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他那双会画画、会做航模的手。阿毛的身子在飞驰的火车后面飘荡起伏。
轰隆隆的车轮声变成了飞机的引擎声,我和阿毛在蓝天上飞翔……
173、车厢对话 '本章字数:1717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19 11:16:57。0'
我从迷迷糊糊中醒来,听到轰隆轰隆的车轮声还在继续,揉着眼睛问:“到哪里了?”
同行的知青都笑了:“快到泰山了。”
晓晗嗔道:“你真能睡,七八个小时,醒都不醒的。”
说实在话,临出发那几天,每天与父母长谈关于我谈恋爱的事,但进行得很不顺利,我真的没睡好。十分遗憾,这次想趁探亲的机会,让双方父母认可我们处朋友的事,结果却无功而返。
透过车窗,我抬头望远,在一片青山之中寻找那最高峰――泰山。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从上海乘火车去哈尔滨,泰安是必经之地,每每当火车缓缓驶过泰安站,我都会想起杜甫这句诗。
看着车窗外那慢慢移动远去的山颠,我不知多少次同自己约定:总有一天,我要登上泰山。
几千年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把泰山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华夏历史文化的缩影。但对我来说,向往泰山那种“凌绝顶,众山小”的气势,是想从大自然里去体会另一种哲理:人的生命不过就是几十年,小如“众山”;而由生命散发出来的人性、爱情和思想却会代代相传,如同“泰山”。
火车过了哈尔滨,人少多了。
我们这次买的是火车临客票,这是每年春节前后为探亲知青的往返而特地增加的列车,从上海可以直达龙镇。这样,省去了在哈尔滨中途转车的麻烦。
哈尔滨下去了好多人,我们从四号车厢挪到五号车厢,那儿要暖和一些。
五号车厢里,有几个兵团知青正在聊天。听他们说话,像是老高中生,年龄要大我们四五岁,考虑的事情也比我们要多。
男A郁闷地说:“当初我们已经定了分在上海,学校想等到毛主席生日那天发通知的,谁知在毛主席生日前五天,毛主席发出了关于上山下乡的最新指示,我们就全下农村了。”
戴眼镜的男B说:“很多事情都是命,去年国务院来调查知青问题,原来想会有新的说法了,没想到调查结果刚出来,毛主席逝世了,谁还能给你个说法?”
圆脸女A安慰大家:“说法总会有的,我听说以后抽调要先照顾年纪大的了。”
女B叹气:“这能照顾几个啦?我们都已经二十**岁,很多人屏不牢,已经结婚了。”
女B顿了一顿又说:“一结婚还有什么希望?我就不结婚,屏下去。实在不行,等我阿爸姆妈死了,我也一起跟去算了!”说着说着,眼中闪现出泪花。
从车厢的另一个角落里,传来了一阵轻轻的抽泣。
整个车厢的气氛顿时凝固,沉浸在一片伤感之中。
戴眼镜的男B悄悄对另外几个聊天的知青说:“不谈了,影响别人了,睡觉。”说着把抱在胸前的棉袄往头上一蒙,不再说话。
从上海出发后的第四天清晨,火车到了终点站龙镇。
龙镇,地处小兴安岭山脉与松嫩平原的过渡地带,距北安县约 60 公里。伪满时期,从北安到黑河就有一条小铁路经过龙镇,但抗战胜利后铁路被苏军拆毁,铁轨等物资都被苏联夺去。直到1962年,北安到龙镇的铁路段才进行了修复,平时也就是运行一些装了粮食和木材的货车。
知青下乡后,龙镇四周有大量的兵团农场和插队的知青,每年春节前后增开从上海直达龙镇的临客,这里就成了知青向北的火车终点,也成了知青继续乘坐汽车向更北去的出发点。
龙镇火车站是四等小站,十分简陋,一幢房子,一排木栅栏。
阳春三月,上海已经脱去了冬衣,可在龙镇这个北国小站的清晨,列车员打开车门,一阵寒风迎面而来,不大的站台掩盖在残雪之下,分不清哪里是站外哪里是站内。我先跳下火车,帮大家接下行李,然后一起向不远处的汽车站走去。
从龙镇到黑河,坐长途汽车还有230多公里,路上要五六个小时,但到黑河后,当天去爱辉的长途车没了,要第二天才能坐车行驶30公里回到知青点。
我们决定不去黑河,中途到西岗子下,从西岗子回爱辉只有18公里,让生产队派马车来接,这样当天就可以到了。
下午二点多,我们到了西岗子,在长途汽车站找了个熟人,打电话给大队。
