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前；海关税款虽已被用作债赔各款的抵押；但仍由各地海关监督及其属下的银号负责收存保管；并按清廷户部财政部的指示办理拨付。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多数省区迅速响应；纷纷宣布独立、起义；清朝濒临灭亡。各帝国主义国家表面伪装“中立”；暗中则互相勾结；伺机破坏革命。安格联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流谨一气；借口维护债赔款偿付信誉；由安格联指示起义各省海关税务司扣留税款；改存汇丰银行。接着又迫使清政府将仍在其控制下的东北、天津等处海关税款也存入汇丰银行。之后；以英国为首的列强驻华公使团；又乘机组织“各国银行联合委员会”；由英国的汇丰、德国的德华、俄罗斯的道胜三家银行充任董事，并制定了《总税务司代收关税代付债款办法》八条，根据这一办法，各关税务司每星期将税汇交于上海的上述三家银行，然后由总税务司按期通知拨付有关各国。那时清政府内外交困，摇摇欲坠，清帝即将退休，自然全盘接受了这个办法。从此。海关关税这一巨额税款开始存入上海英法两国银行。在民国元年关税税款为4500万关两之巨，而去年更达到7000万关两。巨额税款存入外国银行，即增强外国银行对我国金融业的控制，又巩固了外国税务司在我国海关的地位，这是安格联为我国海关干的第一件“大事”，其影响十分深远！”
此时李子诚总算是找回了一些历史教科书中所熟悉的那种外国人所扮演的角色——外国列强侵华的重要代理人，虽不过是稍做讲解，李子诚便对那位总税务司充满了厌恶之意，这种人不换，还换什么人？
“而紧接着，安格联办的第二件“大事”，就是控制“关余”，从而插手我国财政金融，所谓“关余”是指海关税款扣除海关行政经费以及驻外使领馆经费和关税担保的项后的余款。而关税中的绝大多部都付了债赔款，民国三年之前，关税尚不足以支付债赔款，但欧战爆发前后，先是我国实业发展，进口激增，随后银价上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关税收入也相应增多，于去年开始首次出现盈余达600万两，而至今年上半年，关余已达1000万两，至年底可达2300万两，当然这与我国参战。庚子赔款中德奥部分停付有关。而这些关余本应由财政部自由支配，但是因总税务避控制了税款保管收支权，在英国的授意下，要求政府使用关余时必须提出申请，经公使团同意后方可由安格联拨付。而且……”
不待陈澜生说完，李子诚便面带怒色的说道。
“撤了他！”
原本，李子诚以为现在海关的畸形是赫德时代遗留的，可那曾想到，这海关的畸形竟然是由安格联这里开始的。有这么一个“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掌握着中国海关，自己想实现关税自主，根本就是做梦，这样的人与赫德绝不同，赫德可以用老练圆滑来形容，至于安格联，根他的眼中根本就只有英国的利益，而没有中国的利益，如果自己试图实现关税自主。他恐怕会第一个站起来反对。
无论是出于关税自主的需要。还是掌握“关余”充实国库，亦或是“掌握税款。确立中国银行央行地位”的需要，都必须要把安格联从“总税务司”的位置上拉下来，否则他非得坏自己的大事，幸好现在补救还来得急。
“撤换，是一定要撤换，但是，总理，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借口，国务院想单方面撤换安格联，怕会惹出一番是非！而且，虽说安格联从未考虑过中的利益，但是其在海关内部却推行了一些改革，解决了赫德时代的一些内部不平现象，没有合适的借口，恐怕……”
见总理支持自己，陈澜生在心下一喜的同时，又连忙劝说道。
“好了，澜生，你既然想拿总税务司开刀，恐怕已经有了主意，把你的主意说来听听！”
摆摆手，李子诚直截了当的说道，现在自己已经没有时间再耽误下去了，必须要抢在实施关税自主之前，把安格联这个位置上拉下来，换上一个合适的人选。
“总理，现在海关有三个部门——税务部、海务部和三年前刚成立的工务部，海务部负责测探沿海和内陆的水道，操纵灯塔和灯船，修理浮标和指向标，维修港口和维持那里的治安。而工务部负责和修理海关的房屋和财产。但是，海关的中心当然是税务部。”
因为总理并不了解海关，在道出自己的建议时，陈澜生自然先向总理介绍一下海关。
“而海关税务部的人员分属三科：内班、外班和港务科，每个科又分成“洋员”和“华员”两部分。每个港口的内班是海关的行政部门，负责行政和会计。它由一名税务司领导，税务司又由一名副税务司和四个级别的助手协助工作，他们全由总税务司指派、提升、分配和调离，总税务司仅向税务处通报各项任命。”
