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爱教化，岂欲使民皆饿杀耶？”你是想说孔子不怕饿死老百姓吧？那他还能够自诩仁德，为百世圣贤之祖吗？
任览吃了一个瘪，答不上话来，只好把求助的目光投向魏讽。魏讽心说谁让你把话题给带偏的，而且还妄引圣人之言？老朋友啊，脑筋和嘴皮子不够利索，那就老实跟一旁喝酒吃菜吧，且听我跟是勋好好对答几句。当下深深一揖，姿态倒是摆得挺低，问是勋道：“前岁魏王下举贤之令，是公知否？”
是勋心说这不废话嘛，前年我还在做着魏国中书令，国家法令，理论上都必须由我中书草拟，即便是曹操亲笔，或命秘书、门下拟就的旨意，也得过我们一道手审核呀，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当下也不作答，只是微微点头。魏讽说了：“讽能默诵其要，是公请听，得无错讹否？”
于是就开始背文章：“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是勋还没回答，旁边儿陈祎先说了：“子京博闻强记，应无错漏。”
这篇文章，史称《求贤令》，曹操首次提出“唯才是举”的口号，要求各地举荐贤才，不必拘泥道德品质、士林风评，光看有没有本事就成。在原本的历史上，此令颁布于建安十五年，对应这条时间线，那应该是明年的事儿。不过历史已经改变，曹操的势力膨胀速度增快，所以人才匮乏，这道旨令也就提前三年出台啦。
不过随即陈群建言九品中正，是勋创建科举，倒是比较圆满地解决了人才匮乏问题，为此曹操会不会再跟原本历史上似的，数年后再下《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和《举贤勿拘品行令》，那就不好说啦。
魏讽所以背诵曹操这篇《求贤令》，他所提出的问题是：“我汉以孝治天下，天子之号冠矣（汉朝皇帝的谥号大多带个“孝”字。如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灵皇帝。等等）。且重道德。故孝武皇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子廉吏，用之于今……”说到了中正制也好，科举制也罢，那只是魏国的仕宦新规而已，正经汉朝仍然由各地方长官推荐孝廉、茂才，作为取士的主要途径——“盖孝子孝于亲，斯能忠于君。廉吏恪于身，斯能勤于事。今魏王但唯才而举，不及道德，悖祖宗之法，弃儒门之教，其乃不可乎？是公时为魏之公卿，阖谏阻之也？”
士人是讲道德的，国家用吏更讲道德，有才无德，恐怕难以忠君。难以爱民，可是曹操却提出来“唯才是举”。违背了这一传统原则，你当时身为魏国重臣，怎么也不加以劝阻呢？
是勋听了这话不禁就是一愣啊，心说你丫真是在史书上留下过名字来的那个魏子京吗？这种问题旁人都可以提，就你提出来……我怎么觉得怪怪的？
魏讽其人，确实见诸史册，虽然笔墨不多，但因为事迹颇为惊悚，又多疑点，所以是勋还有点儿印象，略微琢磨一下，就回忆起来了。据说此人在关东“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倾心交之”，因此受到钟繇的推荐，被曹操任命为西曹掾。然而当曹操远征汉中，与刘备鏖战的时候，魏讽却在邺城阴谋叛乱，只是为同党所告发，遂被留守的曹丕所杀。
——其实是勋没记住，那个告发魏讽的同党，时任长乐卫尉，名叫陈祎……
魏讽一案存在着诸多疑点，后世也因此产生过不少揣测。疑点之一，他小小一个西曹掾，无兵无勇，难道就想光靠着“重名”来夺取邺城吗？这不是扯淡的事儿嘛。故此后人怀疑，魏讽实受镇守荆州的刘备将关羽唆使，欲与之南北呼应也。
其次，魏讽案牵扯到了很多年轻官僚，包括王粲的两个儿子、刘廙之弟刘伟、张绣之子张泉，以及荆州大儒宋忠之子，这些家伙最终全都掉了脑袋。《王粲传》引《文章志》说：“太祖时征汉中，闻粲子死，叹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刘廙传》说：“魏讽反，廙弟伟为讽所引，当相坐诛。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问。”