那时只有大队部有台手摇电话,给大队部烧炕的老贾是我们队里的人,接电话后赶紧找老吴派人套车来接我们。
下午的太阳已经有些暖意,一冬的积雪在房顶上化了,在路上化了,湿漉漉的,已经可以感受到春天的气息。
坐了三天火车和一天汽车,被狭小车厢束缚得浑身难受。我对大家说:“你们看着行李在这里等,我先溜达着往回走,反正西岗子到爱辉就一条路,到时候你们能看到我的。”
晓晗说:“我也不想坐在这里干等,陪你一起走吧。”
我们俩一身轻装,走在乡间的路上,甩开手脚,享受着阳光的灿烂,呼吸着大地的清新。
174、腐乳馒头 '本章字数:1874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20 10:28:00。0'
黑龙江,春水拱裂了冰盖,水涨起来,托着破碎的冰排,漫上我们曾打开过的沙滩,沙滩下埋着水泥涵管。
北树林,布谷鸟一声又一声地叫得欢,岸上的水泵机也有劲地吼叫着,将江水从井里抽上了岸,白色的水柱喷射进水渠里。
水渠把流淌着的水,缓缓分流到筑起了稻埂的田地里。
1977年春,江边提水站引水成功,我们在北面沙土地上种了240亩水稻。
往年干旱的沙土地,此时盈满了水,就像一块一块彩色的玻璃,映着太阳、蓝天、白云、树林和拉水耙的人。
第一次在北面种水稻,感到比在西边种水稻舒服好多。
西边的黑土地,一眼望不到边,水稻地头尽是湿地,就连地营子里也湿乎乎的,中午休息时裹着湿透的棉袄,即便是在太阳底下,也冷得浑身打颤。
北面有江边沙滩,有北树林,又靠在公路旁,中午休息时,有的躺在沙滩上晒太阳,有的去北树林里采蘑菇,有几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干脆骑车回家,吃一顿热乎饭再来干活也不迟。
晓晗和我坐在江边的大杨树下,她从兜里拿出一只馒头,掰开,再从一只瓶子里夹了一块上海带来的红腐乳,摊平在掰开的馒头里,合上,递给我。
生产队地远,我们一年有四分之三的中午都是在地头吃饭的,我从来都是干粮就着凉水,几分钟吃完,倒头便睡。自从和晓晗谈恋爱后,只要这天是在一起干活,她就会在中午的干粮里弄点小花头,让人感到女人的细心和讲究。
嚼着红腐乳夹心馒头,看着眼前刚刚淌完冰排的黑龙江,水面平静得如同身后那些刚撒完稻籽的田池,倒映着蓝天和白云,偶尔还有小块的冰,点缀在微蓝的江上,悠悠地漂过。
晓晗问我:“最近给家里写信了吗?”
我说:“写了。”
“父母有没有谈到我们俩的事?”她又问。
“没有,我也没在信上提这事。”我告诉她。
“难道就一直这么下去?”她一边说着,一边帮自己也弄了个夹心馒头。
我吃着馒头,沉默了一会儿说:“慢慢来吧,或许时间长了,父母会认可我们的。”
晓晗看出我有点心烦,安慰我:“你不要有太大压力,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无论是什么结果,我都不会怨你,怨只怨自己没这个命。”
我说:“别说什么命不命的,父母的意见要尊重,但天高皇帝远,我们在黑龙江,命运最后还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晓晗不再吱声,见我吃完了,递给我水壶。那是她一次从马车上摔下来压瘪了,又用黄豆放进去泡胀的军用水壶,像个圆鼓鼓的手雷。
我看了笑着说:“这东西拿到上海去,上海人会以为是个新产品呢。”
晓晗也笑了:“瞎七搭八,上海人又不是戆大。”
我郑重其事地对晓晗说:“三年没回上海,我觉得自己成了城市和农村的边缘人了。在老乡眼里我们不是农村人,在上海人眼里我们又不是城里人。”
晓晗不以为然:“谁能分得出来?都是你自己想的。”
我说:“你记得吗?在‘大世界’边上那家饭店吃点心,我们俩人叫了四两小馄饨,四两烧卖。这点东西算什么,我在农村一顿就要吃八两大馒头的。结果,好家伙,一下子上来八碗小馄饨、四笼烧卖,放了一桌子。弄得一饭店的人都盯着我俩看,那眼神就好像在说:戆搭搭的知青,胃口倒蛮大的。”
晓晗听了大笑:“就是,介许多人盯牢阿拉看,没吃完就赶快逃出来。那天真的太像乡下人了。”
这次探亲,在上海无功而返,给我心里多少留下了些许阴影;但江边提水种稻的成功,又让我恢复了自信。
我说:“乡下人就乡下人吧,我一回到黑龙江,就觉得浑身有劲。”我回头指着那一片片水稻地:“你看,我们在这里把江水提上了岸,把沙土地变成了水田,我心里真的很自豪!”
