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化共有三拨：一拨瞅准了机会自动出去另谋生路，据说这拨人当中现在已有不少人开始自己揽工程承包项目。
另一拨则多是阿龙他叔的近亲，据说仍在苦熬，尽管女人已多次提出要离婚，但因为阿龙他叔坚决不同意，婚也无法离成。我猜想，恐怕家产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一项。作为对男人的报复，女人坚决不肯要孩子，生活也愈加糜烂了。
事实上，最先出问题的便是这拨人，近日又听说，他们已有十几个月没有发工资了，原因是阿龙他叔的老丈人的公司因为质量问题吃了官司，而且还很严重，据说要抓人，老丈人便求阿龙他叔去顶替，阿龙他叔死活不肯。
还听说，公司其实并不缺发工资的钱，只是他老丈人不肯给，意图将跟随阿龙他叔的人逼走，而阿龙他叔宁肯自己掏钱管饭也不让大伙儿离开，因为这是他唯一的强大靠山。
至于官司的事儿，他老丈人自能摆平，据说已搭理得差不多了。后来，他老丈人又陷入了“甲方拖欠乙方，乙方又拖欠工人工资”的怪圈，最终还是阿龙他叔帮着解了围，关系开始有所缓和。但这已与主题无关，暂不去说。
第三拨是多数，干脆直接回家去“老婆孩子热炕头”，而且长舒了一口气，因为菜果的价格终于走出了低谷期，农村照样能够赚钱，他们在用最质朴的感情期盼未来。
这便是我回家搞反季节大棚的背景。
应该说，我的发展自搞反季节大棚开始却不是靠搞反季节大棚起步，前面已有提及，不再细说。不过，关于这一段，在这里有必要再次提及刘老蔫儿。
此时的刘老蔫儿，虽面子上仍风光无限，实际上却早已成了摆设，因为除了个别的几个人之外，没人再听他的话。村里人都知道，他完全在靠借款维持着村里的面子，贷款不行就集资，集资不行就给村干部们分指标借，当然他自己也带头，据说他为了带头完成指标，包括自家的积蓄连同夏雨的收入全部借了出去，而且凡是与他沾亲带故的他都借了个遍。反正，他总有使不完的招法。
事实上，待他离任时，仅他为村里人垫付的拒不肯交纳的承包费提留款就达四十余万元，不少人正等着看他的笑话。人虽到了如此地步，他却仍是村里关于我留村发展的唯一支持者。
在我们村有这样一个传统：凡是通过考学和当兵两条途径曾经出去过的人回乡后，必要由家里人遍请亲戚乡邻和村里的干部一次，重点告知他们回乡人今后的去向。
之所以会有这样奇怪的传统，我猜想，必是因为“赶考的举子出征的兵”那句古话吧，大概这两类人只要出去再回来，必已发达，算是衣锦还乡，炫耀一番在所难免。发展到现在，恐怕又要加了告知大家我必有前途请多加照应日后必有回报的意思。
由于我的决定，我父亲当然不会请客，但还是要我妈把我把我的决定给撒了出去。于是，见了面，村里人难免要对我扼腕叹息一番，仿佛我今生就要白白地断送了似地。抵不过人人都这样说，我原本咬牙切齿的决定竟有些松动。
这时候，或许因为得知了我将成为他治下的顺民，村里的第一人召见了我。
由于“召见”两个字让我甚为反感，尽管他的态度十分友好，谈话还是从一开始就透着浓重的抵触情绪，虽然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观察：先给出结论，再作深入分析，最后又重点强调，而且这种强调恰到好处又不显得多余。这是我跟第一人首次谈话便得出的结论，此后我发现不少优秀的领导人都有这种说话习惯。
他说，我支持你的决定。顿了顿，显然是在给我留出对他的意见有所思考的时间以提高谈话的效果，才又感叹道，社会已发展到了今天这一步，人，要想有所作为，观念就不能一成不变。其实，在我们农村，并不缺少创业的机会。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者，居然跟我这个二十刚出头的年轻人有着如此惊人相似的观念！这样的谈话，若是被竭力反对我留村却又说不出多少道理而且固执倔强而且同样无法改变现实的我父亲听见，必然会怒不可遏，大骂疯子不止。
而此时的我，却如沐春风，居然发现，他远非村里人传言的那样可恶，原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慈祥的没有多大架子又不缺少真知灼见的当了多少年领导人的农村小老头。
接着，他便从自己的角度讲了咱们刚才所讲，最后针对我决定发展反季节大棚的事儿又重点强调道，其实，从县里到乡里到村里，关于结构调整的探索，我们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债台高筑，还死过人。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都犯了这样一个错误：无论干什么都一刀切，一哄而上，错过了，再重来，不仅没有一个长远的规划，而且每逢此时，就会头脑发热，排斥所有与之无关的决定、做法，所以又总是一哄而散。