陈澜生作着介绍，李子诚只是奉着一双耳朵，对海关的不了解，使得他只能听取介绍，然后根据他的介绍去分析他的办法能不能行的通。
“赫德曾不止一次地重复他在1864年备忘录中所表达的意图，大意是外国的税务司署“在它产生了一个取代它的、并同样诚实和有效率的本地行政机构时，将结束它的工作”。但是，事实上在他担任总税务司的时期，没有一个中国人当上即使是内班的最低级的帮办。他曾经一度想过，掌握一定程度英语说写能力的同文供事，可能最后被补充为那一级的帮办。这些人中有海关临时级别的海关学堂毕业生主要是教会学校的华业生，他们的中文教育可能是不够的；总之，这是作为理由反复提出的阻碍他们取得更高官职的一个缺陷。赫德还能引用北京高级官员反对提升这些供事的事实，由于他们的教会学校背景以及他们基本上是南方人，反对是不足为奇的。人数最多的是广东人，其次是江苏、浙江和福建人。他们通常在大港口通过税务司主持的考试而被录用，他们之被选用，除了英语能力外，部分地是由于他们懂得几种方言。他们最初主要是口译或笔译人员，而到赫德去世之时。许多人正在干和外国帮办相同的那种办公室工作。1908年税务学堂成立，终于提供了一批受过良好训练的毕业生，从这些人以及最够格的供事中，安格联开始任命一批中国帮办。”
如果所料不差的话，他肯定是想在人上动文章，从陈澜生提到的这个“华洋”起，李子诚便在心下暗自思索起来。
“……除去被视为精英的内班人员，只有少数几名中国帮办外。在税务部的外班包括881名外国人和3352名中国人。在全部490名负责人员——监察长、副监察长，他们是外班的行政官、验估员、验货员、检查长、副检查长、检查员和稽查员之中，除14名中国稽查员，他们检查进出港口船只的货物之外，都是外国人。英国国民又占支配的地位。881名外国人中，英国人有454名。在57个监察长、副监察长和验估员的高级职位中，他们占了32个，余下的3338名中国人为过磅员、值夜人、船员、卫兵、送信人、办公室听差、看门人、看守人和劳工。在港务科，40名指挥员、办事员、技师和炮手也都是外国人，其中英国人29名，而448名中国雇员则担任甲板船员、引擎室船员和船舱船员。在海务部工作的1239人中，只有少数中国人担任“行政”职务，这些职务基本上又是117名外国人的禁脔。在小小的公务部，33名雇员中14名为中国人。总之。6159名中国雇员，相比于外国雇员有1376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担任非下等的职务。所以……”
完整的背出这些数字之后，陈澜生方才看着总理说道。
“当年由于清政府对洋商洋行不熟悉，遂委托英国领事李泰国创建海关，对国外商品收取进口关税。本来清政府打算派一名中国人创办海关，但被户部侍郎文祥以“中国人有中饱私囊”之由给否决了，这才有了总税务司之始，而且赫德也曾多次在1864、1875、1898、1902、1908年的多份备忘录中所表达外国税务司署的意图。外国的税务司署在它产生了一个取代它的、并同样诚实和有效率的本地行政机构时。将结束它的工作。而安格联在就任总税务司之后，亦在备忘录中提及此事。所以，总理，我们现在就要争这个人事权，尤其是被视为港口精英的内班人员，现在的海关的内班人员，或是由伦敦海关官署为补充占支配地位的英国集团而招收，或是由几个外国驻北京公使馆直接向总税务司推荐，若想逼安格联撕破脸，从而使国务院能名正言顺的将其解职，只能以人事权为导火索。”
为了实施这个计划，陈澜生反复推算过各种可能，最终思来想去，只有这个人事权，才能掩饰所有的“最终目的”。
“清末至今，我国求学于世界，有大量精通外文的年青人曾出国留学，他们完全能力进入海关，并胜任海关的工作，所以，财政部拟向总税务司署提出要求，对海关进行改革，以适应海关本土化发展。既停止招录外籍人员，中外职员在权利和义务上平等，中外员工同工同酬，任命一名华人为海关总税务司秘书，派遣中方职员出国深造，同时规定各层职务本土化进度表，规定相应的倒计时，既时间表到期后，洋职即行以辞退，由本土职员接替！”
瞧着陈澜生，李子诚却是笑了起来。
“这些要求，只怕专横跋扈惯了的安格联恐怕连考虑都不会考虑，就会直接拒绝！”
“总理，咱们需要的就是他拒绝，如果他接受了，想掌握关税和关余，至少需要五到六年的时间，咱们没那么多时间，可如果他直接拒绝了，咱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将其免职，当然那时的态度需要强硬一些，固然安格联是英国人选择的总税务司，可如果咱们足够强硬的话，英国最终还是会认同咱们的态度，然后我们就在英国人没做出选择之前，首先任命一个总税务司！造成即成事实后，英国人也只能接受！”
