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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如果朝廷能获利这么多，并且是在没有加赋税的情况下获得的，会带来如何的变化？不仅国库更加充盈，许多百姓因此而受益。并且在财政更宽裕的情况下，朝廷就可以取缔青苗法、手实法与宽剩钱。至于许多人反对的保甲法与保马法，只要财政宽裕，朝廷免费向保丁发放所有的器甲，并且给保丁免掉半年相关的赋税，那么还扰不扰民了？不但不扰民，相反，就将它的作用无限放大，例如防盗、让百姓有尚武精神、朝廷在特殊需要下，能立即挑选大量战士、协防边境安全。”
“还有保马法，只要财政宽裕，朝廷不用出少量钱帛，强迫百姓自己购买，而会主动从各地购来大量马匹，再交给百姓饲养。那么百姓还会不会产生负担？那么同样它的作用也放大了，如能训练更多的人会骑马，替朝廷储备大量骑兵，同时马数量扩大，可以利来运输，可以用来耕地……”
“子安，但那来的马匹？”吕公著在西侧问道。
“吕公担心是有道理，然而今日非同往日，这个获利可能要到几年后了，几年后相信章质夫早就将大理完全平定，那时候就可以从大理得到大量滇马、腾冲马、乌蛮马，还能从茶马道上得到大量吐蕃高原战马。并且海运发达，海船变大，也可以绕道辽国后方，与女真人交易战马。并且还有一处，在彼岸那个最大的岛屿上，有大量适宜放牧的牧场，不仅养着大量牛羊，同时也养了许多马。只是马的繁殖速度比较慢，不过几年后，彼岸马匹数量必然增加。虽然路途遥远，用船运输战马更是不易，但也可以每年向朝廷提供数千匹战马。并且这批战马，有的还刻意从大食那边买回来的战马杂交，远比女真战马更加高大。”
“实际保马法应当取缔了，”冯京在边上说道。
“冯公，如果朝廷提供战马，也不用取缔，大量饲养战马，不仅利国，也利民。不仅是马，我朝各种大牲畜都严重缺乏。实际若不是考虑到财政，我都想提议，所有大牲畜就象我在地方上治理的那样，不计入财产算户等，那么百姓就敢于饲养牲畜了。”
这就得要钱。
如果大牲畜不计入户等，宋朝将会有许多百姓立即降户等，这意味着税赋同时会迅速减少。
这是第一个损失，还有一个损失。
宋朝国库主要收入，就是两税，四大榷（盐酒茶矾，榷香是内库所得，与国库无关），各种商税关税，不仅是贸易的过往税，还包括屋产税，宅田交易税，各种坑矿坊监等“国有企业”的收入，不要小看了这些收入，它同样是宋朝的一个收入大户，就象坑矿的课量，每年各种金属的课量几乎达到了五千万斤！
地租，怎么国家也收租子了？实际宋朝有许多官田，有的用来做官员的职田，有的用来做学田，还有的用来做官兵的营田与弓箭手田，同时也有一部分租给百姓耕种。
还有一些隐形的收入，如科配和籴，不仅是抑配物价的，它们也在谋利中。以及各种折支摊派等苛捐杂税……
又有一些大家都想不到的收入，如牛租，百姓不养牛了，于是官府养牛，再租给百姓，以便利于种植，增加粮食产量。
用意是好的，然而执行是另外一回事了，往往牛死了二三十年，官府还继续向百姓征牛租。
这个收入一年也有几十万贯。
一旦不计入户等，这个收入同样也没有了。
当然，站在普通百姓角度，那无疑是一项善政了。
但站在国家角度，却未必喜欢，所以王巨说必须等到财政进一步宽裕，才能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出台将所有大牲畜不计入户等的政策。
不是说爱民吗？
冯京只好退下。
