靶子早就被打烂了。
回来的路上，我抱着滚烫的机枪，唱起了歌。
到了连部，我又故意路过关押程兴的房间，发现里面已经空无一人了。
昨晚奉命下地道抓人的民兵告诉我，郭木森叫来公社武装部的人，先审那女的，确认他们不过是你情我愿的男女关系后，当场放走女的，然后让程兴也回家了。
程兴和黄小梅出了这档子事，在大队待不下去，先后离开大队，投奔到各自亲戚的村屯了。
大队党支部书记郭木森看上去越来越沉闷。
各生产队搞定额管理后，经常有队长去他那儿诉苦：比如取消了上山砍柴补贴，没人愿意去干；赶车的没有了超额工分，车老板也没人愿干；还有其它好多重活脏活累活，只要没有超额工分好拿，就没人愿干。
再加上副书记、连长和出纳员出事，他觉得现在农村的风气越来越不正，如果已经占到生产队劳力50％的200多个上海知青再出点什么事，马上就要开始的春耕不就乱了套吗？
郭木森是个党性极强的人，过了几天，他把大队四个知青点的头儿都找到连部，开口就说：“你们来了以后，农村发生了很多变化，老乡穿衣不再一律黑色了，开个会还唱起了歌，连喂马的青黑豆也拿来当菜吃了……”说到这里，他跟我们一起笑了起来。
然后他接着说：“将来农村面貌的改变，要靠你们青年人呀。你们都回去想想，可不可以每队组织一支青年突击队，先干起来！”
郭木森的意思，就是要让上海知青组织突击队，把没人干的活儿都接下来干，成为生产的顶梁柱。
这可能吗？
我没吱声，觉得要回去先和队长打招呼，再和知青商量，否则会显得太突兀，造成与其他社员的对立情绪。
48、逛县城 ＇本章字数：1558 最新更新时间：20130123 10：54：19。0＇
三月份，东北的积雪，开始白天化，晚上冻。
白天的道路，在渐渐化冻的雪水中变得泥泞不堪，这是东北最脏的季节。
俗话说：“小麦播在冰上”，拖拉机拉着播种机，开始下地，把麦籽播在浅表已经松散的冻土上。
探亲的知青开始陆续回来。
每当三两结伙的知青回来，都会引起知青点一片惊喜的大呼小叫。
他们从上海带来好多吃的：大白免糖、花生牛轧糖、椰子糖、话梅糖、酱油肉、香肠、肉松、鱼松、麦乳精、炒麦粉、奶粉，还有各种腌制海产品……
有给自己带的，有带给老乡的，还有给其他知青带的……
插队干部老邵也回来了，见到我说：“在上海时，你父亲和我说起你，谈了许多，话语中好像一直在担心你，说你有鲁莽的闯劲、冲动的义气。”
老邵很奇怪：“你父亲口中的你，怎么和我看到的你，完全不像是一个人？”
真的不是了。
在我父亲被隔离审查的一年里，我就已经完全变了。父亲隔离审查结束后直接去了五七干校，他还没来得及发现我的这种巨大变化。
只有我自己心里知道，那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压力之下，我发生了性格上的巨变。
我淡淡一笑，对老邵说：“这说明本性是不难移的。”
老邵不解地，但是和蔼地看着我笑了。
施卫疆走后，我要上县城把他今年被扣下来的口粮卖掉，然后把卖粮的钱和粮票都给施卫疆。
早上，我坐马车，花了五个多小时，行60多里，来到了县城。
卖好粮，先去施卫疆那里把钱和粮票结了，然后他陪我上街采购：昊宇的小提琴弦、云龙的棉胶鞋、肖明的锁和钥圈小刀、知青点炮仗炉的水龙头橡皮垫……
从这个商店到那个商店，眼里所见的是花花绿绿的柜台，耳里钻进的是喧闹的喊叫声，鼻里总是有一股闷在箱子里的那种味道，我感到头晕了。
下乡十个多月，还是第一次用这么长的时间泡在商店里。
我像傻子一样跟在施卫疆后面，完成了各种代购任务，背着鼓鼓的书包，终于逃出商店，走在灿烂的阳光下和清新的空气里。
不想再耽误施卫疆的工作，我说自己一个人去逛逛，来到了县城的客运站。
客运站里人不多，我在候车的椅子上睡了一觉，直到别人把我叫醒：“你去哪儿？”我才舒服地伸了伸走酸了的腿，说了句“我哪儿也不去”把那人支走了。
出客运站，我向黑龙江边的那条路走去。县城不大，三四万人，横竖加起来也不过七八条大马路。江边这条路最有特色，街两边保留着很多俄罗斯的木刻楞房。
我来到江边，只见我方江堤上有一块大石碑，刻着毛主席手写体：“小小环球，有几只蝇碰壁，嗡嗡叫……”正对着老毛子。
对岸毛毛子那儿，一座座厂房吐着黑烟，被北风吹得直往地上降，一排排高大欧式的房子躲在江边岗楼的后面。
冰封的江面上，有一条临时的车道在冰上直通江心。四辆马车正向江心走去，十几个人在江心不知忙乎着什么。
江堤上，三个老汉津津有味地说着话。
