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刘金鹏说：“为了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就再冒一下险吧。你去转告顾本产，就说我的意思，再让他干一年，失败是成功之母，看他有没有信心。”
刘金鹏那晚回来对我说：“顾本产哭了，双手拍着炕桌号啕大哭，我从来没看到有人这么哭过。他说做梦也没想到队长仍旧信任他，他只有一个念头，为自己也为信任他的人打一个翻身仗。”
145、冤家路窄 ＇本章字数：1726 最新更新时间：20130918 00：42：05。0＇
1975年底，打完场交完公粮之后，县里召开一年一度的“四级干部会”。
这次四级干部会议开会前，要求各队都必须准备一份十年来集体经济发展的数据资料。我们生产队十年来的数据如下：
1966年以前，集体固定资产2万多元，包括物业：一旧仓库（约200平米）一排旧马棚、一旧马号；无一匹机动动力和像样的农机具，老牛破车嘎达套，最高年产量27万斤；人均最高年收入87元。十年后至75年，固定资产13。5万元，全部动力87匹马力以上，拖拉机、抽水机、排灌机（田间非田间作业机具）几十种，最高年产量82万斤，人均最高年收入230元。
其实，上述资料中“1966年前”的状况一直到1969年时都是一样的。生产队集体经济跨越式的发展是从1969年大批知青插队时才真正开始的。
可是上级要求资料在时间上的划定一定要以文革为界限，我们一下子也没弄懂为什么。
直到县里开会后，我们才知道上级要这份资料的用处：肯定文化大革命，反对右倾翻案风。
四级干部会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最新指示：“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
不用说，大家就知道是指***。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将近一年后，又被不点名地批判了。
全县从县、公社、大队到生产队，四级干部到会的有1600多人，在县城开了整整19天会，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会议，听说这是历年来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
全县当生产队一把手的上海知青不多，作为这样一种身份，会议开幕式时，我被特意安排在主席台最后一排就座。
直是冤家路窄，当我走到最后一排坐下来时，看到紧挨着我的竟然是四年前命令手下抽去我的皮带、把我关进牢房的人――县公安局军管会主任。
他还认识我，并朝我笑了一笑。
我略微点一点头，自顾自坐了下来。我一直不知道当年他关我十天的理由是什么，我想他现在也无法解释而我也不需要听他什么解释了。
四年前，天真单纯的我们，从刺眼的阳光中走向暗处，就象得了夜盲症一样，摸不清方向，被人恶意耍弄，还要斗私批修，总觉得是自己有毛病。
四年来，当我们经历了人生的坎坷之后，已经学会了用敏锐的眼光洞察前方，能利用哪怕是一丁点的微光来看透周边都是些什么东西。
这就是人们在顺境中往往会眼光短浅，在挫折中却能预见未来的原因。
我不会再像四年前那么天真幼稚地对所有的人都抱有信赖，心里十分清楚不同岗位的人都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和有着什么样的心理。
我的点头只是想保持一点做人的风度，其实心里对身边这个浑身冒出烟酒味的家伙感到恶心得不得了。
好在只是一个开幕式，时间不长，我还能忍住没反胃。
会议尽管开了有史以来最长的19天，但处在偏远边境的人们，对正在掀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并没有中心城市那样的热情。尤其对与会的农村基层干部来说，已经是年底了，粮食、种子、化肥、年终分红才是最为关心的大事，大家都归心似箭地等待散会回生产队去。
回到生产队，接到母亲十天前来的一封信，说她本月去北京开会，可能会抽空来我下乡的地方看看。
父母在一年多前，已经被“解放”，从位于奉贤的“五七干校”重新回到市区单位，走上了工作岗位。
去年，母亲乘出差南昌的机会，就去了哥哥所插队的江西农村探望，她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儿女呆过的地方都要去看看，所以这次到北京开会，就想抓住机会来黑龙江。