有人揣测，这些官二代的父兄都曾仕于荆州，所以镇守荆州的关羽才能通过魏讽来策反他们。可是要再往细了琢磨，张绣本是独立势力，他儿子的政治倾向就绝对不可能跟刘表旧臣的王粲子、宋忠子等相类。而且据说出身谯县的骑将文稷之子文钦也曾涉案，被下狱严刑拷打，最终还是曹操念在文稷多年相随、劳苦功高的份儿上，才免其一死——文钦可跟荆州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因此又有人猜测，这不过是曹丕为清洗反对派而一手制造的冤案罢了，他不但因此杀了上千人，还迫使钟繇、杨俊等在任官员去职，就此彻底巩固了自己继承人的地位……
估计这条时间线上，不会再出现魏讽谋反事啦，一则曹操的大本营已不在邺，二则荆州早落手中，三则么……张绣还没挂呢，王粲也跟历史上不同，娶了蔡文姬为妻，目前所生一子一女，就没俩儿子。
问题是根据各书记载，魏讽此人虽然“有惑众才”，却为有识之士如刘晔、傅巽、刘廙等人所贬斥，刘廙就曾经告诫兄弟刘伟说：“吾观魏讽，不修德行，而专以鸠合为务，华而不实，此直搅世沽名者也。”你少跟他来往。也就是说，这家伙浮华轻狂，道德品质不怎么好。你若是一位方正之士，跳出来指摘曹操的“唯才是举”还则罢了，本身就“不修德行”，哪还有资格提这种问题呢？
可是再一琢磨，也说不定是后事前推，正因为魏讽起意谋反（先不管是不是冤案），所以后人才记录下所有斥骂他的言辞——说白了，这叫马后炮。难道我是宏辅全天下就没有人骂吗？不见得吧。只是我若能得善终，那些言论终将湮灭，就光剩下好话记载于史啦。
他脑袋里转这么一大圈儿，未免回答就慢了一拍，正待开言，突然周不疑站起来了，先朝是勋拱一拱手，然后转向魏讽：“有事弟子服其劳，子京之疑，吾可与解也。”（未完待续。。）
ps： 昨儿有朋友提出，郑浑为河南开封人氏，此开封非今之开封也，在其南方，处今开封、中牟、尉氏之间，当时仍属河南尹。也就是说，按照回避原则，郑文公不当归河南为尹也。这个问题确实是我疏忽了，但若修改，可能会牵扯比较大，所以先暂且不动，容待以后吧。
第三十三章、贤良孝廉
魏讽质疑曹操的“唯才是举”，“请教”是勋，周不疑站出来，表示可代老师回答。
是勋这些天跟周不疑的关系日渐亲密，因为觉得这孩子并不象他自承的那般狂妄，起码在老师面前，他肯听劝，他肯受教。收徒之后不久，尚未离开安邑，周不疑就单独请教是勋，说我上回所说的君臣之理，先生您真的认为不对吗？我怎么觉得把您的理论加以推导，就能够得出类似结论来……
是勋心说你丫还没完了，于是教导他：“吾尝言世之推移，人口愈繁，而人心不同也，法宜随世而易，元直以为然否？”我提出过的社会逐渐进步的理论，你赞成不赞成？周不疑连连点头，说这点上弟子毫无异义，而且觉得老师您能洞悉此理，真是太了不起啦。
是勋说好：“即以殉论，殷商即重殉矣……”不过在甲骨文发现之前，相关商代的史料非常匮乏，而且每多讹误，所以商人重殉之事，他只好含糊其辞——“至于周，墨子云：‘天子杀殉，多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多者数十，寡者数人。’而孔子说仁以爱人，孟子述其语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是非止恶殉也，乃恶乎俑……”
对于孔子这句话，历来有不同的解释，这年月最流行的是赵岐所注：“仲尼重人类，谓秦穆公时以三良殉葬本由有作俑者也，恶其始造，故曰此人其无后嗣乎？”意思是说正因为有人发明了俑。所以才会导致秦穆公时代以三良为殉。孔子因此而斥“其无后乎”——俑的发明者肯定会断子绝孙吧。
然而是勋知道。赵岐这是倒果为因了，历史的发展，乃是先有人殉，后有俑葬，以俑代人，其实反倒是一种进步。所以他在注解和讲课中，就取用了后世朱熹的说法：“古之葬者，束草为人以为从卫。谓之刍灵，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则有面目机发，而大似人矣，故孔子恶其不仁……”最早的人殉替代品乃是用草扎的人形，后来才发明了俑，但俑有眼耳口鼻，实在太象人啦（孟子紧跟着所引用孔子的话，就说‘为其象人而用之也’），故此有违仁道。
是勋说了。商代重殉，周代也延续了这一古老而野蛮残忍的习俗。可是到了春秋晚期，孔子就认为别说人殉了，连用俑都是不道德的——“秦二世诏始皇后宫无子者皆从死，人故目之以暴。至于本朝，几无用殉者也。乃知世所推移，益近乎仁，益合乎礼，然当商周之时，若有责殉者，人必目之为悖也，非礼也。”时代是逐渐进步的，在社会道德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的时候，就提出过于超前的理论来，那是自己作死。
