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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缺资金，这个优势的好处是无穷无尽的。
胡楚元清楚，想要让中国变得更强，他只有几件事可做，一、投资基础建设，完善国内市场环境和硬件；二、增加市场容量，在江南六省之外，尽力提高直隶、山东、两广、湖广的国民消费能力：
这两点首先决定中国的投资仍然要集中于农业，扩大农产业优势，推广化肥，推广机械耕种、畜力耕种的面积，增加粮食产量，增加粮食深加工率，提高粮食价格，推广新型农业的链条，推广畜牧业和畜牧加工业，推广经济作物的产量。
第二项投资重点仍然是交通，铁路、马路、海港、河港的建设都要加大，集中资金优势在华北、中原、两广、湖广进行新的交通建设。
在此基础上，胡楚元知道自己必须将银行业中央化，他个人受到的损失终究是其次。
此外，他还要在华北、山东、湖广、两广都建立一个完善的工业体系，充分利用中国地大物博的优势，在江南六省，也要进一步鼓励商人的自行投资。
在全国范围内，信贷的发放力度都要加大。
这就意味着全国银行业的平均贷款利率必须要下降，大清银行也必须建立，对整个中国的银行业进行强有力的监管，并逐步减少发钞行许可，将货币发行权集中几家大银行，最终完全由央行掌控发钞数额。
这些事情，对胡楚元来说倒是轻车熟路的，大清银局和各地银局也很快合并威大清银行，负责监控各家商业银行。
在胡楚元的催促下，内阁总理府很快推出了未来十年发展纲要，在《天津日报》、《卫报》、《大公报》、《江南日报》、《申报》
上统一公布，将要重点建设华北、山东、湖广和两广，总理府完善基础建设，追加投资，商人自行投资工商业，并对一些特殊计划，大清银行会提供额外的贷款担保和补贴。
资金聚集在一起才能产生空前的效应，所以，政府资金的主要流向还是华北和山东地区，并大力推动电气工业，在天津、唐山、莱芜、淄博设立全国最大规模的火力发电厂。
在教育领域，总理府提出重点进行六所大学的建设，分别是燕京大学、天津大学、江南大学（上海）、东南大学（福州）、南洋大学（广州）、震旦大学（上海），并在各省兴办外国语学堂、工学堂和技艺公学，在有条件的江南六省兴办工学院，总体来说，高等教育仍然是民办为主，总理府不过多的涉足，只是给予更多的扶持政策。
同时，胡楚元取消了包税制度，所有人都要按照制度缴纳个人所有税，但在教育、医疗、科研、修路修渠、兴修水库等等事业的捐款可以抵消税款，在这些范围内的投资则可以抵消部分税款。
这个条款对胡楚元个人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每年对国内这些事业的投资和捐款总额都超过一亿清圆，特别是在江南六省，数干家义塾、学堂几乎都是靠他的资金在支撑。
做为资本家和商人，胡楚元个人也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他一个人就在直隶地区投入1。4亿清圆的资金进行基础建设投资，集中于铁路、港口、电力，在山东、辽东半岛的投资规模总额也超过一亿清圆。
在整个工业范围，他的投资规模更大。
治国和做生意未必就冲突，他自己领取的政府补贴和扶持政策也不少，而他的个人所得税在1896年会超过1。44亿清圆，可他实际对教育事业的捐款就超过1。7f乙清圆，在直隶和山东也大规模的兴办义塾。
通过中信银行和其他控股银行，他同时对各省提供大量贷款，用于公路、水渠、水库的兴建，结合西屋电气在水牛城的试验I页目，备家水库也开始兴修中小型的水电站，通过发电来弥补水库兴修经费。
截至1896年12月30日，在短短半年时间，各地新增基础项目投资总额增加到了12。92亿清圆，为有史以来的最高峰，这个趋势仍然在进一步的增长中。
大量的工程就意味着大量的就业和债务，短短半年间，内阁总理府支借的公债和国债就达到14。5亿清圆，数字一个个报到光绪帝载淮的面前，对于这位皇帝而言，确实是非常的令人困惑和不解，但出于信任，他依然采取了支持的政策。
胡楚元的答案很简单，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金融市场的进一步繁荣，只要将官营股票出售掉30％就足以解决这些债务。
在总理资政衙门撤销后，清政府所持有的官股都进入单独的招商总局，由新的招商督办大臣负责管辖，并设有一家独立的招商银行。
当然，胡楚元并不信任各地官员们的品质，历来的规则很简单，大工程就是大贪污的开始，他也成立了独立的廉政监察总署，专门负责在全国范围内对大工程进行监察。
