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他补充了一点：“生产队的权力在贫下中农手里，用不着怕这些人，如果发现他有问题，我随时可以撤换。”
郭木森最后对我说：“生产队的事，你们自己决定吧。”
就这样，曹士英当上了饲养员。
每天夜里，在我回宿舍熬夜看书记日记之前，我都会去马厩看看。
这并不是对曹士英夜间喂马不放心，而是我当队长后一直都有这样的习惯。
很明显，平时寂静得只听见马匹嚼草的马厩，现在总有一个身影在里面忙乎。
曹士英把喂马的谷草铡得细细的，把马料拌得匀匀的，还随手带着铁爪，将一天劳作回来沾泥的马梳得干干净净的。
每次看到我，他的脸上微微一笑，也不说话，继续忙自己的。
十多天后，赶车的老板们说：“现在马精神了。”
再过十多天，社员说：“现在马长膘了。”
我突然悟到：一个挨过整，正处在困境的人，对待来之不易的工作一定会比一个普通人尽心十倍。
我甚至暗暗地庆幸，并且坚定地相信：良心，往往会在无意中让我们做对一些事情。
127、稻籽事件 ＇本章字数：1533 最新更新时间：20130707 23：30：10。0＇
一年一度最累的活开始了。
今天稻埂已经叠完，开始拉水耙，撒籽播种了。
晚上下工回来，我们穿的破棉袄上面滚满了泥浆；腰里扎着铁丝，脚上穿着高到大腿的水靴，背着干粮袋，一脸尘土。
我有点上火，喉咙哑了，眼睛也发炎了，白天在稻地水池的阳光反射下，两眼疼痛。
但这都已经不重要，让我感到揪心的是一件怪事：泡在水渠里四千多斤稻籽，其中有一千斤左右竟然掺进了小麦！
今天早上，是种水稻的第一天，背稻籽的肖明打开包一看，傻眼了，马上跑来报告我。
社员开始议论纷纷，选稻籽装包的活是保管员李胜俊负责的，是他故意？还是疏忽？一时气氛十分紧张。
我没有声张，只是把撒籽经验老道的富农老曾头找来，问他：“这稻籽你能不能撒？”
他用手在草包里扒拉了几下，说：“大概有三分之一小麦吧，只要手里掌握好，没问题。”
我说：“那好，这一千斤稻种由你来撒。”
下工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事。
我没有回知青点，而是跟马车直接到了队里，追查这一千斤稻种的装包过程。
李胜俊有点紧张，支支吾吾地说：“那天二线妇女选籽干得很晚，天已经黑了，在装草包时不小心把两袋麦播后余下的小麦籽也掺了进去。”
他打开仓库，指着堆放小麦籽的地方说：“我也是第二天早上才发觉少了两袋小麦的。”
晚上，队委会开会，研究处理稻籽掺进小麦的事。
我问：“出现这样的事故，按惯例应该怎么处理？”
贫协主任刘承新兼治安工作，他说：“要报上级公社，由他们来调查。”
我再问：“如果查出来是装包时工作失误，结果会怎么样？”
他说：“这就不好说了，要查清楚是不是有人破坏春耕生产，现在晚上看场院……”他看了我一眼，不说了。
我说：“事情没那么复杂，我已经调查清楚，跟晚上喂马人毫无关系。是夜里装包看不清，把余下的二三百斤小麦籽混进去了。这件事由我向公社汇报吧，大家不要传七传八的，集中精力搞好水稻播种生产。”
事情并没有像刘承新讲得那么紧张。公社在听了我的调查汇报后，觉得涉及到的只是二三百斤小麦，而且我对事情的调查已经很清楚，就没有再派调查组，只是嘱咐我们要严格把好春耕各个关口，不要再出任何差池。
从公社回来，已经很晚，我敲开了李胜俊家的门。
他打招呼时，声音有点颤抖。
我笑了，轻松地对他说：“为了稻籽的事，我忙到现在连饭也没吃，给我倒杯水吧。”
他拿了两只馒头，还倒了一杯糖水，问我：“要不要些咸菜？”
我说：”不要，这就够好的了。”
我向他通报了公社的嘱咐，还跟他一起商量了在仓库保管上应该注意的事项。
临出门时，李胜俊脸上的紧张已经松弛，他一直把我送到院子的栅栏门前才返回，喃喃自语地说：“是个好人，是个好人。”
第二天，继续召开队委会，主要是梳理能上稻地干活的主要劳力，同时安排好二三线大田备耕的生产。会议最后，我把稻籽一事的调查和公社对此事的要求也进行了沟通，并在会上提出生产队的团结问题，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说是社员的团结，点明了就是指昨天稻籽事件中，有人动不动就习惯于无端的猜疑，弄得人人防备，气氛紧张。
但好多人并没理解我的意思，讨论起“团结和依靠”的问题来。
有两种意见：
一、认为依靠对象是贫下中农，另外也要团结整个生产队95％的社员一起干。
