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去买吧。”然后穿上外套,从门口的橱柜里拿了钱,开门下楼。在一楼半的转角处,灯光暗影里站着的一个人吓了我一大跳。我退后一步,那是个年轻的女人,穿米色的风衣,一条羊毛格子围巾疏疏地在胸前打了个结。她长得很漂亮,脸色也有些紧张,眼睛红红的。她看了看我,有些歉意地点点头,匆忙地移开眼光,往楼上去了,皮鞋底响亮地敲在台阶上。
在小区里的便利超市拿了十瓶酸奶,付钱的时候,竟然碰到了林医生。他穿着家常的衣服,和医院里白大褂大口罩的形象很不相同,是他手里一包颜色鲜艳的娇爽超长夜用卫生棉吸引了我的注意。
他也很快认出了我,脸上展开温和的笑容,低头看看自己手里的卫生棉,有点不好意思,“给我女儿的。”
我对他笑笑。
他问我,“你的……头发剪了?”
我点点头。
“你也住在这附近?”
我说,“我们刚刚搬来。”
他恍然大悟似地点点头,又微笑地看着我,付了钱,转身走了。
林医生看上去四十多岁的样子,两鬓已经有了白发,身材依然挺拔,说起话来表情郑重而诚恳,让人觉得无论什么事情,有他在都会化险为夷。那天在医院里,他就是用这样的神态告诉我和小阿姨,“再观察一段时间,如果发展下去,最好开始血液透析。”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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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总是下着雨(5)
“血液透析是……”小阿姨开口了。
“就是俗称的‘洗肾’,是血液净化技术的一种,根据膜平衡原理,把患者的血液通过一种有很多小孔的薄膜,医学上叫‘半渗透膜’,”林医生推推眼镜,“做透析的时候,患者的血液流过半渗透膜组成的小间隙,水、电解质和血液里的代谢产物就通过半透膜弥散到外面的透析液里……”
“这样就能把我身上的血洗干净吗?”我终于问。
他沉默了一下,看看我,“可以这么讲。”然后垂下眼帘。
这句话让我的心像是猛然掉进了一盆冰水,仿佛全身的血已经被抽光了。我看见自己搭在办公桌角上的一只手不听使唤地发起抖来。
“真有这么严重?”小阿姨的声音也有些变了。
“血液透析其实并不是很多人想像的那么可怕,也不是不可逆转的,很多病人长期透析,只要注意饮食,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生活质量不会受太大影响,甚至停止血透。我们医院这方面技术可以说是全市最好的,有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也定期在我们这里做血透……”林医生的声调依然那么心平气和,几乎有种坐壁上观的残酷,“你不要太担心,以你女儿的情况,暂时也不一定……”
“她不是我女儿,”小阿姨突然说,声音显得有些尖利,“她……是我侄女。如果我是她妈,大概不会这样。”她的声音越来越轻,脸色发白,嘴角微微牵起,精心画过的眉毛向额心间蹙过去,眼睛不停地眨动,给她的脸带上一种难以形容的表情。
林医生愣住了,从进门到现在,他一直以为我们是母女。
“哦,是这样,”反应过来后,他推推眼镜,有些难堪地笑了笑,“对不起啊。”
一种微带难堪的沉默弥漫在来苏水味的空气里。过一会,小阿姨有些唐突地大声说,“你要帮帮她!”她的口气重重的,一点不像是求人,倒像在发号施令,然后转过头去,自顾自看着窗外,大眼睛里不知什么时候溢满了泪水,在阳光里亮亮地闪着光,如同两泓深深的湖水。
我的鼻子里一阵发酸,但却并不想哭。从生病的时候开始,我就偷偷看了一些医书,所以,林医生讲的,我并不觉得陌生。书上说,很多病人都会走到这一步。
“啊……”林医生被小阿姨的样子怔住了,过了一会,轻轻地说,“我们做医生的,当然会尽力而为。”
临走时,林医生站起身来把我们送到门口,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默默地看着我,这一回没有微笑。那是一张温和的中年男人的脸,职业性的淡漠里带着一点慈悲;为那个神情,我记住了他。
那天,从医院里出来,我和小阿姨坐在肯德基店里,两个人都吃得很少。外面有人敲窗玻璃,是一个乞丐模样的女人,穿着污脏的棉袄,皮肤很粗糙,神色带着疲倦,背上是一个和她一样脏的孩子,一刻不停地哭闹着。
她曲着手指敲窗玻璃,指指我手里的饮料杯子,再指指自己背上的孩子。干裂的嘴唇上浮起一个讨好的笑容。
