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是勋还是摇头，说不必召唤人证。说着话转过头去，面向杨沛：“据某问来，吴长实未输盐铁入鲜卑拓拔部也，可当庭释放。”
杨沛刚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润嗓子，听这话差点儿没喷出来——你问过了说没有就是没有？就要我放人？哪有这样审案子的？若非堂堂是宏辅，我还以为来一妄人、疯子呢。当下轻咳一声：“人证是在，何得云无？”
是勋一撇嘴：“便有又如何？便吴季重实输盐铁入鲜卑中又如何？便有此事，也是无罪！”（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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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律有明文
是勋根本不必要召唤人证来对峙，甚至根本不管吴质是否真的向鲜卑拓拔部输入过盐铁，就直接宣布吴质无罪。此言一出，堂上、堂下莫不哗然。
其实盐、铁，盐、铁，关键在铁而不在盐。西汉武帝时代盐、铁曾一度官卖，作为重要战略物资完全控制在政府手中，其后虽然禁令废弛，但在对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的贸易方面，仍然采取严禁的态度——所以习惯上盐、铁并称。然而禁止食盐输出，并没有明确条文规定，况且草原民族也未必就有多缺盐——他们搞不到海盐，但有可能搞到岩盐和池盐，只是对于内迁或者内侵入朔州、并州北部的那些部族来说，相对缺乏而已。
至于铁，尤其是铁制兵器，那是必须严禁的。草原民族缺乏铁矿资源，更缺乏开采和冶炼的技术，所以武器相对粗劣——即便如此，他们靠着骑射之能，就已经给中原王朝惹出不小的麻烦来了，这要是再输出好铁、好兵器，那还得了吗？
古代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原的冶铁技术都要远超周边少数民族地区，汉军之所以能战，很大程度也是靠着器械之力，倘若两者得以持平，对外战争就要艰难得多。比方说前汉吕后执政时期，因为一度与南粤国关系紧张，就临时颁布禁令，禁止向南粤输出铁器。
当然啦，禁令虽然颁布了，但是南北方的国境线都相当长，很难彻底控扼。加上私商们为了谋求高利润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仍然有大量的铁器被暗中输至境外。再加上部分冶铁工匠或被掳。或私逃，提升了少数民族的技术能力，所以武器水平也在逐渐拉平中。终究那个时代，彻底的技术封锁是很难完成的。
灵帝时代，蔡邕时为议郎，在出击鲜卑的问题上曾经上书谏阻，奏书中就说过：“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
“精金良铁。皆为贼有”，就是禁令不严。导致大量铁器，尤其是铁兵器外流的结果，由此而产生的鲜卑“兵利马疾，过于匈奴”之恶果，有识之士是看得很清楚的。
所以对于吴质之案，无论是擒人的赵达、审案的杨沛，还是堂下旁观众人，都以为是勋要在人证方面大做文章，从而试图抹消掉吴质的嫌疑。可是没有想到，是勋开口竟说：“便吴季重实输盐铁入鲜卑中又如何？便有此事，也是无罪！”当下无不哗然。
难道是宏辅仗着丞相的宠信，打算硬生生阻挠刺奸办案吗？
杨沛、赵达的面色都变得非常难看，倘若换了一个人，便当场喝令小吏将其乱棍打将出去了。然而是勋终究不同旁人，杨沛只好沉着脸问道：“司直此言何意？法有明文……”
是勋打断了他的话，但是却不瞧他，只是盯着赵达，沉声问道：“汝言输铁入鲜卑为罪，未知法有明文乎？”
赵达瞥一眼杨沛，心说果然是勋是冲着我来的，好吧，杨孔渠你就好好跟上面瞧着，看我来对付这个狂妄之徒。但他表面上对是勋仍然毕恭毕敬，拱手答道：“司直非法官也，或不熟律令，确有其法。”
是勋一撇嘴：“未知为律耶？为令耶？为科耶？为比耶？”
赵达恍然大悟——原来你在这儿等着我哪！
汉代的法律，共分为四种类型：其一为“律”，即由政府制定、皇帝颁布的具有长期性、普适性的法规；其二为“令”，即由皇帝临时颁布的政令，其效力等同于甚至高于律，但缺乏长期性和普适性；第三是科，又称“事条”或“科条”，是指律以外关于规定犯罪与刑罚的一种单行禁条；最后为“比”，即当某事并无明确法令约束的时候，对照近似的案例加以审断——有点儿类似于英美法系的“判例法”。