晓晗说:“我知道你有理想,但我怕整天说你好,你尾巴要翘到天上去了。”
我说:“我现在哪有尾巴好翘?我觉得自己在农村呆的时间越长,头脑就越简单,语言举止就越来越‘戆搭搭’的,也许将来我只能沉迷在乡间,在简单实在的农业生产上取得一些还能自我陶醉的成功罢了。”
我突然想起了黑桦树。
人们赞美和欣赏小兴安岭上那一排排漂亮的白桦,但很少有人知道那里还有一种叫黑桦的树。
黑桦树没有挺拔的身材,黑不溜秋地在林子里也不显眼,它的木质纹理又扭曲,是一种无用而且很让木匠头痛的树种,所以没人会对它感兴趣,只是在冬天的时候才会想起它:喔,它很韧劲,还可以做雪爬犁!
有过我这种上山下乡经历的人,在别人眼里大抵就是这样的黑桦。二十浪当多岁了,失去了在大学受正规教育的机会,故而无用;在时代的压力下生存,故而扭曲。唯一的优点就是能身负重压,在寒冷坚硬的冰雪上特别耐磨擦。
黑桦,自知没有栋梁之才,所以也无所谓鸿鹄大志,感兴趣的只是地上的泥土和泥土上的白雪,在同它们的交往中,渲泄着扭曲的韧劲,就像雪爬犁被老牛拉着不时要发出“嘎吱”的音响一样,并会因为终于能有所作为而乐此不疲。
或许这就是黑桦在幻想中的一点点乐趣。
175、上门讨债 '本章字数:1478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21 13:47:14。0'
大田种完,我决定去黑河,不讨回这笔钱就不回来。
生产队为建江边提水站,向县水利科买进一批设备,其中有一台80马力的泵机,后来换成60马力,差价是450元。
队里会计到县里跑了三次,讨要这笔钱。水利科的人总是推说科长不在,其他工作人员又都不肯过问这事。
这天我到了县水利科,他们又如法炮制,不管我去问谁,都说科长不在,解决不了。问科长什么时候来,又都说不知道。
我蹲在县水利科大门口,从中午等到晚上,都下班了,也不见科长人影,里面的人嘻嘻哈哈地推门而出回家了,就当作没看见站在门口的我。
一股火气涌上了我的心头。
这是我从上海探亲回来后,第一次来到县城,去大街上买了两只馒头,准备去县城最差的旅店――大车店里过夜,明天再去水利科。
大车店里都是农村来的人,有看病的,有探亲的,也有像我这样替队里来办事的,甚至还有在镇里走累了来这里歇歇脚的。一大溜的大炕上,就这样坐着一群没事闲聊天的老头和单身汉。
大车店的炕不好烧,往外倒烟,烟油子味呛人。我疲倦地坐在大炕上,倒来一杯凉水,就着馒头吃。
突然,半掩着的门外传来大声的叫骂:“他妈的,我的工资怎么还不发?会计呢?”
“让我自己去说?呸!那会计就住我家院里头,他不来找我说,我还去找他?”
我只听见他那嘴舌发硬的叫声,不听见对方有声,看来他是在打电话。
一会儿,这个吐字不清的老头进了屋,个头很高,戴着一顶贼油的工作帽,身穿工作服,敞开着扣子,可以看到他除了外面一件棉衣外,就穿着一件发黑的衬衣。这种外貌给人有60来岁的感觉,可是要仔细瞅他的脸,可以看出,他已经很老了。发皱的脸皮,稀稀拉拉的几根白胡子,牙也剩下不多,发直的眼睛淌着水。
他摇摇晃晃地进来,似乎跟每一个人都相识似地点着头。
我突然从这老头的话里得到一种启发:为什么不找到科长家里去?
这个不过两三万人的县城,打听个人住哪不是问题。
等老头晃到我跟前,我给他递了一支烟,问:“水利科科长你认识吗?”
他接过烟,看了我一下,“干啥?你是说那个刘科长?”
我说:“对,我从屯子里来的,带了一点东西给他,但在科里一天没见到他,想送去他家里。”
他点上烟,对我说:“你出门向左,过一条街,有个胡同,胡同底倒数第二家就是他家。”
这下好了,我三口两口吞下馒头,赶紧出大车店,找到刘科长的家。虽然天已经黑了,可那个胡同并不难找。
他家里只有老婆和一个十来岁的儿子,说不清楚科长什么时候能回来。
那就等呗,一个下午,我在水利科大门口都站过来了,现在坐在他家里,我也不怕晚了。
可是,一直等到夜里11点,县城旅馆都关门了,外面又起了大雨,我一声不吭,决心等个一通宵。
科长老婆见无法撵我走,只好让我和她儿子在一张床上睡下。
早晨起床,科长老婆告诉我:科长是半夜回来的,一早又走了。走前关照,让我早上10点到水利科找他。
终于见到他了。瓦刀脸,粉红的脸颊上布满细密的血丝,还有一只酒糟鼻子。他对我很冷淡,一句话不说,开给我一张纸条,找来一个工作人员去给我办转账手续。
事情竟然如此简单。
不久,生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