我拿着杯子走出去,递给她,她轻声说了一句“谢谢”,立刻转身递给了自己背上的孩子。小孩子把吸管直接塞进嘴里,脏脏的小脸上终于现出笑容。
“这种人是骗子。”小阿姨用叉子戳着盘子里的生菜沙拉。
“我觉得不是,”我说,“否则她不会只要那杯喝了一半的饮料。”
春天的阳光隔着玻璃照在身上,给人吉光片羽的安宁,仿佛一切的灾难,都是上辈子或者下辈子的事,而这辈子,还有很长,很长。
开始总是下着雨(6)
回家路上,经过家电商场,小阿姨说,“进去看看。”
她一直把我领到电子琴柜台前,逼上梁山般地让我挑了一部雅马哈电子琴,说“就算你今年的生日礼物吧”。
“可我的生日还早啊。”
“早点送给你,”她有些仓促地对售货员说,“小姐,这个我们要了。”
“很贵的。”我瞟一眼价格。
“没关系,我上个月的外快就有这些,”她说,转过头来,明媚地对我一笑,“正好,以后我缺灵感,就听你弹琴吧。”
我说,“好。”
小阿姨一边听着“C大调奏鸣曲”一边继续设计她的圈圈叠圈圈,身上的围裙斑斑点点染着颜料,红绿交错,也像一件艺术品。我弹完一支曲子,她停下笔,从凳子上爬下来,使劲伸个懒腰,一撩头发,露出高高的,雪白的前额。她有些慵懒地把两只手背到背后,T恤衫的后背伸进去,解开扣子,再从袖管里伸手一拉,黑色蕾丝边的胸罩就像条鱼一般从她袖管里滑了出来,那瞬间的动作可以说充满了性感。
“再弹一遍吧。”她说。
这次,我刚开始,楼上就重重地传来几下脚步声,那是三楼那个胖女人的信号,表示她家要睡觉了,请我们安静。小阿姨使劲地对着天花板瞪了一眼,扁扁嘴,说“八婆”。
小阿姨的额头上有几根天然的抬头纹,眼角和脸颊的皮肤却极其光滑,一眼看上去,倒像刚刚三十出头。我想起在医院里,林医生把我当成她的女儿,笑了起来。
“笑什么?”她问我。
“没什么,”我说,“你那个动作,很像一个人。”
“谁?”
“张艾嘉,”我说,“有一部老电影,叫‘最想念的季节’,她演一个喜欢乱七八糟穿衣服的女人,叫刘香妹。”
“那么土啊?我不要。”她笑起来,露出一排洁白但不太整齐的牙齿。
我也笑了。小阿姨打个哈欠,去冰箱里拿出一个酸奶,用勺子舀着吃,“莫扎特的曲子很好听。”
我说,“我觉得你很适合听莫扎特。”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其实,我心里在想,莫扎特一生坎坷,写出的作品却华贵精致,自己身上的苦难从不侵犯笔下的作品,小阿姨也给我这种感觉,她自己很落魄,拍出的婚纱照,做出的设计却美轮美奂,但是我不太敢告诉她。
偶尔,在很深而失眠的夜里,隔着墙壁,能听见她轻轻地和人讲电话,有时微微啜泣,但我们还是在一个个城市之间辗转。刘香妹常常和她的毕宝亮擦肩而过,还是,世上并没有毕宝亮。
我走回自己的房间,拉起窗帘,对面二楼那户人家的窗口亮着台灯,窗帘半开着,我甚至能看见圆圆的乳白色灯罩。台灯下,写字台上堆着厚厚一叠书,却没有人,旁边挂着一盆吊兰,叶子垂下老长一段。
我不知道那家住着谁,可是,我有点羡慕他们。
临睡前,小阿姨走到我的房间,她的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方型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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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总是下着雨(7)
那是个造型很简单的瓶子,里面盛着淡紫色的水,小阿姨探过身来,按动瓶上的喷嘴,把香水喷一些在我的枕头上,一股淡淡的薰衣草香气在空中静静地弥漫开来。
她把瓶子放在我的床头,“以后这个给你用吧,薰衣草的味道能帮助睡眠。”那是她常常用的一种香水,英国产的,托人从香港带回来,名字叫做“温莎的树林”。
我问过她这个名字是不是同那个为了美人放弃江山的温莎公爵有关,她说“无非是个牌子罢了”,然后淡淡地笑一笑,“而且,我总是觉得,他不一定都是为了美人,也许本来对江山就不大感冒。”
烦人的雨季。
水珠前赴后继地扑落在玻璃窗上,我的头贴着枕头,辗转反侧地寻找一个舒服的位置,直到终于在满室薰衣草的清香里朦胧睡去。
是那种清淡的梦,和现实只隔着薄薄一线,心里又隐约知道那是个梦。沙沙的雨声渐渐淡去,换成阳光,从天空里四面八方透过学校音乐教室的彩色大玻璃窗洒落进来,带着温暖透落在斑驳的木地板每一个角落,空气里微尘随风舞动,却一点不觉得脏,反而像是充满活力。
陈朗哥哥站在钢琴边很生气地看着我,“昨天练了几遍?”