王巨继续说道：“陛下，诸位，我再举一个例子。彼岸，大家都开始关心了。去年彼岸的财政收入是三百八十余万贯，但其收入只有两税与商税两条。因为百姓数量还是比较少，又是地广人稀，所以粮食价格十分低贱，低贱得你们无法想像。一般麦米豆一斗高者才十五文钱，低者才几文钱。再加上税率同样很低，平均下来只是二十征一，是真正的二十征一，没有任何的苛捐杂税。因此折成贯钱，实际不到三十万贯。余下三百五十多万贯则完全是商税。但彼岸有多少百姓，你们同样也知道了。”
在他们心中，彼岸是两百多万百姓，也就是均摊下来，一人得摊派到一贯半的商税。
如果按照这个比例均摊到宋朝头上，最少得有一亿七八千万贯的商税了。
而去年全国财政收入加上新得的两路，不过一亿九千几百万，当然，与前几年相比，这说明了这几年国家也渐渐开始宽征薄敛，否则加上两路数量会超过两亿以上。但这个一亿九千多万，是束、石、匹、贯、斤、两、件，实际折成贯钱，不过一亿四千余万贯。
至于商税所得，包括王巨带动新增加的商税，也才一千万贯。
这样相比较就吓人了。
但没有完，王巨继续说道：“并且诸海商们为了繁荣彼岸经济，才开始时对彼岸各个行业实行了免税一到三年的政策，现在彼岸内部的各个行业，有八成以上还没有正式征税。因此未来三年时间内，彼岸的商税可能翻上一番。”
蔡确关心地问：“税率几何？”
“他们搬抄我朝税率的，并无二样。区别之处，则是真正的齐商税。所以若不是彼岸土著人的威胁，还有一些水土不服，可以说彼岸的百姓，与我朝普通百姓相比，他们是生活在天堂里。”
这就是彼岸的一个最重要的作用。
与宋朝相比，整个地球上的国家都只能算是蛮夷，不开化的国度。
因此无论怎么去做，都没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对照。
但现在就有了。
这就是最好的反驳。
不过这次反驳，只是暂时的压制，就连京城各市坊，都开始有些风言风语。
韩韫感慨地说：“这就是舆论啊。”
“不仅是舆论，还是大家的认知。”
所以王巨在横渠配合张载修著完善了关学。
这个认知真的很重要，就象古代对商殃的评价，褒的一面很少很少，多是贬的一面。为何，司马迁是也。
太祖看了十七遍资治通鉴，于是多次无尝援助友邦。
有人说我也看过了，但你有那能力耐心才情深入地看进去了吗？恐怕连那大段的臣光曰都不会去看吧。
看了那么多遍，又看进去了，那么会多少受它的影响，包括司马光对权谋、历代兴亡的认知。
程氏儒学影响了朱熹，朱熹儒学影响了明清，因此产生了多大的变化？
同样，这种认知也影响着舆论。
不过知道了王巨计划，韩韫也没有担心。
继续着……
但这件事非是发生在京城，而是在密州。
王巨一直担心着汉人留恋家园故土，也不能说不对，但也不完全对。如后来的打工潮，如果京城户口放开，相信一半人会选择迁离家园，去帝都生活。
之所以古代百姓不愿意迁徙，原因很简单，大多生活在封闭的环境里，因此不了解异地他乡的情况，那么对异地就会产生畏惧。所以唐初多次迁徙百姓到宽乡，百姓却不愿意配合。
然而武则天迁都洛阳后，许多关中百姓自发地去中原了，于是洛阳一带人烟迅速稠密起来。
现在也一样，随着邮驿司的设立，书信得以往来，甚至许多人还汇钱帛给故乡的亲人亲戚，张行观又刻意安排了许多百姓，亲自回来现身说法。
再加上赤贫百姓真的多啊。
连饭都吃不饱了，彼岸又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所在，还会留恋家园吗？
再加上官府不再阻拦了，又是夏麦还未熟，闹春荒的时季，因此大量百姓开始涌向几大港口。