我们大队200来个上海知青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上海的家长来探望过。
今年夏天有一个例外：第二生产队有一个知青在黑龙江里游泳，钻到轮船的底下，再也没上来。七天后，在100多公里外的逊克县发现了他的尸体。他的父母赶来了，直奔逊克县，把儿子就地埋葬，又伤心欲绝地从逊克直接回上海了。
严格地来说，那可怜的父母在生产队一天也没呆过。
我看了信非常高兴，母亲要来的话，不光是全大队，也可能是全公社知青家长中唯一的了。但我也十分担心，因为北京到哈尔滨，再到我下乡的地方，远远不是抽空就可以来看看的，那得赶多少路转多少车呀！
信中，母亲还报了两条喜讯：
哥哥今年已经被推荐到上海第一医学院上大学了。至此，我家只剩下我不在上海；
大弟已经被批准入党。说来惭愧，参加工作的四兄弟中，三个都是党员，只有我一个进步太慢。
果然，紧接着母亲在北京又来了一封信，说会议结束后只有二三天的空，来回黑龙江不可能了。
我企盼的心，重新归于平静。
146、零下43度 ＇本章字数：1621 最新更新时间：20130918 08：38：29。0＇
还好母亲没来黑龙江。
不要说是北京，就是到了哈尔滨，还要向西北行600多公里，才能到爱辉古城。尤其翻过小兴安岭后，就算是西伯利亚地貌了，冬天，那可不是一般南方人受得了的。
已经到了三九严冬，整整刮了三天大风，昏天暗地，地上的积雪被刮得飞扬起来，大地像蒸笼一样冒着热气，白茫茫一片。
地形也被重新安排了一番，玻璃窗被厚厚的雪、厚厚的霜封了整整三天，人们一进屋就如同与外世隔绝，连眼睛的视线都溜不到那风雪呼啸的天地了。
不要以为这里的农民一到冬天便坐在暖炕上磕瓜子喝老酒，像熊瞎子一样“猫冬”了。
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插队五年来，我除了回上海探亲，从来没有在冬天闲过。
更何况前些日子县里又开了个紧急电话会，要求春节前大破“猫冬”思想，掀起以改土增肥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新高潮。
我们队里，除了修理花轱辘大马车、石头场采石安排了少量人手外，其他人马都集中在南北两个高温造肥点，昼夜不停制造颗粒肥，还有刨粪送粪……每天的活儿都安排得满满的。
昨天夜里，我们就趁着月光，组织30多人，人拉着车，把场院里清理出来的打场疲ё永礁呶略旆实氐恪�
自从有了手扶拖拉机后，除了蔡景行、汪永德，我也加入了开手扶送粪的加班，每人8小时轮流干，反正那手扶就是干不死的马儿。由于白天我要处理队上的一些事，夜里的活儿就由我来干。
俗话说：腊七腊八，冻掉下巴。这两天是最冷的天气，气象预报说有零下四十三度，夜里开手扶顶着风雪那就更冷了。
我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皮帽、皮衣，大头鞋里的毡垫我就塞了七层。可是西北风迎面刺来，就像割脸上的肉一样，浑身也冻得冰凉。
我冷静地操纵手扶：换挡、加油、扳离合器、脚蹬方向轮，忘记了寒冷，忘记了饥饿，也忘记了四下里黑漆漆的天地。
天亮了，我下班走在路上，碰到了常永石。他原先是我们队的当地回乡青年，后来靠他老子在公社当官，弄到了公社中学教书。只见他裹着一件上漆的黑皮大衣，戴着毛色发亮的貉克帽，用怪异的眼光看着我，嘴角露出一丝笑。
我确实穿得有点怪，一件半长不过膝的光板羊皮大衣，肩上破了一块，用了块白胶布粘上，皮领子也坏了，露出白衬，没有扣，用一根自己搓的麻绳在腰间拴上。
我没理他，回到知青宿舍，我脱去这件皮衣，再脱下大头鞋，发觉七层毡垫和袜子冻得都粘在了一起。我用手搓暖了僵硬的脚，一头倒在炕上睡着了。
一直睡到下午才醒来，听说去岗子拉煤的人马回来了，不过有一匹马在西三加子那儿趴下，要队里组织四五个人去弄回来。
等我赶到队里一看，杜义田已经把马车套好，还来了不少车老板。我想跟着一起去，他们把我推了下来，说保证把马整回来，让我放心。
不去就去吧，反正我也闲不着，去走访了几户社员。一家是生病在家没出来干活的，一家是父母带孩子去黑河看病，家里只剩下几个“萝卜头”的。一家是上次评分低了点有些情绪的。
说来也怪，第二天早晨，风嘎然而止，太阳温暖地俯射大地，窗户上滴嗒了一会，霜雪便化得干干净净。绝好的天气，引得人们心情也有了几份快乐。
谁知晚上，又飘起了小雪，我找肖明去打扫一下知青点空着的房子。
过两天县里工作队要来队里，正好冬天很多知青回上海探亲，空房有的是，安排工作队临时住没什么问题。大冬天的，也别让工作队的人一日三餐都跑知青食堂了，知青点的宿舍都有单独的锅灶和火墙炉子，队里只要安排个人，拿点米面油菜，就可以给他们就地开伙。
一出门，肖明就叫道：“下雪了，不去了。”就几步路远的地方，下雪怕什么？我不理他，顶着细雪在前走。