不得向胡人输出铁器，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但其来源，知道的人便不多了。赵达心说原来如此，你大概以为此为“令”也，而非“律”也，故此可以在时效性方面打马虎眼。因为这规矩是前汉时候就颁行的，后汉就赵达所知，并无再下诏令重申，所以是勋就可以说啦：“前汉之令，如何还能适用于本朝耶？”
想到这里，赵达不禁冷笑，心说果不出我所料，是勋对法律规章所知还是有限啊。确实，汉法非常繁复，别说一般官僚了，即便象杨沛这类法官，也未必都能读全喽。秦人以吏为师，想当官先做吏，而为吏者不通读法典可不成。汉代，尤其是后汉则不同，高官显要都是读经起家的，儒家经典大多能倒背如流，法律……除非职务正好对口，否则谁有空再去学那玩意儿啊。
赵达甚至不无恶意地想到，当初董仲舒老夫子所以提出“春秋决狱”来，是不是就因为他对经典熟，而对法律不那么熟，所以才拿自己擅长的来说事儿呢？
然而很可惜，赵达依旧毕恭毕敬地回复是勋：“禁输铁器，乃律也。”那是律有明文的，不是哪一帝颁布的临时诏令！你这回没话说了吧！
是勋冷眼关注着赵达的表情，虽然这个特务头子始终维持恭敬的仪态，但他眼神略略一转，嘴角稍稍一抽，早就暴露出了心中的想法，在是勋这种善于察言观色的人物面前，根本无所遁形。原来如此，是勋心说你以为我会拿“令”来说事儿吧？可惜得很，关士起设这个圈套的时候，就已经翻查过相关的律了，而即便没有这一出，我早就得到了卢洪的通风报信，你以为我傻的啊，不事先做足了功课，哪儿敢跑这里来与你当面辩论？
他心中冷笑，表面上却只是平静地望着赵达，淡淡地要求道：“既为律也，可陈述之。”倘若是令，基本法律条文全都隐藏在骈四骊六的官样文章当中，要你大段儿背诏书，那是欺负人；但既然是律，一条一条清晰明快，你不可能不会背吧？
赵达当即高声背诵道：“律：‘贾以兵（兵器）、铁、马、钱输匈奴者，当罪。’又云：‘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关。虽于京师市买，其法一也。’”堂下你们可都听见了，回去也可以去翻翻书，这可不是我临时现编的啊！
是勋点点头：“原来如此。”不再理会赵达，而转过头去再朝向杨沛：“律已明矣，乃可知吴令无罪也。”
我话都说这么明白了，法律条文都背了，你怎么还敢腆着脸说无罪？！赵达都快疯了，忍不住抗声问道：“何得无罪？达不敏，请司直教之！”
是勋再次撇嘴：“甚矣，汝之不悟也！”他连迈几大步，来到堂口，面朝堂下，问围观的众人道：“赵达适才有诵：‘贾以兵、铁、马、钱输匈奴者，当罪。’未知此律，何为主体，何为客体？”
啥主体、客体的？听众纷纷表示不明白。是勋也不在用词方面跟他们多作解释，反正只要自己再说几句，你们自然便懂了——“此律主体为‘贾’，客体为‘匈奴’，但贾输禁物入匈奴者，乃当此罪。然吴长乃吏也，非贾也；所输者乃鲜卑也，非匈奴也。依律，庶民而犯天子者，大辟之罪，若天子而犯庶民，难道亦当罪乎？！”
你们都听明白了吧，法律条文规定，商贾私卖禁物入匈奴，那才有罪呢，如今是官吏卖禁物入鲜卑，怎么能算有罪呢？谁准你把适用性大肆外扩的？
赵达反驳道：“此乃雕镂文字也。复有云：‘吏民不得持兵器出关。’岂非吏亦不可输禁物耶？岂非所论非止匈奴，而及于诸胡耶？”
“狡辩！”是勋猛然一声暴喝，“吴长何时持兵器而行？又出何关？函谷关耶？！”你搞搞清楚，鲜卑拓拔部所游牧的地区是在朔州，在大汉行政区划之内，他啥时候出关了？
不容赵达再次反驳，是勋干脆扯开嗓子，“堂堂堂”一番侃侃而谈：“此律之颁，乃前汉武帝朝也，为防匈奴也，其时鲜卑尚不与汉接，乃至汉无人知有鲜卑者，安得通用？宣帝甘露二年，南单于呼韩邪入塞，朝宣帝于甘泉宫，宣帝乃赐以冠带衣裳、黄金玺绶、玉具剑、佩刀、弓矢、戟，及安车、鞍勒、良马、黄金，锦绣等，及钱二十万——孰云不可输兵、铁、马、钱入于匈奴？乃不许商贾私市尔，官家所为，何得为罪？！
“且武帝使张骞通西域，与乌孙、疏勒等贸易，从不禁兵、铁、马、钱。何也？为其非为中国之敌也。今鲜卑拓拔等六部内附，称臣表章已至许都，朝廷嘉勉、封赠已入朔州，乃当与呼韩邪、乌孙、疏勒等同论，安得以敌国目之？！”（未完待续……）
PS：这书啊，写着写着，一开始的架构就乱了……所以，修改了一下卷名，原本计划的某些内容，只好放到下一卷了。
第三十章、入其彀中
