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门自守……粮食乏尽，妇女或丸泥而吞之。遂屠其城，枭术首，徙其部曲三万余人。”（《三国志·吴主传》）先是困城，后是饥荒、屠城，然后又是大迁徙，庐江百姓救死不暇，谁也不会有心情办什么婚礼。
而接任孙河的孙绍，年纪虽然够了，但他面临着南方雷绪等人的叛乱、北方扬州刺史刘馥的制压，焦头烂额，没坚持多长时间就跑了，也没余裕做这件事。
朱光是庐江太守里在位最长的，他于建安中赴任，一直到建安十九年才被孙权俘虏，少说也有十年光景。他会不会就是《孔雀》里的太守呢？
《三国志·吴主传》载：“初，曹公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徵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朱光在任期间，为了防范东吴的军事压力，治下居民尽数东迁，整个庐江只留下一个近乎军事要塞的皖城。
曹操拔汉中数万户，让诸葛亮经营几十年都不能彻底恢复。从庐江等地一次迁走十几万户，这等规模，可见对当地经济伤害有多大。
事实上，庐江当时已经变成了曹、孙两方势力此消彼长的边境地带，长年处于兵锋之下。朱光承担着繁重的战备工作，就算想给儿子办婚事，也断不会如诗中所说“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婀娜随风转，金车玉作轮。踯躅青骢马，流苏金镂鞍”这般奢靡。
那么，最后只剩下两个人：刘勋和李术。
也就是说，《孔雀》的故事基本可以认定发生在建安元年到建安五年之间。
刘勋在任时间是建安元年到四年，而李术在任时间只有短短一年。到底他们两个，谁才是《孔雀》里的太守呢？
看来我们还是要从诗中去找证据。
焦仲卿回去与母亲诀别的时候，说：“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庭兰就是白玉兰，一般于农历二月中至三月初开花，花期为整个三月，是以又名“望春花”。长江流域的白玉兰花期一般在农历一月。根据竺可桢的观点，汉末正处于中国历史第二个寒冷时期，平均气温比现代要低1到2摄氏度，所以位于江南的庐江，花期也会和现在黄河流域相等同。
因此，从焦仲卿所描述的情景来看，所谓“大风寒”正是一岁之初倒春寒之际，大概就是二三月间。
从诗中描述可知，就在焦仲卿说这句话的时候，太守正在高高兴兴筹备着婚礼。《孔雀》诗里说得清楚：“府君得闻之，心中大欢喜。视历复开书，便利此月内，六合正相应。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
也就是说，刘兰芝的婚礼，是定在了三十日。结合焦仲卿家的“庭兰”被风霜摧折的情形来看，当为三月三十日。
那一天是太守亲自确定的良辰吉日，焦、刘二人殉情，也是在这一天。
接下来，让我们推算一下从建安元年到建安五年这五个三月三十日的天干地支。年和月份都比较清楚，一查便知：
〖建安元年为丙子年，三月辛辰
二年为丁丑年，三月甲辰
三年为戊寅年，三月丙辰
四年为己卯年，三月壬辰
五年为庚辰年，三月庚辰〗
日子较难推算，因为在灵帝末年，朝廷改用《九章算术》的作者刘洪改进过的四分历。因此我设定了一个基准点。《后汉书·献帝传》载：“（建安元年）秋八月辛丑，幸南宫杨安殿。癸卯，安国将军张杨为大司马。……辛亥，镇东将军曹操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庚申，迁都许。己巳，幸曹操营。”
同一个月内出现了辛丑、癸卯、辛亥、庚申、己巳五个日子。辛丑和己巳一头一尾，两者相差二十九天。同传又说“秋七月甲子，车驾至洛阳……丁丑，郊祀上帝……己卯，谒太庙”。以此为参照，可以确定建安元年八月一日为甲子。
接下来就是冗长而单调的推算，从略。总之从建安元年到五年，这五个三月三十日里，唯有建安五年的三月三十日，符合太守所谓“六合相应，良吉三十”的标准，其他几个日子，按照传统命理学说来看，都不算吉日。
而建安五年，在位的庐江太守正是李术。
在这里稍微回顾一下李术的经历。
根据为数不多的史料记载，此人是汝南人，在孙策麾下颇受信重。建安四年，袁术去世，袁术手下的一部分将领企图投奔孙策，却被庐江太守刘勋截杀。孙策大怒，挥军攻拔庐江。刘勋无路可去，只能北上投奔曹操。孙策就地派麾下大将李术担任庐江太守，还拨了三千人马给他。
曹操眼见孙策坐大，深恐在没消灭袁绍之前腹背受敌。恰好荀彧给他推荐了一个叫严象的人在南边对付袁术。袁术既然死了，曹操便就地任命严象为扬州刺史，去安抚孙策，还举孙权为茂才以示亲切。严象没想到的是，他一抵达庐江，就被李术杀掉了。