细想想，一哄而上而散的态度和做法都是不科学的，或许农村的结构调整必然要经过一个各种模式百花齐放共同发展的阶段，最后经过你们生物学的所学的叫什么自然选择的过程，逐步由适合我们村发展的那种模式而取代其他的模式。这可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但最终还是能够实现的。
话又说回来了，也只有符合这个现实的模式才是真正有效的模式。这么多年来，我们发展了，也走了弯路，但这怨不得哪个人，象我们村干部，常常是身不由己的，乡长、县长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没有办法，当时就是那样的形势。头脑发热了，不顾一切了，都是形势逼的，怨不得人。
但，有一点儿是必须肯定的，那就是我们的愿望没错——尽量地缩短成功的时间，当然也犯了错误。说完这些话，他的神色有点儿颓废，但很快又恢复了常态。
5
虽然我因为他支持了我的决定而对他的看法大有改观，但我实在不相信这是一个农村支书，一个不显山露水，甚至常常对老百姓有凶巴巴表现的农村支书所能说出来的话，尽管他难免有在我这个大学生面前故意显摆的嫌疑，但没有长期的实践，即使背书也不会有如此真挚的感情搀杂其中，这些话，越咂摸越觉回味无穷，毫无疑问地，这些话让我更加坚定了，并且被作为原则长期坚持。
应该说，他是真心支持我的，不仅在语言上，作为对我行动上的支持，他派人到我家为我和他的女儿夏雨提亲。
关于这一点儿，前面已有详细讲述，便不再啰嗦，只说我的反季节大棚很快就遭遇了困境，虽说思想上已有所准备，但这几乎耗尽了我父亲原就不多的所有积蓄的当头一棒，仍难免让我惶惶然不知所措。
人在这个时候往往最需要帮助，这里所说的帮助，不单纯是经济上的，哪怕一句话，甚至一个鼓励的眼神也足以让人感恩一生。
他来了，带着我急需的二千元钱，虽然没有人告诉他，也没有人请他，他还是来了，而且没有一丝一毫的居高临下，完全是平等的态度。
见我推辞，他轻轻地拍了拍我的手背，一位长者，又象是我的知己，轻轻地说，不要推辞了，我知道你需要，但千万不要告诉你父亲，知道了，他会骂我的。
此时，我父亲虽也在默默地帮我，但仍在反对我，更不允许我接受除了他之外的任何帮助，尽管他也知道他能够给我的帮助只是微不足道的。
这也是他说这话和趁我父亲不在才到大棚找我的原因。所以，我虽一时间感动得不知说些什么，但为了避免遇到父亲的尴尬，我还是希望他尽快地离开，看看他，却没有要走的意思，于是便口气极冲地问了他十几个现在看来甚是幼稚的问题。这便是夏雨曾经提过的我们之间所谓的争吵。
他没有立即回答我，而是认真思考起来，这让我的自尊得到了极大地满足，而且直到我有时间耐心地品够了这种多日来少有的满足，他才轻咳了一声，缓缓地说道，不要泄气，要坚持，人一生总会经历无数的挫折，这些挫折就是最好的老师。
停了停，才又象最终下了决心似地继续说道，说句不中听的话，你还年轻，有许多事还不能算懂，其实，要做成一件事儿，单靠决心甚至能力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要人气，一种非要卧薪尝胆才能得来的东西，譬如你必须得首先做成一件让大家心服口服的事儿，当然，这需要甘受胯下之辱的勇气。
于是，才有了我那段边到乡供销社打工赚钱边在村里搞大棚赔钱的五年的艰苦经历，再加上阿惠，也才有了我的后来。
关于这段经历，我从未向人提起过，所以村里人才会为了反对刘老蔫儿而拥护我做了村支书。
村里人讲究，人都是有运的：当官需要官运，经商需要财运，说媳妇需要有桃花运……一切需要运。众多的运中，官运最紧要，因为只有有官运的人才能当官，而这个人一旦当了官，就不再是个人的事儿，直接关乎着全村的运，也就是说，官运即村运。
按照他们的逻辑，我似乎必须与刘老蔫儿决裂并坚决斗争，因为刘老蔫儿的官运已过，不如此容易触了霉头。
事实却完全出乎他们的预料，我不仅自己不积极地斗争，反而以辞职作威胁要求他们也不斗争，尤其让他们不能接受的是我在完成市场建设的同时，居然象老蔫儿一样去鼓捣企业，而且都是老蔫儿时代的那些垃圾企业。按照他们的说法，要不是我运好见机快，指不定要落个老蔫儿那样的下场。无稽之谈。
何以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响呢？当时的现实是，厂房破败，荒草满院，设备无异于一堆废铁。自觉立稳脚跟之后，自然便要把解决这些被村里人称之为老蔫儿霉运的厂子摆上议事日程。