“商周之君，以人为殉，至秦之君，以三良为殉，今之天子，何敢为殉？是知君之重日轻也，民之重日重也，期以未来，必有如元直所言之日矣，然不可言之于今。”你把自己的理念藏在心里吧，别随便说出来，给自己，甚至也给我惹麻烦。
周不疑连声称是，是勋见这小子肯听教，高兴之下，干脆跟他多说一点儿：“元直以为，君之权何所来耶？”周不疑说我反对君权天授，认为君权是百姓所赋予的，所以君才并不高于百姓，只是百姓的代理人而已——当然这话从此我只跟您说，不会再去到处宣扬啦。是勋微微而笑：“世之权柄有三：一曰父权，二曰族权，三曰夫权。君乃为其象矣，于是以臣民为子女，为族属，为妾媵。父可杀子，家长可杀其属，夫可杀其妾媵，于罪减免一等，则君可随意臣民可知矣。三权不除，则君无可比类庶民也，强说之，不过空中楼阁。”
师徒二人越聊越深，是勋终于一吐胸中块垒，把从来不敢言表的某些话吐露给周不疑知道。当然啦，他也反复提醒周不疑，这是咱俩的小秘密，你可别跟别人说——就算说了，我也抵死不认！
周不疑倒是因此而对是勋愈发敬重，所以今天魏讽问难是勋，周不疑觉得老师犹豫了一下，还以为是勋一时间没想好该怎么反驳，于是挺身而出，说还是由我来为老师作答吧。
弟子代老师回复外人的提问，本亦情理中事，况且魏讽不过二十出头，就算在刘伟那些年轻人群中再怎么受追捧，终究不可能与是勋相提并论，那么站出一个年龄跟他差不多的学生来回答提问，也算是身份对等。故此魏讽不便反对，便即朝周不疑微微一揖：“愿聆雅教。”
是勋微微皱眉，注目周不疑，心说你想怎么回答魏讽的问题哪？我知道你这张嘴是很厉害啦，但可千万别说豁，别把你那些超前的理论给卖出来啊。
就见周不疑坦然一笑，不疾不徐地回答道：“君主治国，用既唯德，亦当唯才，不可偏废，故有孝廉，亦有茂才也。孝桓皇帝以来，士大夫往往阿党比周，所引者吹嘘名誉，所嫉者指白为黑，渐成痼疾，是故魏王令举才者也。如家师所言，非不云德，云德者自多矣，乃矫枉也。”曹操不是不重视道德，但问题提倡道德的人太多啦，都不关注官吏才能了，所以才“唯才”，以期扭转这种偏颇的风气。
“德不可见也，才之可试也。有才无德，有司其查，吏而不廉，必罹其罪，何伤耶？有德无才，不可理民，必致乱矣。”
这些都是四平八稳的正面回答，可是倘若仅仅如此，那周不疑就不是周不疑啦——而且直如老儒之论，并非冲动激烈的少年人的言辞。他接着就侧面反击魏讽：“子京但记孝武皇帝举孝廉也，而不记孝文皇帝举贤良文学之士，尚在其先。传之后世。即茂才也。未识二者孰先？”
你们不是上来就问我老师什么利与义的先后次序吗？那我也来问一问。你认为孝廉和茂才，这两科究竟何者为先？
魏讽正色答道：“施之于先，未必即可先也……”不要以为茂才科的前身贤良文学产生比孝廉科早，就应当置于孝廉科之上，这高低顺位和产生先后，真的并没有对应关系——“是故讽以为，德先于才也。况贤良亦名方正，岂但论才而不论德者乎？”贤良文学。后来不是曾经改名为贤良方正吗？又有“贤”，又有“方正”，你敢说跟品德没有关系？
周不疑当即回答：“非也。孝武皇帝元光二年，使举贤良，云‘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是重其明于史，而能其事也。董仲舒、公孙弘由是进也。董子且不论，而公孙弘为丞相。布被粟饭，其廉也如此。然其性意忌，外宽内深，至杀主父偃，而徙董子胶西，岂得名为德者乎？”
这段对于公孙弘的评价，不是周不疑自己的理解，而基本上引用了班固在《汉书》中的原话，所以说：“子京云‘廉吏恪于身，斯能勤于事’，其果勤于事乎？”
完了还有更重要的例子呢——“子京亦云‘孝子孝于亲，斯能忠于君’。昔王凤病，王莽侍疾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可谓孝矣，然其果忠于君耶？王氏竞为奢靡，而莽独守清静，实廉也，然其治国，愈勤于事而国愈乱，乃不可为戒者乎？”
真是当头一棒，这把王莽都抬出来说事儿了，魏讽哪儿还敢辩驳啊——对于东汉朝来说，王莽是绝对的标杆，不过是反面标杆，他绝对不可能为王莽开脱啊。唯一的应对之策，就是说王莽的孝和廉都是假的……可对方要是反问，道德不可目见，你怎么确定一个人是真孝廉是假孝廉呢？那么用吏崇德，不就仅仅是空口白话吗？
他还在皱眉思索呢，那边周不疑却乘胜追击，又加上了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