主动约她把事情谈开的勇气，或许事实已让我丧失了最起码的判断力。
就这样坚持到了毕业前夕，该是我必须要做出决定的时候了：我向她索回了我写给她的所有诗文，选择在一个少月的晚上到宿舍后面的小山上烧了，并郑重地埋到一颗小树下。
就此终结了！我不想带记忆走，然而，记忆是烧不掉的。每次回母校，我都要悄悄地去看那棵小树——它已长成，据说，不久就要被伐掉。
怎么？是单恋？不对，单恋是一个人的，对方不会有任何的意思表示。而她，至少是在乎我的：多年后某一天，突然有陌生电话问我“成家了没有”，说是她让问的，这说明她仍记得我那句“不过三十不结婚”的誓言。或许当初是我错了，若是我能够再大胆一些再坚持一点儿，指不定是个什么结局呢。
当然，我也没能践行自己的誓言。不过，这怪不得我，因为我遇上了一个和她极为相像的女孩——除了气质之外，她就是她的影儿。我是生活上的弱智，她给了我最大的帮助。初识时，她还是我们乡机关的一个临时工，而且机关里流传着不少关于她的谣言，我父母也曾因为这些谣言和她的身份而坚决地反对过，独我偏不信邪，或许还正因为这些“邪”，我们居然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当然，我也从不否认“得不到最好的就找最差的”这种极端思想的曾经存在，和由于刚步入社会时的寂寞和无聊激活了沉睡二十几年的性欲所起的作用。
凡是人，都该有良心的，所以，每次爱过之后，都有一种沉重的负罪感在压迫着我，因为任何一个正常的女人都绝不会允许丈夫在跟自己做爱时脑袋里却装着另外一个女人，这是对爱的亵渎。
应该说，是我勾引了妻子，她满足了我的欲望，而我……儿子出生后，儿子和家庭几乎成了她生命的全部。儿子渐大了，嚼着妻子强迫儿子最不情愿地给我留下的其实我并不需要的所谓美食总觉得没法下咽。妻子见老了，鱼尾纹悄然爬上了她的眼角，我决定必须要关爱妻子。
在外界看来，我们是一对恩爱的夫妻，有一个幸福和美的家。但这并不影响那股日显遥远的虚无缥缈的甜丝丝的感觉，因为它实在太刻骨铭心了，突然地就会冒上来，任你细细地品，越品越有滋味。
故事？我和初恋的那个她之间？没有，绝对没有。我发誓，我没有接触过她身体的任何部位，包括拉手。这也是它之所以刻骨铭心的根本原因，或许得不到的永远比轻易到手的珍贵，别不信，这是真理。不信？拉倒。
（五）
更新时间2009829 22：08：33 字数：6640
政治家说，跟我所有的行为一样，我的婚姻也是为那个计划而进行的，或者也可以干脆地说成利欲熏心的，无所谓，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问题是，除了自己，人看到的往往都是你的得。所以，失也常常被人当作得来看待。没办法，谁要你总是装出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没人逼你，只是你唯恐偏离了目标，在你看来，目标才是你的大计。这便是我的婚姻。——虽不能象大家那样初恋与家庭细致地区分，却也有自己的特色。
我老婆叫阿凤，是D乡税务所的一名临时工，而且皮肤黝黑，仿佛只有嘴角自然蕴含的那一丝羞怯的笑意才能真正显示出女孩的本色。
她父亲是一位村支书，自他当上支书，村集体经济就象肥皂泡一样迅速膨胀起来，又因他在全县第一个取消了农民的“三提五统”而成为颇具英雄色彩的人物。
那一年，我随县委农村工作队被派到了D乡。那时县委派驻农村工作队不象现在直接安排到村里，而是先安排到乡镇，由乡镇党委安排驻村。基于脸面的考虑，乡镇党委总是想方设法把工作组安排到较富裕的村庄，我便随工作组被安排到了他们村。
她父亲神龙见首不见尾，除了在接风见面会上露过一面外，再绝少能见得到。据说，他因吃尽了特殊时期工作组的苦头对乡党委向他们村派驻县委工作队有意见——扶贫工作队？听名就不是好事嘛，岂不是对我们工作的否认吗？——所以，只安排了一名村会计负责我们的饮食起居。
倒是阿凤与我们见面的机会逐渐多了起来，她跟其他村民一样，对工作队充满了好奇。她问，你们工作队是干什么的？组长答，扶贫的。她笑了起来，笑毕，才又不解地问，我们村需要扶贫？扶贫为什么不到最穷的村？她的穷追不舍显然已让组长不知如何作答。