“十五遍。”我轻轻地说。
“练了十五遍怎么还弹成这样?”他的眉心里蹙出三条细细的纹路,那是他很不高兴的表现。
“你知道吗,把李斯特弹成这样,是一种侮辱!”
他的脸色很严肃,我慢慢地低下了头,开始默数面前那五十二个白键和三十六个黑键,不出所料,数完一遍,他的火气慢慢消掉,开始讲解,“这首曲子的精华部分在第二段,听上去的感觉,应该是仿佛作者深藏在内心的感情经过第一段的酝酿,终于爆发,注意,在这个时候,主题才行云流水一般地高八度推进……你再来试试……”
小时候,我跟着爸爸的好朋友,学校里教音乐的陈老师学钢琴,陈朗哥哥是他的儿子。陈老师中风后,都是他教我。
陈朗哥哥从三岁开始学钢琴,八岁得了全市第一名。他的志愿是日后去维也纳学音乐,最崇拜的钢琴家是一生光彩照人的李斯特。
学校的音乐教室是栋古旧的尖顶房子,由一座从前的天主教教堂改建,讲坛边放着一架古旧的斯坦伯格钢琴,据说是当年的传教士留下来的。陈老师和陈朗哥哥都把它当宝贝“真正的老货,校长都不知道它到底值多少钱,否则早把它卖了”,如果我在那架琴上把李斯特弹得像理查德克莱德曼,他会狠狠地训我,“你这样,等于是让大家闺秀跳脱衣舞!”那口吻和他爸爸一模一样,很讨厌,又有些可爱。
去跟他告别时,他的眼睛红红的,“你一定要走吗?”
我点点头,不说话。
“你的病不要紧吗?”
“好点了。”我说。
他把自己历年的压岁钱包在一个信封里塞进我的口袋。
“去了奥地利,给我写信。”我对他说。
他点点头,很久地站在阳台上看着我们离开。
那架雅马哈电子琴花了小阿姨两千多块钱,我实在不敢告诉她,其实,我心里多么想再摸一摸那架古旧的斯坦伯格钢琴。那段一去不复返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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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总是下着雨(8)
陈朗哥哥的爸爸据说出身音乐世家,却是学校里处事最圆滑,最擅长捞外快的老师之一,社会上开始流行学钢琴,他立刻就收了很多学生,其中好几个市领导的子女。到周末,一大早就会有辆锃亮的奥迪车停在教工宿舍楼下接他去上课,引得其他老师侧目,甚至有人在背后打小报告,但是校领导碍于他帮忙弄到了一批平价的建材,也就眼开眼闭。
陈老师总是笑嘻嘻的,光溜溜的头顶,神情很有几分像个小品演员,时不时开个玩笑。我见过他给那些孩子们上课,他们拿钢琴当玩具,他也就陪他们玩,人缘极好,但他永远不让他们碰那架斯坦伯格。
可是,他教我弹琴时却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严厉到近乎偏激。他狠狠地撕掉我偷买的“水边的阿狄丽娜”曲集,阴沉着脸训我,“理查德克莱德曼也是先弹好了德彪西的,记住,学琴没有终南捷径!”然后从胸前口袋里抽出那支不晓得什么时代流传下来的钢笔,毫不留情地把那本斑斑点点的旧琴谱哗哗乱翻,开写“三十遍……二十遍”。据说他只对喜欢的学生这么霸道,被他法西斯过的学生,都考上了一流的音乐学院。
他对陈朗哥哥更凶,小时候练琴时硬币从手背上滚落下来,父亲的尺子立刻落下去。陈朗哥哥说“我几次甚至想过离家出走,但回想起来,爸爸是对的”。他脸上一副明朗而沉着的微笑。
我爸爸对他说,“雨霏身体不大好,不要太苛求了。”他竟然回答,“音乐,越是身体不好的孩子越能成器,因为人生不够完美,就会去专心追求艺术的完美。从这点上说,雨霏比陈朗条件更好。”真是变态的鼓励。
那是陈老师中风前两天,之后,陈朗哥哥接替了他的角色,在琴谱上写“三十遍……二十遍”,不过,德彪西换成了他自己钟爱的李斯特,他总是责怪我弹不好。
我想起告别时陈朗哥哥久久看着我的眼神,心里茫茫然地痛。
小阿姨问过我,“你喜欢他吗?”
我摇摇头。
她又问,“你真的不喜欢他吗?”
我抬起眼睛,这才发现自己在流泪。我说,“不知道。”
不知道他在维也纳怎么样了。电影里,那个地方很冷,有大片的雪原和茂密的松树林,有美丽的欧洲古典建筑和铺满鹅卵石的小路。他没有让他的父亲失望,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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