他的办法还是很灵活的，对于大工程开设单独的津贴补助，给那些官员一笔活通款，在这个范围内都是安全的，超过限额就立刻派人突击核查。
说起来很简单，可每一件事的背后都要有着各种细节工作。
出任总理内阁首辅大臣之后，胡楚元就马不停蹄的忙碌着，几乎没有一天可以安静的休息一下，刘鸿熙、罗大佑等等在地方有所建树的官员都被集中抽调回内阁总理府。
为了实施更为细致的政府管理，各地也在不断招收吏员，对现有的官僚体系进行补充，期间有着太多的不适应，以及种类繁多的各种新问题。
胡楚元基本无力解决那些问题，他是一个伟大的商人，也可以算是第一流的政客，但要说到对国家的治理，对整个官僚机构的控制，他就没有了往日的那种风光，再也不是无所不能的人。
好消息是问题虽然多，大的方向总还是在快速前进的，立宪制度本身并没有意义，对整个政府体系的渐进式改革终究是有成效的。
胡楚元所掌控的大规模建设和投入也是非常有效的。
忙忙碌碌的度过了最为艰辛的几年后，到了1898年底，梅启照、张之万、阎敬铭陆续病逝，丁汝昌、刘铭传、刘坤一、刘锦堂、刘盛休、徐占旭、王德榜……能死的都死光了。
除了老妖孽李鸿章还在苟延残喘，晚清政局中比胡楚元威望更高的人几乎是不存在的。
这已经彻底成了胡楚元的时代，他控制着整个大局，并将张之洞、张百熙、霍鸿机、鹿传霖、屠仁守一干有能力的五十五岁至六十五岁之间的“年轻有为”的一代人提拔到总理府，出任内阁大臣。
在这帮人的后面，特别是光绪十二年（1886年）的那一科，谢元麒、吴鸿甲、丁秉乾、杨土镶、孙锡第、宋伯鲁、罗光烈、徐世昌、孙综源、李锡龄、江希曾、叶大琛、叶大涵、郑宝琛、李翊煌、梅汝鼎、秦树声、陈夔龙、宋育仁都是很有希望的官员。
不是别的原因……。
在1885年的中法战争后，新科进士投奔胡楚元就蔚然成风，这一届投奔胡楚元的比例极多，特别是加上王懿荣的影响力增大，这些进士大部分都被引入江南六省为官，威为实务派的基层力量。
在胡楚元的关照下，这些人自己的努力下，这十几年下来，陆续都提拔到了正三品的官员，谢元麒、丁秉乾、杨士镶、孙锡第、徐世昌、孙综源、李锡龄、陈夔龙已经是从二品的官员，一半在外面担任巡抚，另一半则在总理府出任要职。
如果说，袁世凯依靠投资一个徐世昌换到了总统的宝座，那么，胡楚元在政治上的投资规模足可称得上是袁世凯的一千倍。
在这一波人的下面，光绪十五年和光绪十六年恩科投奔胡党的数量也很多，最近几年都已经遍布各地，有些是知府，最受胡楚元关注的江苏崇明县籍进士王清穆已经提到了山东巡抚，用于接替张之洞。
起初，胡楚元只因为王清穆少年时期就在江南国学馆就读的原因，特别的提拔任用，后来才发现这个人廉洁奉公，办事精明稳重，而且眼光长远，精通外语，熟读中西书籍。
自此，他就特别做出安排，调到总理府任职，将张之洞抽回总理府担任总理内政次辅大臣的同时，也将他特派到山东出任山东巡抚。
对一个年仅三十八岁的人而言，这么快就能做到一省巡抚，其提拔速度之快，也确实是很惊人。
现在的晚清政局已经没有真正的大佬了，李鸿童在四川，荣禄在东北，谭钟麟就算是最后半个，其余都是胡党。
除了立宪派的胡党，另一帮份量也很重的人就是复兴社，但复兴社主要集中在海军、陆军新军、海关、教育界和传媒界。
为什么说胡楚元能够坐稳总理首辅大臣的位置，这是很重要的原因。
现在整个天下都是实务派的，除了李鸿童、谭钟麟、荣禄三个人，实务派的老妖孽都基本死光了，剩下来的就是以胡楚元为首的立宪派。
改革。
最怕的就是别人牵制你的后退，最怕的就是保守派。
可如今就是这么个局势，你只要想做官，想有所成就，你就得按照胡楚元的这一套办法来，只有你按照这套办法在地方干出成绩了，才有可能被提拔。
满朝都是胡党。
现在，连进土考试都不重要了，每三年选出来的进士数额只是以前的一半，另一半都归总理府直管的博学院控制，直接从同举人出身的那些大学生中挑选，考试合格则给予同进士出身，在博学院中补习政课，然后再逐一发放到备县从基层做起。
就算是正儿八经的进士出身，也得继续投奔胡党。
从这个角度来说，胡楚元早些年就开始编纂的《资政新编》，以及后续发行的《咨政参考》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如今也都是博学院政课的基础科目。
（未完待续）第二百一十六章四十不惑
经过这几年的过渡，到了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胡楚元的工作量就明显减少了非常多，人也安逸多了。
这两年间，中南海和府右街、南长街成了总理府衙门的主要集中地，特别是在南海区域，已经是京师重地中的重地，光绪帝载溏偶尔也会到南海的勤政殿商议大事。