当时，关于这些厂子的解决，我一时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所以村两委会刚开始就显得混乱，众说纷纭，却无一条合我意的意见，而且研究办法出主意的少，渐渐地又转向了对刘老蔫儿所谓罪行的讨伐。
如此三番，自不会有啥结果。最后，会计说，干脆当废物卖掉算了。就是嘛，原本就是一堆废物嘛。他的意见迅速得到了两委们的响应，这让我非常反感。
民主？有时候就是不能讲民主。或许我原就不是一个民主的人，会计这个令我反感的意见让我当即就作出了由集体重新发展的决定，尽管当时我并不知道要如何去重新发展。
事实上，我的权威得到了充分体现和认可，尽管在最后表决通过时大家都举了手，但我知道那是勉强的，甚至是激烈反对的。
事后，会计一副完全为我好的神色找我谈便足以证明了这一点儿。他总喜欢这样，或许这也是他能够持久得到刘老蔫儿喜欢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我不喜欢这样的作派，便责问道，那，你为什么不再会上说？
他说，有许多话在会上是不便于说的。
我说，都是为了工作，有什么不好说？
他显然没有料到自己会热脸碰到冷屁股，一脸地沮丧。
这种人就是不能给他好脸色，一旦有了好脸色，他就能飞到天上去：现在的会上，他是反对刘老蔫儿最激烈最坚决的人；当初办厂时，他是拥护刘老蔫儿最急的人，差一点儿没喊出“刘老蔫儿万岁”，难怪村里人送他外号叫“太监”。咳，可别说，那一刻，我觉得他确是一脸太监相，甚是厌恶。
决定了的事儿，就要去办，而且必须办好。这是我当时奉行的信条。但这种凭一时激愤做出的决定终究有点儿玄，或许果如村里人所说，我的运好，这些企业居然被我重又启动起来，尤其是条编厂当年就见了效益。
其实，并非我的运好，而是有四个条件成就了我：一是这些小厂的设备居然完好无损地保存着，据说，刘老蔫儿即使在当支书的后期也经常去保养这些设备，他始终相信这些厂子还能再活起来；二是凡企业都有高峰与低谷，高峰期偏偏让我给碰上了；三是有刘老蔫儿创下的关系网络和经验教训；四是我适时对这些厂子产品的样式和性能进行了革新，譬如条编厂，不再生产粪筐子，而改做工艺品，很快就打开了市场，至今目标市场已重点锁定在了国外。
这些条件当然非一般百姓所能看到，说实话，当时连我也没有想到。企业的成功启动，自然又为我争得了一分，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不仅如此，也为我之后做出更加令村里人无法想到的决定奠定了基础。
这个决定，便是趁赢利正旺时卖掉企业。之所以要做出这样一个决定，主要是想把村集体从这些想管却又管不好的事务中解脱出来，腾出精力去搞招商引资。
那时，我认为，要彻底解决好农村问题，必须首先建立一套工农商优势互补的体制，而这个体制的核心便是能够消化、吸收和解决我们村农产品的工商龙头企业，靠工商龙头企业的技术和市场优势来调整农业结构，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而不是靠抓一个或几个企业来赚看起来也不算少的钱。要实现这一目标，仅凭我们村甚至我们镇的钱显然是不可能的，必须要靠外资，尤其是那些有发展前景的朝阳企业。
当然，这个目标的本身就不如赚几个钱那样实在，那样容易让人看到效果，反而常常给人以出力给别人做嫁衣裳甚至是损己利人的印象，因为少有人能够从长远来看。所以，由于担心那些无休无止地争论，我的这个决定绕过了村两委和村族长会议，难怪村里人都说我的作派越来越象刘老蔫儿，那样独断专横。
至于这一点儿，连我自己也意识到了，但我说不清自己想竭力抵触的刘老蔫儿何以会对自己的影响有这样深。因为夏雨？不可能。我们为夏雨所做的那点事儿，都是阿惠安排的。至于我和夏雨的结合，则是后来的事儿，而且至今也无法达到我和阿惠之间那样的和谐，显然与此无关。
且略去碎话，再说我落实决定同样是麻利的，待村里人反应过来，我已与承购者签订了转让合同。
对于这种极端不民主的行为，果如我所料，村内舆论哗然，反对声一片，而且必然地关于我有不良行为的传言也应运而生。
不仅如此，面对既成的事实，连乡长也大为光火，但乡里的调查组对传言查无实据，也只有不了了之。
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做的也确有过火的地方，恰如乡长所说，没有研究、没有报批、没有经过必要的投标程序，这应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