到了门前，他见我站着不动，便上前推门，锁着。他又叫道：“门锁着，算了吧。”我没睬他，从兜里掏出钥匙开了门进去。如果连这点准备都没有，那还叫队长吗？
不知怎么搞的，灯泡不亮，他又一个劲地嚷嚷：“肯定不行，回去吧！”
我一遍又一遍，固执地拧着灯泡，他在一旁不耐烦地吼着：“你就是倔，非要失败才肯回头呀！”
我一声不吭地继续，灯终于亮了。
一切条件都具备后，他无话可说，见我抱柴禾烧炕，他拿起了扫帚扫炕，嘴里不服气地嘟嚷着：“是老天助你，要不然不会这么顺利的。”
147、酒后失言 ＇本章字数：1613 最新更新时间：20130919 10：03：31。0＇
早上去生产队分工，突然听到了哀乐，广播里报周总理逝世了。
我一下子呆在那里，简直希望这是一场梦，还没醒的梦、可怕的梦。但愿等我醒了一切还都像过去一样。
可是我拍拍自己的脑袋，那哀乐声依然在响，我才意识到这是真的，是真的现实。我十分爱戴的尊敬的总理，与我们永别了。
没有上级布置，老乡晚上开会时自发在政治文化室为周总理设了灵堂，挂起了周总理的像片，向像片三鞠躬。
周总理逝世的第二天，地区工作队派驻到了生产队。他们一来就传达了上级精神：当前主要任务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展生产队班子整顿与整风。对周总理的逝世，各单位自己不要设灵堂，不要开追悼会，不要佩戴黑纱白花，等等。
我们还沉浸在悲痛之中，对这么多“不要”有点摸不着头脑，还以为上级对丧事简化是一种新的做法。
工作队来了已经好几天了，他们关心的仍然像往年一样，是“算盘响，换队长”。那天是周总理的“头七”，我的心绪不好，下午收工后，到贾大爷家里喝了一点酒。边喝着酒边谈周总理的事。
喝完酒，我习惯性地一个人又去队部场院看看。
喂马的饲养员值班室里，早有两个工作队员在等着我，开口便责问我为什么今晚没安排社员开会？
我真的是忘了安排开会的事，我借着酒劲说：“喔唷，忘了。今天太累，明天再说吧。”
那两个工作队员严厉地批评我：“这是政治态度问题，你这样下去要犯错误的。”
我心里的闷火一下子发作了，想起几年前老吴副队长背着工作队说过的话，我今天就当着工作队的面说了出来：“你们精神倒蛮足的么！这样，明天你们吃在知青食堂，白天下地和我们一样干活，晚上我就陪你们一起开会。”
他们看着满身酒气的我，气呼呼地走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想起昨夜的酒后失言，我突然觉得，男子汉大丈夫哪怕是酒后说过的话，也不能不算数。
我早上去队里分工时，撤下了给工作队做饭的娘们，还让车老板套了一辆马车，把给工作队安排的大米、豆油和菜给拉到了知青食堂。
晚上收工回来，我看了看工作队住的宿舍，没人了。
听说他们把我告到了公社，告到了县里，还告到了地区。
唉，怕什么？不就是个队长嘛，换就换啦，国家总理还换人了呢！我觉得与总理比起来，知青就是一些小草，算不上什么。
无风无雨的日子里，没人会注意到小草无力耷拉着的身躯；风吼雷闪的日子里，小草也只能在扭曲中压抑地发出喊叫；如果给小草一点露水，它们会欣喜若狂；但如果给小草一点火星，它们就有可能形成燎原之势。
怀着一种无名的火气，还有一点忐忑不安的焦躁，我等待结果。
可是等了好多天，没见动静。
大队郭书记那天通知我去参加公社召开的边境工作会议，顺便告诉我：“你们队的工作队撤了。”
我问：“那队长选举的事谁来弄？”
郭书记说：“你们自己先准备起来，到时候大队来人。”
这天的公社边境工作会议，通报了有关方面最近汇总的在东北、华北、西北的内潜外逃情况。其中东北方面，苏方向我派潜特务的频率和人数十分罕见，而且由于防备不够，有两名武装特务竟然潜入了北京，会议因此对加强边境地区的管理，提出和重申了若干规定。
一、 严守国界。双方边境线已定界一致的地方严守，不一致有争议的地区维持边境现状，保护国界标志，发现对方私立、移动国界标志要保护现场，进行拍照，及时上报；保护界河河道和航运，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国土，防止水土流失。国界问题应报中央解决，不准任何人擅自处理。
二、 不主动惹事，不挑起冲突，如对方挑衅，应根据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不后退、不示弱。区别对待人民和政府、决定政策的人和执行的人、事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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