李术杀严象，究竟是因为李术跋扈，还是孙策授意而为，已无可考据，总之堂堂一位刺史就这样被杀了。而曹操忙于应付袁绍，也无暇找他算账。没过两个月，意图袭击许都的孙策就离奇地被许贡门人刺杀。结果严象遇害一事，便被搁置了。
年仅十八岁的孙权接下了孙策的事业，周瑜、张昭等人倾心辅佐，却不代表所有人都认同。李术久有异心，看到孙策身死，便极其高调地接纳了从孙权麾下叛逃的人，打算自立。孙权问他要人，李术回了一封无比嚣张的信：“有德见归，无德见叛，不应复还。”孙权正愁初掌大权无处杀威，见李术这等态度，立刻写信给曹操，说：“严刺史是您亲自选拔的，没想到一来这里就被李术那厮给砍了，我也早就看他不顺眼，就让我替曹叔叔您报仇吧！”
于是孙权亲自率领孙氏亲族大举围城，李术走投无路，向曹操求援。曹操既没兴趣也没余力去救他，结果皖城被攻破，李术枭首，结束了他不太光彩的一生。
李术从就任庐江太守到败亡，大约大半年，横跨建安四年和五年。时间虽短，却还算比较平静，没有战乱，没有屠城、没有迁徙，算是庐江百姓最后安宁的时光。
从心理角度来说，李术是个桀骜不驯的人，虽然在孙策麾下他不敢造次，但野心这种东西是无法压制的。当他被任命为庐江太守，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武装和地盘时，心中必然大喜。带着这种昂扬情绪给儿子娶亲，借机大操大办，也是可以理解的。
于是，太守的身份问题就算是初步解决了。如此看来，焦仲卿和刘兰芝的悲剧，不过是被提前了半年而已。就算他们没有被拆散，继续相依为命，很快也会遭遇孙权的屠城；就算逃过屠城这一劫，也会随着其他十几万户被曹操强迫迁徙到北方。如果运气不好的话，夫妻两人，一个在魏属庐江，一个在吴属庐江，不能交通来往，更是悲惨。乱世下的小人物命运，真是叫人唏嘘。
我在满足之余，却还带着淡淡的遗憾，有一个疑问始终在心中挥之不去——难道《孔雀》真的只是一曲小人物的悲歌么？焦仲卿和刘兰芝，真的只是乱世之中的一粒不为人知的沙砾么？
再一次重读《孔雀》，我发现自己忽略了一个小小的细节。
这个细节对《孔雀》本身来说，无关宏旨。但当《孔雀》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被确定的时候，这个细节连缀起来的，是一个令我们后世之人为之一惊的历史可能性骤然浮出水面。
《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跟母亲诉说自己对刘兰芝的深情，他母亲这样说：“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
他母亲觉得邻居家有个叫秦罗敷的大姑娘，比刘兰芝好得多，劝儿子去娶那个新欢。
这个女孩的名字是否有些耳熟？
秦罗敷？
那不就是另外一首乐府《陌上桑》里的女主角么？
在《陌上桑》中，罗敷是一位充满智慧的坚贞女子，当轻佻的“使君”调戏她的时候，她利用巧妙的言辞拒绝了对方的请求。
有一种说法认为“秦罗敷”是汉代美女的通称，所以在两首乐府里都出现了这个名字，这当然是一种可能性。
但还有一种可能性——如果这两个秦罗敷就是同一个人呢？
也就是说，假定秦罗敷真的也生活在建安年间的庐江，并和焦仲卿做邻居呢？
在《陌上桑》里，秦罗敷曾经如此夸耀过自己的夫君：“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
其中“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不能当成一份真实履历。汉末大夫是宫内官，属于君主宿卫人员，但多为闲职荣衔，二十岁断不可能获此官位；“侍中郎”按汉无此官职，或为侍中，侍中为省内官，比大夫离君主又近了一层。
所以从小吏到大夫，再到侍中郎云云，只是虚指和比附，暗示她夫婿年富位显、官职高远。乐府里很多诗句提到“侍中郎”，都是作为夸饰自家官位高的代称。“专城居”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自己有专城居住，暗喻为太守、刺史、州牧等地方大员，还有一种是表示他有资格在京城居住，是京官。
所以这一段话，意思应是表达自己夫婿平步青云，位高而权重。《后汉书·舆服志·诸马之文》载：“卿以下有騑者，缇扇汗，青翅尾，当卢文髦。”“青翅尾”即诗中所云“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足见显贵。