胡楚元和家人则住在紫光阁，次辅张之洞和外相张百熙同样住在附近。
因为胡楚元的身份比较特殊，紫光阁一带重新修建成单独的园林，名为资政园。
此时的北京和几年前也截然不同了，最大的变化就是满人撤离的太多，很多都是强制撤走的，只有恭亲王、醇亲王、肃亲王三系被留了下来，集中住在北海和后海之间。
在资政园里安静的住着，胡楚元也变得特别的幽静。
人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
他现在就在这个不惑之期，除了还是找不到中国未来的突破之路外，对于整个中国不断崛起的趋势，他已经可以把握住了。
在巨额投资的刺激中，截止1897年12月，中国煤矿年产量达到4084万吨，铁和钢年总产量达到627万吨，仅次美、德两国，已经超过了英国，而这几乎都取决于中国铁路事业的高速发展，并且，中国的钢铁炼制企业几乎都很幸运的独享了本国铁路发展所带来的推动效应。
铁路总长达到7。3万公里，一举超过法国，成为世界上铁路前五强。
中国的铁路工业基本都是在自己引进技术生产的状况下完成的，特别是钢轨等基础型材方面，自己提供的比例几乎占到了95％，假如排除1890年之前的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在京汉铁路修建过程，为了追求速度而外包给美国人之外，此后，国内铁路建设的所有合同都牢牢的掌握在本国商人的手中。
受此影响，中国在机械、钢铁、煤矿等方面的发展也非常迅猛，在江南和华北，有轨电车已经开始出现，电气铁路的里长也在稳步增加。
纺织、钢铁、化工、电气、造船、机械、冶金、瓷器是中国发展最快的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目前已经牢牢占据着世界头号纺织出口国和第一大纺织工业国的地位，不可否认，中国的纺织奇迹很大程度是建立在两个奇怪的模型上，即低廉的劳工成本所产生的低端纺织品的价格优势，以及生丝垄断经营所产生的高端丝织品的优势。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中国一直从美国进口毛纺，以满足高端纺织品的出口需求，但随着山东畜牧和东北畜牧业的发展，中国也逐步引入了外国的羊种，并且用了非常的力气进行推广。
围绕着铁路，两地的毛纺品都可以很便捷的输入到青岛、天津这样的新兴纺织工业中心，而上海则固执的使用着美国的进口毛纺，这是因为出口到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纺织品总会面临着更大的竞争，而国内的毛纺加工业还不能像英国人那样做到非常精细的地步。
在传统的农业领域，随着化肥和机械耕种的推广，以及畜牧业和其他技术上的改良，加上大规模的农业基础投资，中国农业总产值相比1878年增加了14倍……关于这个数字，实际上也存在着物价指数和外汇兑现率的问题，但平心而论，粮食总产量，特别是谷物产量确实有着大约4。5倍左右的增长，东北的开禁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确是国内禁烟的成效，大量土地不再种植鸦片，而是改为种植谷物和棉花，这个现象在山东、河北显得特别明显。
然而，这一切的数据其实都可以忽略，真正值得胡楚元关注的是国民平均收入和物价指数。
随着《贵金属管制法》和《银圆券法》的实施，国内已经逐步用清圆券取代了银圆，这使得国内货币供应更为充裕，在上海，工人的平均月收入已经达到32。7清圆，相当于美国平均标准75％。
伴随着这个大幅度的增长，中国的物价也在提升，但增幅远不如收入的增长，人均粮食占有量也增加了四倍，其他经济作物产量的增加更为明显。
其次，另一个重要的数据是城市化的比例，根据内阁总理府的大略统计，截至1897年底，中国城镇居民的数量已经从3400万人增加9300万，占总人口的24。5％。
这个数据就意味市场容量在激增，百姓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消费，某种程度上也必须去消费，而这正是纺织工业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以马鞍山县城为例，这是一个几乎完全依靠富国系资本和技术建立起来的新县，从开始投资到今天不过有十五年的历史，如今却拥有超过70万居民。
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