汉代法律中漏洞很多。论起熟悉和背诵法律条文，是勋确实不如赵达，但论起咬文嚼字揪漏洞来，十个赵达也比不过他。确实，赵达这种酷吏，也是很擅长玩儿文字游戏的，但基本上为了把无罪定成有罪，把小案做成大案，都会肆意扩大法律适用性的外延，而不会想办法缩小其外延——这就是灯下黑，是这类酷吏的盲点。
况且关靖、是勋乃有心算无心，赵达是没事儿要招事儿，所以撞在一起，就被是勋动用三寸不烂之舌，转瞬间便给驳了个体无完肤。
倘若仅此也就罢了，赵达丢了脸，吴质被释放，曹操父子也没话说——但这样真能彻底扭转官场对于是勋在胡人问题上的疑忌吗？大家伙儿只会以为是勋纯是靠咬文嚼字，钻法律空子才打胜仗的吧。
所以是勋还不肯完，他还有大段儿的演讲要宣之于众呢。
首先，是勋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表情，故作忍辱负重状，沉声道——当然是面对堂下众人，而战败的赵达、杨沛，已经不值得他再大段陈词了，随口多刺一两句便够——
“蔡伯喈曾云：‘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兵利马疾，过于匈奴。’实为中国之大患也。某前戍守朔州，所至城邑残破、田地荒芜、兵戈不全，而须直面匈奴、鲜卑，及河西之羌胡。若彼等合兵来攻，非止朔州必失，即黄河恐不能守！于是图谋分化之。瓦解之。收其降附。而攻其不庭。为此而先败拓拔，然后收其人为假子——都内多有疑我者，然某一心为国，何惜自僧令名？！”
说到这里，开抄林则徐的名联，顺嘴就给改成一首五言诗了：“苟利国家者，死生何所期？岂因祸与福，而敢趋避之？”
完了又说：“朝中诸公。或不明边塞之情，士林庸儒，或妄托春秋之义，而疑我，忌我，致我辞朔州事，若非曹去疾继之，或将功败垂成，思之岂不使人锥心泣血？”转身一指赵达：“更有这般酷吏，为谋功名而罔顾国事。竟将已臣之拓拔目之为敌国。设今日冤处吴长，此事传至朔州。鲜卑六部摇心而遁，甚或侵扰州郡，屠戮百姓，则为谁之过欤？！”
赵达憋得满面通红，正待开口反驳，可是勋哪儿能容他再蛊惑人心——这人心么，还得自己来蛊惑才成！这一大套早就打好腹稿了，当下也不停顿，继续说道：“吾当上奏丞相，使治彼等害国之罪！”然后同时转换表情和话题：“彼等以律为说，而汉律六十篇，大抵成于高皇帝、孝武皇帝时，此后三百年，未有更定者，实不适于今日也。彼等为国执法，当因时因事而析律，而乃胶柱鼓瑟，以孝武时与匈奴为敌之策，用于今日——先不论鲜卑，匈奴入塞久矣，其为汉臣亦久矣，单于金印，皆汉所授，安得将呼韩邪而与郅支并论？！”
汉初，在秦法的基础上制定了“九章律”和“傍章十八篇”，到汉武帝时代，又增添了“越宫律”二十七篇和“朝律”六篇，大致达到六十章的规模。可是打那以后，历代都只偶尔修补，再没有大规模更改过律条，尤其东汉建立以后，明明实际情况已经与西汉时候大相径庭了，偏偏朝廷只知道沿用旧律，再没有重新更定过。到了汉末，有识之士都已经瞧出了其中的弊病，应邵制《汉官仪》，就是尝试重新整理和删定典章制度、法律规条。后来曹魏建立，在汉律的基础上加以大刀阔斧地修改，删去很多不符合实际的规条，修成了魏律。
所以是勋说了，情况不同，法律也应该有所变更，而在法律还没有变更的现状下，身为执法人员，就应当根据实际情况来释法、用法，而不能把匈奴还是敌国时代的法律，应用到匈奴已经降汉两百多年以后的今天——更别说鲜卑还不是匈奴呢！
“吾亦当上奏丞相，使更定法律，以应今日。”
是勋今天趁着这个机会，要开讲三个题目，第一就是为自己辩解，收胡人当养子纯粹是为了国事，即便有损自己的声名，那也顾不得了。第二个题目是顺便提一提法律问题——老曹你不修法，光靠着特务用一些陈规陋条来方便随心所欲地入人之罪，那可不成啊，此非长久之计也。
第三个题目绕回来，他要继续给自己身上涂抹油彩——“昔之匈奴，唯恃骑射之力，铁兵寡也，乃因是而禁之。然今之鲜卑、乌丸等却又不同，禁有何用？蔡伯喈即有云：‘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况袁本初据冀州时，即输铁兵入于乌丸，公孙升济（公孙度）亦然，前乌丸即以此铁兵而犯右北平。今于臣汉之拓拔，禁其铁兵，而于犯汉之乌丸，及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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