这是组织安排，我们只有服从，别无选择。再说了，富村也有需要帮助的穷人。我适时地插了一句，虽内容与我们的工作宗旨有所偏离，却语气犀利，且有点儿强词夺理的味道——这事关工作组的脸面，组长要考虑到责任问题，而我只是一个兵，管他呢，再说了，即使说错了还有队长兜底。所以，那时是我最敢于说话的一段，我猜测，三任队长对我的好感多来自于此。当然了，话也不能乱说，譬如有损工作队威信的就坚决不说，若她不是女同志，我或许也说不出这样的话。女同志，总比男同志要好说话一些。
果然，她只瞟了我一眼，虽仍不服，却再没说话。有的人偏好这一口，我的话虽难免让人尴尬，却不仅没有惹来恶意，反而让她对我产生了好感，我们开始交往。
人或许就这样，毫无关联的时候说话还能少些顾忌，只要有了关联，难免要投鼠忌器。我又小心谨慎起来，尽力照顾着她情绪，或许我的不幸便由此而来。我常想，这是该引以为戒的，若不想做中山狼，就必须在恋爱时不丧失了自尊，至少要保持着必要的平等。
当然，阿凤是勿需照顾的。这是一个敢说敢做的女孩，刚交往不久，我们便尝试着做了只有夫妻才该做的事：那是春末的一个午后，空气已有些浮躁，正是人易出轨的时候，她牵引着我进入了她的身体，只见她突然皱了皱眉，便大声呻吟起来。由于见到了血，我关切地问，疼吗？她狠狠地掐着我的屁股，呓语着，傻瓜！
有了那事儿后，她说话变得毫无顾忌起来，而且无所不谈，正满足了我的探究欲。她说她娘死得早，她父亲是个古怪的小老头，自记事起她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屈指可数。为了证明她父亲的古怪，她便举例说，其他村干部都陆续搬到了村委新办公楼，独他仍蜗居在生产队时期留下的土屋里，而且除了几个他最亲近的村干部外，他绝少让人去。何苦要如此故作神秘呢，难道这是名人独有的特色？我不解地想着。
该到拜见岳父大人的时候，我有幸见识了：比村里最普通的民房还要低矮许多的土屋，龟缩于果园的深处，门前锁着两条硕大的竖着耳朵似乎随时都准备发起攻击的恶犬。土屋的正面墙上挂着一幅已多年不见的毛主席老人家指点江山的油画，稍偏右的地上是一张已无法辨清年代的旧式写字台，写字台的后面是一张木床，床上整齐地叠放着略显陈旧的被褥；写字台的前面则并排放着两把旧式沙发，沙发前摆着一张黑色茶几，茶几上是一套印有毛主席语录的茶具。土屋矮小整洁，却散发着浓浓的艾蒿味。阿风说，她父亲最喜欢这种燃着夏天能熏死蚊子的野草味。
在按照她们家的规矩，向毛主席老人家三鞠躬后，他斜躺在屋角的躺椅上接见了我们，只见他随手把正在看的报纸放到自己的肚子上，透过老花镜框的上方盯了我好一会儿才问道，你们俩的证办了吗？空气奇静！连一向不肯安静的阿凤都在垂首立着，终于有了声音，虽低沉中略带沙哑，却总算让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只觉背上已被汗水湿透凉凉的甚不自在。见他问，我忙答道，嗯。
随后，他居然接连着又问了我几个毫不相干的时事问题，我费力地思考了，然后一一作答。他问得很巧妙，每一问题的答案似乎都不是唯一的，所以，我用了不少的“我认为”。我不知自己的回答到底怎样，他也未作评论，看来他还算满意。
后来经阿凤证实，他确还算满意，不过，仅停留在还算满意的程度上，他说，小伙子有主见，有主见是好事，但容易武断，还好，总比遇事六神无主的好，这类人须防着，因为他常常会为了自己不顾一切。
第一次见面，他居然是这样的评价！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只说当时他仅沉吟了一会儿，便从写字台的抽屉里拿出两沓钱，随意地扔到了桌上，说道，仪式从简吧。两万块！一个当时我从未见过的实实在在的数字。正感叹着，阿凤已麻利地收了钱，拉着我，逃一样离开了。
他象是看透了我似地，对于他的意见，因为家里穷，无论他是何用意，我都不能象阿凤那样竭力地反对，而且隐隐生出了一股感激，虽然这股感激日后成了阿凤常常把我看扁了的有力证据。
人或许就这样：这里满意了，那里必有不如意，总是不如意者居多。仪式举行还不到一个月，不如意便来了：或许由于过早偷尝了禁果，不仅没了期望中的激情，反而经常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争吵不断。
所以，我想提醒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