二、认为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虽然这些人已经不再盛气凌人，成家过日子了，但是不能团结的。
两种意见进行了争论：
持第一种意见的人认为，不能狭隘，要考虑大局，从自己是干部这一点出发，“小鸡肚肠”是不行的。
持第二种意见的人认为，不要怕那些人，不要迷迷糊糊睡大觉。
只有李胜俊，知道我想说什么，对大家说：“初一那天，队长在我家说的‘人定胜天’那个意思，现在想想，有道理呀。”
我想了想，有些话不便说透，于是对大家说：“我只是顺便听听大家意见，大家各自发表意见，不争论不结论，我们一起慢慢思考。目前的关键是搞好团结抓好春耕，不要无事生非，把大家心弄乱了。”
128、春回大地 ＇本章字数：1846 最新更新时间：20130708 17：01：48。0＇
下工了，我把马缰绳挂在马脖子上，让它沿着水渠自个儿回去。马儿有灵性，马蹄踩着水花声直奔地头迅速远去。
我蹲在稻埂上，先把泥泞的水靴洗得干干净净，在夕阳的反射下锃亮锃亮。
然后，我搓洗着双手，两手的食指由于拉缰绳，指纹都已经磨平，光滑鲜红；其它几个手指头的指纹却象旱地的裂纹一样，碎成了一个个小块。那一个个小块的裂纹里嵌满了泥，洗也洗不净了。
我抬起这双粗糙湿漉的手，抹去脸上、脖子里的泥巴，浑身感到无比的轻松。
水稻播种这一仗终于结束了。
我踩着尘泥不染的水靴，轻松地走在光溜溜的稻埂上。
傍晚，霞光红满天，喜鹊喳喳归巢。
600亩稻田池，一块块平如镜面，映着蓝天，赤色的云彩宛如从稻田的水面上飘然而过，像一幅美丽的图画。
最早撒下稻籽的水田里，水稻苗已经在静静的水中露出了嫩嫩的尖儿，那几块混进小麦的稻池里，长得特别茂盛，也许是腐烂的麦籽成了水稻最好的肥料？
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每年种水稻拉水耙，队里都要累死一两匹马，但今年没死一匹。社员都说自从曹士英喂马后，马劲儿也大了。
几个扛锹下工的社员从身后超过我，打着招呼：“快走啊，回家的马车都套好了！”
坐上车，马车离开稻田。
接下来四个多月，水稻的田间管理就交给三位水稻技术员了，直到9月底，我们才会前来收割水稻。
一路上，我左右望望，辽阔的田野里，正一片复苏景象。
那一马平川绿茸茸的是小麦，麦苗儿绿油油的就像地毯一样；那起垅后压过滚子的是黄豆，豆芽儿一溜拱出了土，歪着脖子打量这新奇的世界；那垅上有一个个脚窝的是苞米，如针尖般嫩绿的芽尖儿钻出脚窝，充满了生命力。
想起今年的“哑炮”、“四号病”、“稻籽掺麦”等一系列看似不好处理的事，都得以平缓解决，突然，我有点感谢这些事件了。有道是鸟笼里飞不出雄鹰，脸盆里出不了鲸鱼，这些难以把握的是是非非，不正是对自己最好的锻炼吗？而且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社员的认可，我可以直接感受到社员的干劲起来了，在整个稻田播种的半个月里，出现了许多不计报酬的忘我劳动。
我没回知青点，路过贾大爷家时，我进去看看，好多天没看到他了。
贾大爷听说水稻地的活儿干完了，非常高兴，说：“今天正好在江里打了条鲤子鱼，咱爷俩弄点酒庆祝一下。”
酒过三杯，临时断电，贾大爷点亮了蜡烛。
这蜡烛刚点燃时，非常亮，等到它把蓬松的芯儿烧掉一部分后，就暗了下来。接着，火苗慢慢融化了芯儿根部的蜡油，干燥的芯儿吸收了被烤化的蜡油，这时，火苗才又明亮而欢快地跳跃了起来。
我觉得自己就像这根灯芯，我已经吸收融化的蜡油了吗？
知青的主体，下乡前是红卫兵带着狂热；出发时挥着红宝书斗志昂扬；下乡初还排队出工喊着口号。就像非常亮而蓬松、还没有吸收了蜡油的灯芯。
在农村四五年后，开始出现了分化，一部分变得务实了。他们揭去了套在双眼上的万花筒，面对真正的现实，回归到了正常的人性，就像灯芯吸收了融化的蜡油。
当然，也还有另外两种人，第一种是从狂热堕落到了颓废，对人生悲观失望；第二种是继续狂热，依然保留着当年的习气。
这两种人都不多，但对知青集体的损害，尤以第二种人为甚。好多知青点在后期的分裂和对立，都是因为这第二种人的缘故。我们有时也可以从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他们的咄咄逼人：
一、争论问题强词夺理，吹毛求疵，有时甚至是卖弄嘴皮子，没有共同商量、讨论、分析的气氛。美名其曰：争论。