望着总理，陈澜生却是不无遗憾的说道。
“如果不是1898年的条约规定总税务司必须由英国人出任，任命一个中国总税务司到是再合适不过，但……”
“我明白！”
对陈澜生的遗憾，李子诚当然能理解，事实上，自己不也是受限于这条约，那条约的，甚至就连国务院下边都设了一个条约办，用于提醒国务院应该考虑那些条约。
“财务部挑选一个合适的人选，尽快把这件事给我办好了！”（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qidian。）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第7章江海关税务司浮想京城内风云变幻（求月票！）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依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上海在1843年辟为五个对外通商吕岸之一，英国、美国和法国陆续在上海设居留地——租界，太平天国时期，上海租界成立自治机构工部局，从事实上演变成独立于清朝行政和司法管辖权外的租界，此后上海形成两个租界与中国地方政府分割管理的的局面，开埠后的上海迅速成为亚洲最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被称为“十里洋场”、“东方巴黎”、“魔都”、“远东第一都市”，可以说，正是租界成就了上海的繁华。
而对于中国而言，租界的存在却是极为复杂的，正如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一般，这些丧权辱国的条约更像一把双刃剑，在造成巨大伤害的同时，也带来许多积极、进步和正面的作用。而租界号称国中之国，清王朝的军警不能直接进去搜捕罪犯、取缔革命团体、查封鼓吹起义的报纸，看似侵犯了主权，但在另一方面，又保护了公民的人身自由、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同样，巡捕房也不能随便捕人，更不能禁止办报、结社、罢工和游行示威。中国人终于开始明白，世界上还有一种权利，叫人权，这东西，比护身符管用。于是，一批批革命党都住进了租界里，以至于凡有租界的地方，必定有革命党的领导机关。
租界，遂成为中国革命的另类根据地，通过租界这扇窗口，中国人还接触到许许多多包括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的西方文明。为闭塞的中国打开世界之窗，给专制的中国撒播宪政的种子，这，就是租界的作用。
道光二十五年，应英国领事巴富尔要求，在租界内设江海北关，输向外轮征收关税等事。由江苏省苏松太道兼管，咸丰三年，英人趁小刀会起义之机控制江海关，次年上海道吴健彰与英、法、美驻沪领事签订协定，参由三国各派税务司一人，掌管江海关，同年七月，少关税务管理委员会成立。开外国人直接管理中国海关的恶例。
位于上海外滩的江海关，在某种程度上，见证了外国人管理中国海关这一段历史，见证了中国如何一步步失去海关权力。
在江海关税务司办公室内，此时梅乐和却在那看着一份从京城海关总税务司公署发来的电报，电报中提到国务院于今日颁布了《财政部关务署主管各关组织章程》。在财政部设立关务署，专司海关的行政管理，关务署设署长一人，秘书两人，科长四人，科员、雇员若干，设总务科、关政科、税务科、税则科，署长“承财政部总长之命，综理本署事物。监督本署职员、总税务司、全国各海常关，监督内地税、关税局长官及所属职员”，并且“关务署最要事项，应行呈由财政部总长核定”，“任免关监督及本署职员“都必须由财政部长首肯，同时规定各海常关设监督一名，监督指挥所属职员输关务，各海常关监督所属各分关，设分关长一名。承关监督之命输分关征税事务。各海关监督署所属的秘书科长、分关长等职员统由监督委任，呈报关务署务案查核即可。
此时。虽说只是看着这份内容极为简单的电报，但梅乐和还是能够想象的出，安格联总税务司在得到这个消息后，早已习惯了以专横跋扈对待中国政府的他会何等的愤怒。
现在国务院实施的这个改变，却是把海关作为财政部的一个部分而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从而改变过去那种由总税务司管辖全部海关事务，中国政府无权过问的局面，同时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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