一个用手指着对岸一片黄颜色的房子说：“那点房子还是我们中国造的呢。”
“哪儿……？”
“靠近树林那儿。”他仔细地告诉了那位发问的老汉后，又说：“那大架子还是中国的呢！以前在卡伦山那儿的。”
我吃惊地看看那大架子，有两个上海国际饭店那么高，是苏联的电视广播发射塔。
“他们在江心干啥呢？”我终于等到他们停下对话，问了他们一句。
老汉上下打量了我一下，反问：“你问什么？”
我用手指了指江心的人。
老汉回答：“喔，他们是在淘金，黑龙江里有金子呀。”
这时，江对岸高音喇叭里传来唔哩嘛哩的声音，是一个男声在唱歌；突然，又变成了一个女声的尖调。
三个老汉听到对岸的喇叭声，觉得太吵，转过身走了。
“总有一天要打起来的，江对岸的屯子总要归还中国的。”我听见其中一个老汉边走边向另两个这样说。
江堤上，留下了我一个。
我仔细看对岸，有人在江边走动，还有大卡车来来往往。
我脑子里响起了一首歌：“……同饮一江水，早相见晚相望，清晨共听雄鸡高唱……”
尽管这歌唱的是中国南疆，是与另一个国家的关系，但北疆两国友好时，这情这景不也差不多吗？
唉，原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却成了这样，可惜呀！
49、知青改编 ＇本章字数：1348 最新更新时间：20130124 08：43：48。0＇
落下了春天的第一场雨。
土地被浇醒了，除了小麦，大田其它农作物的备耕也开始紧张进行。
那时候，时兴“抓革命，促生产”，大队又召开“一打三反”班子会议。
已经一年了，大队的这个运动经过了三起三落，每次都没有什么结局，却弄得社员相互矛盾，群众有气，骨干怨气，领导泄气。
知青点在哲学小组学习《实践论》后得出结论：由于对生产队过去的情况不了解，我们不参与写大字报。其实，是知青对这种运动已经没有兴趣。
这话可不敢对外面说，只是几个知青学习骨干的私下议论。
大家讨论到大队党支部书记要求组织青年突击队的事时，也感到有点为难：我们是知青点，又怎么去组织必须包括当地青年的青年突击队呢？
大家对我说：你不是团员，这事让团支部去组织吧，作为知青点负责人，你还是对知青点的组织形式谈谈建议。
王雄涛经历过大罕公路，曾任其中一个排的排长，十分怀念那段生活。他提出把知青点领导班子改成班排编制。
大家进行了热烈讨论，通过了这个建议。
以后知青点就叫知青排，排下面设女知青一个班、男知青两个班，后勤一个班；除了后勤班长任命外，各班选出正副班长；正班长参加排委会。
插队干部听了以后也表示支持。
经过选举，排委会选我担任排长、王雄涛和李晶霞担任副排长。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以前积存下来的一堆困难。
是陷在这些困难中，光喊着“这样下去不行”呢，还是用我们每个人的力量去一个又一个地克服？
知青分班讨论时，一班提了四点倡议：
一、表扬先进，帮助后进，开展斗私批修。
二、服从命令听指挥，反对自由主义，开展文娱活动。
三、整理好个人内务，管理好个人生活。
四、帮助食堂做事，参与集体劳动。
知青点的黑板报刊出了他们对大家的倡议。
排委会第一次会议，强调了为大家服务，为大家谋利益。
同插队干部商量后，在全体知青会议上，提出了知青排以后的几点计划：
在生活管理上，要求做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知青菜地种什么，怎么种？还有知青养的猪鸡羊，怎样在菜地与养殖上不仅自给，而且创收？怎样用创收的钱来保证食堂伙食的改善？来发展知青其它的项目？账目如何公开？知青宿舍怎么管理？
对以上各项工作，要求各班推荐一名生活干事参与讨论与实施。
在文娱活动上，要求建立文艺小分队，自编自演节目，做一个乒乓台，买一只篮球，早上做广播操。
对以上各项工作，要求各班推荐一名文娱干事参与组织与发动。
在知青建设上，提出口号：“节约开支，增加收入，苦战二年，改变面貌。”
从眼下来说，先解决知青场院积水，填土平地，把清真寺这个现有的知青点整理得干净整齐。
从长远来说，我们要打捞黑龙江发水时漂下的苏联木头，准备盖房，打造出一个更美丽的知青点。
此事由知青排委会来抓。
另外，我们还提出把知青的成长与生产队的其它活动结合起来，要把表现好的知青，与生产队团支部的组织发展结合起来，与生产队五好社员的评比结合起来。
此事也由排委会来抓。