真正要留意的，是前两句：“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东方就是东都洛阳，进一步引申为天子所在的都城，从这一点对照，那么“专城居”显然该用第二种解释，即京官。
秦罗敷的丈夫能统领一千多名骑兵，又是京官，这究竟会是什么职位呢？
查《汉官仪》，可知长水校尉，统乌桓骑兵七百三十六人，员吏百五十七人，加起和来恰好一千之数。查遍汉代官职，同时符合“千骑”“京城”与“近官”的，唯有秩比两千石的长水校尉而已。
长水校尉属北军诸校，掌屯于长水与宣曲的乌桓人和胡人骑兵。汉末虽然这个职位早已不统兵，但编制仍旧是存在的。
既然秦罗敷和焦仲卿同为建安人物，那么她的夫婿也该是建安时人。而建安一朝里，担任长水校尉、可以查到的只有一人——种辑。
这一下子，把我们从庐江远远地抛去了北方的许都。
长水校尉种辑，和车骑将军国舅董承、昭信将军吴子兰、议郎吴硕等人都是献帝身边的忠臣。他们在建安四年接了汉献帝的衣带诏，密谋反曹，结果在建安五年正月被悉数诛杀。
秦罗敷在庐江采桑，她的夫婿却在许都因为反对曹操而死。这本身已经充满了传奇的色彩，而种辑被杀三个月后，发生了一件三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大事，陡然让这一层关系变得更不寻常。
建安五年元月，董承、种辑等伏诛；四月，孙策在丹徒遇刺身亡。
表面上看，这两件事并没有任何联系。
但如果仔细分析这两件事的性质，就会发现其中意味深长。
孙策生前一直策划“阴欲袭许，迎汉帝”，以他的实力，这计划如果真的实现，只怕曹操会有大麻烦；而董承的计划如果实现，汉帝自立，习惯了“挟天子以令不臣”的曹操也会有大麻烦。
这两件反曹大事一内一外，目的惊人的一致，发动的时机如此接近，而失败的时间也近乎一致，这实在不能不让人深思两者之间是否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回过头重新检视孙策在江东的声望。他“诛其英豪，威行邻国”，收人无数，也得罪人无数。破陈瑀，杀严白虎，杀高岱，杀许贡，杀于吉，杀周昕，孙策每杀一个名人就在暗中多树了许多敌人。陈登曾经偷偷发给严白虎余党印绶，让他们对付孙策，好为陈瑀报仇，可见就算许贡门客刺杀失败，后面等着对付孙策的人，还排着长长的队呢。
而庐江郡，恰好也是这么一个孕育着对孙策仇恨的地方。
建安年前，庐江太守陆康深孚人望，与孙坚原来关系还不错，孙坚还曾经救过陆康的儿子。可当袁术派遣孙策攻打庐江的时候，急于获得地盘的孙策采取了激进的手段。“围城数重。康固守……受敌二年，城陷。月余，发病卒，年七十。宗族百余人，遭离饥厄，死者将半。”（《后汉书》）后来东吴的中流砥柱陆逊陆伯言，当时也在城里，在围城前被送去了吴中，才得以幸免。
陆康被孙策逼死之后，陆氏宗族也大受波及。庐江变成了孙策扎在江东大族心头上的一根刺。后来孙策、孙权两代极力拉拢陆康的儿子陆绩、从孙陆逊，也是存了舒缓抚慰之心。
值得注意的是，庐江被围的时候，“吏士有先受休假者，皆遁伏还赴，暮夜缘城而入”，这可以与臧洪被杀时“洪遣司马二人出，求救于吕布；比还，城已陷，皆赴敌死”相比较。可见陆康麾下对陆康的爱戴忠诚，不逊于“烈士”臧洪。
如此忠诚之士，看到自己主人因孙策而死，主家残破，会有什么举动？不言而喻。
《孔雀》诗里，焦仲卿描述与刘兰芝新婚燕尔，“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而那时候他早已经是府吏。也就是说，在陆康为太守时，焦仲卿就在太守府供职，可以称得上深蒙陆康知遇的“庐江故吏”。
于是在建安五年的两件大事——刺曹与袭曹——在看似毫无关联的庐江郡发生了相交。其中的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与反曹先锋种辑有姻亲关系的秦罗敷，另一个则是主人愤死的“庐江故吏”焦仲卿。
仔细读《孔雀》一诗可以发现，焦仲卿是很忙碌的。刘兰芝就曾经抱怨说：“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
这几句抱怨提供了两个重要线索。第一，焦仲卿非常忙碌，很少回家；第二，他是个“守节情不移”的人。作为府吏，工作忙碌是可以理解的，可这是他的本职工作，为何刘兰芝要用“守节”这个词呢？
陈寿在评价吕凯的时候，用了同样一个词“守节不回”，表彰其面对雍闓等人的威胁，仍旧忠诚于刘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