二、对别人的错误，习惯叽笑、讽刺、哄闹，或者是训斥、排挤，没有中恳、热情、细心的将心比心的关怀，美名其曰：直爽。
三、逢事主观焦躁，随心所欲，不可阻挡，一碰则跳，没有组织纪律的约束，美名其曰：独立。
四、有不同意见便骂骂咧咧地要争论，甚至使用一些感情上过火的字眼，没有让别人把话说完的气度，总想在气势上压人一等。美名其曰：干脆。
五、总以为自己了不起，总拿自己长处去比别人的短处，看到别人的优点就像对自己有什么不利一样地难受，缺乏互相激励勉励、携手共进的风气，美名其曰：不会客套。
六、不愿去做细致平凡的、踏实不起眼的小事，碰到大事则又怨天骂地，责怪领导没给自己好条件，美名其曰：不想被利用。
七、办事总是纸上谈兵，虽然慷慨激昂、话语不绝，但却拖沓懒散，犹豫不决，就像三国里的马谡一样，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美名其曰：敢于想像。
八、爱出风头，爱拉山头，喜欢形成小圈子，就像蚕作茧一样，自己把活动的圈子束缚得很小，津津乐道于少数所谓精英的情趣和理想，没有广泛的群众联系，美名其曰：有志青年。
此等牛皮哄哄，在东北这块广阔无垠的田野里，在变化无穷的大自然里，在务实老练的农民和恢复了正常人性的知青眼里，显得可笑而讨厌，惟恐避之不及。
129、柳蒿芽子 ＇本章字数：1647 最新更新时间：20130709 17：20：24。0＇
王雄涛走了。
终于来了个招工的机会，县粮库的，没有像大庆那样对家庭政治审查严格。
我问王雄涛：“去不去？”
王雄涛说：“我憋了大半年，早就不想待在这里了，不管什么单位，我都去！”
队委会讨论时也很爽快，顺利通过。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当初没同意工作队把王雄涛调到大队机耕队的建议，就是想为他招工留一个机会。
尽管王雄涛走得义无反顾，干脆利落，但临行时看到我还是红了眼圈，说了一句：“真有点舍不得这么多知青，你自己保重。”
与此同时，知青点还走了一个人：周文军。
她在生产队时，也很少有人会谈论她；她走后，更是被人遗忘了。
周文军的父亲早年因“反革命罪”被政府判刑，其母离婚后改嫁到山西一山沟里的煤矿，扔下四个女儿在上海。
周文军是家中老大，不知道她们那时的生活来源是什么，反正家境穷困异常。
对她来说，上山下乡的生活和在上海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差别，她一直是社会主流的边缘人。
没有人和她说话，她唯一能面对面的，就是炕头铺前那个小镜子里的自己。有时呆呆地想起什么事来，她会独自露出笑意。
就因为这，女知青中好多人觉得她很怪异，害怕地躲得远远的。
有一次，在食堂排队买饭，轮到她时，她竟然还沉浸在自己孤独的世界里，两眼呆呆地看着前方。
前方是肖明在砧板上切萝卜，以为周文军是盯着自己看，凶了一句：“看什么看！”拿起菜刀狠狠地砍进椴木的砧板，有一寸之深。这一下把周文军惊醒，吓得瑟瑟发抖。
从此以后，知青点的任何人她都不敢正眼相看。
1975年春节，她到母亲所在的山西煤矿去了一趟，决定转点到那个山沟里去，好歹也算同母亲在一起，能有个说话的人了。
6月，周文军回生产队来办户口。
会计刘金鹏帮她算了一下，她欠生产队47元，但如果把已经分给她的口粮卖了，还有余钱。
周文军不想在生产队再多待一天，打好了简单的行李，着急回山西。
那天早上，我安排车老板拉着她的粮食和她本人一起去县城，叮嘱车老板：“卖了粮，47元带回来还到队里的账上，余钱给她拿了去山西。”
她独自一人坐在装了几袋口粮的马车上走了。
没有其他人相送，早晨的阳光斜斜地照在她的背上，颜色发黄，如同夕阳的惨淡。
目送周文军走后，我去公社参加地区农科所举办的一个科学种田的学习班，同去参加培训的还有科研组长王晓晗。
1975年，小平上台后，提出整治和科学，农村也开始了一系列的科学种田培训。
比如土壤要搞三改：改浅翻为深翻，改春翻为秋翻，改春耙为秋耙。目的是为了保墒提高土壤水分。还有用对角线方式耙田，不准有5公分大的土疙瘩。
肥上采取三条措施：利用前茬肥效，消灭2年以上重茬；改秋翻春施肥为翻前施肥；速效测地施满肥。
推广小麦良种上：根据土地情况，高岗上选择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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