我们提出了实实在在的奋斗目标、奋斗精神、奋斗方法，并强调要团结共同奋斗的力量。
第二天，肖民上磨房去磨面，磨房多找了他0。65元，他高兴地回到知青点，把钱如数地交给我说：“赚进了，赚进了！”
我说：“这钱怎么能拿？”
肖民不服：“怎么不能拿？我交到知青点，这就成了知青大家的利益！”
我拍拍他的肩，轻声地对他说：“还了它。”
他瞪着眼睛对我说：“你傻呀！”
我说：“你才傻呢！”
50、砖窑写信 ＇本章字数：1457 最新更新时间：20130125 08：31：28。0＇
4月7日是我们新知青下乡一周年的日子。
但是我却孤单一人，漂在了西岗子。
这是大队党支部交给我的一项任务：外调。去搞清楚另外一个生产队里某个历史上有日特嫌疑人的问题。
我骑着自行车，冒着大雪大风，到过煤窑沟、宋集屯水库，那天晚上，在西岗子宿夜。
明天，还要到东岗子、杨树屯。
在清冷的小旅馆里，我想青年点今晚一定很热闹。
出来前，我和排委会就商量好了，安排今晚买些肉，杀几只鸡，大家好好纪念一下。
几天来，我有时吃住在当地知青点，有时吃住在当地老乡家，所见所闻不少。当时以为都是别的地方的事，没有记下。后来觉得有点意思，想记又记不全了。
手里只有一张临出发前云龙塞给我的小纸条，说是抄来的《内蒙知青之歌》。一路上没人的时候，偷偷看了几遍，歌词是这样的：
“我们是上海知识青年
来到内蒙插队草原。
我们的心是绝对地悲伤，
一下子就掉进那万丈深渊。
我们的生活是多么无聊，
我们的房屋是那样破破烂烂。
我们吃的是苞米酸菜，
我们的劳动是多么繁重，
整天是那面苦脸。”
文笔要比《南京知青之歌》逊色多了，不过我还是把它夹在随身的记录本里珍藏。尽管收藏它会给我带来一些风险，但对我来说，那时看到知青手抄私传的东西，都会特别留意收藏。
外调转了一圈回来后，参加晚上的知青哲学小组学习。
大家争论的题目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与“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之间有什么矛盾？
之所以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最近的王队长和老吴副队长闹矛盾，引起知青和老乡的不满。知青从中看到了农村落后、农民思想落后的一面。
有知青提出：不要在具体问题上纠缠不清，要深刻地看到几千年来沉淀在农村的基本文化、沉淀在农民身上的基本思想，是进步的，是向上的。
但也有知青反驳说：你这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又有知青提出：毛主席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但我们知青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又怎么去教育农民呢？
这也遭到了不同意见，有知青说：为什么不可以？我们生产队现在有三十五户人家，知青50多人，占人口的三分之一，占劳力的三分之二。知青，不仅是队里生产的主力军，而且可以用我们的力量影响生产队的精神氛围，用实际行动来改变农民思想落后的一面。
最后有知青反驳：不要把知青看得那么伟大，我们到底准备在农村呆多少年？我们自己对前途是怎么想的？国家对我们的将来是怎么考虑的？这些问题都没搞清楚，你凭什么去教育农民？
这几个问题一下子锥到大家心里，全体陷入沉默。
我为了缓和大家的情绪，提到了陈国明。
陈国明在春节前回上海，去看望病中的母亲。后来学校来信告诉我，他找到学校，提出要求：户口迁回上海，恢复70届在校生身份，重新分配，不愿意再回黑龙江。
这件事在上海的其他知青家长，包括母校的老师、区教育局都知道了。
现在已经将近半年，僵在那里，国明干脆在上海靠着，不回来了。
我们怎么办呢？
大家从刚刚的沉默中出来，说可以给国明写一封信，表个态：即使那事在上海办不成，这里的知青仍然会热情地等待他的回来。
最后，把写信的任务交给了我。
会后，我去砖厂值夜班烧窑。
这活儿不重，就是添煤，加一次煤要十分钟，可以烧半个小时。我利用这半个小时，凑着炉膛中的火光，断断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