但与前两次不同，第一次大规模迁徙乃是前所未有的旱灾，第二次是官府主持，这次无灾又无官府主持，因此一些欠下高利贷的百姓，也偷偷模模地连夜逃向几个港口。
于是事儿来了，百姓投奔你们，我们没权利反对，这是朝廷准许的。然而这些百姓还欠我们高利贷呢，得偿还给我们吧。
一些大户派来仆役，找人抓人。
开始时，几个管事没有干涉。然而这一抓，避免不了发生许多凄惨的事，甚至当场捆绑起来，打得死去活来。
这些管事现在生活变好了，可以前同样多是贫困人家出身，看不下去了，便悄悄对临时安置的百姓传话，你们那一个欠了主家的高利贷，立即上船，当然，在船上活动空间有限，甚至都不敢上甲板，而船又不会马上返航，这意味着得受好几个月的罪，可总比抓回去强吧。
这些百姓便上了船，一些主户要上船抓人。
在岸上我们没有权利过问，但凭什么你们登我们的船搜捕抓人。而且那一艘船上没有武装护卫？
南方还好一点，特别是密州港，而且这里属于北方，宋朝的核心区域，于是这些人家便找到密州知州周浔。
周浔是旧党一方的，但他同样没有办法，万一这些海客不配合呢，那么这个强行派衙役上去抓人，不但可能会闹出事，甚至破坏朝廷的协议，走私又开始了，黄金也没有了，这个责任就大了。所以面对这群“大爷”，他也无辄。
就在他束手无策之时，得到了一个机会。
海客们藏人，有一些逃犯同样看到了机会，便对管事们，我们也欠了高利贷。那就上船吧。
这是窝藏罪犯了，周浔立即上书朝廷。
其实王巨同样再三强调过迁徙百姓的作用。
这个迁徙与后来天朝不同，多是贪官富人移民，他们走了无所谓，但他们将从国内搜刮来的大量资金也带走了，所以全国上下都感到痛恨。
然而现在这种迁徙，赤贫百姓几乎达到了九成以上。
所以王巨说它能多少缓解宋朝人口迅速增涨的压力，逼迫主户不得再虐待佃农，缓解社会的压力，穷了往往就会胡来了，十个山匪最少有七个是穷得活不下去的，因此也维护国家的治安了。而且为了感谢，海客们也主动不走私了，并且捐助了这么多金子，几乎相当于宋朝给辽夏两国岁币的两倍半。
这是一举四得之举措。
但在这个当口上，周浔的上书，又再度引起了哗然大波。
王巨无辄，只好在常朝会上刻意说了这件事，是有可能收留了一些逃犯，但这个数量不会多，况且涉及到的范围又能有多少逃犯？全部逃到船上，也不会超过一两百人吧。
不过他也表态，会写信给各个海客的管事，让他们自我在船上搜查一下。并且也好甄别，想来欠下高利贷的百姓，能有什么样的好日子，多半是面黄饥瘦的样子。但那些逃亡，有许多是穷凶极恶之辈，大多数因为吃得好，油光满面。
并且普通百姓多是带着一家老小逃过来的，逃犯可能会有数名团伙，然而不会有一家老小。
这两条，就基本上将逃犯甄别出来了，再交给官府。
“但那些百姓呢？”孙固道。
“孙固，何谓高利贷，你当真不清楚，给他们一条活路吧。都是大宋的百姓，都是陛下的臣民！”王巨不耐烦地说。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但欠的是什么债哦！
古怪的是孙固这次就没有再说话了，然而不久市坊里就传出一条谣言，说是海客公开收留欠债百姓，就是王巨唆使的。
但事到了这份上了，王巨也置之不理。
然而一波又兴起……
程昉之死，一是年龄已高了，但兴修了那么多水利，不仅要操劳，还要操脑，特别是处理因为水利所侵占的耕地。二是御史们弹劾，文彦博的恫吓。
两相结合，心情郁闷，终于病死。
但程昉也有亲人的，全部在开封城中。
人死了，就没有必要再鞭尸了，朝廷虽没有弄什么追赠，但赵顼念老程有苦劳之功，因此给予其从子（侄子）一些补偿。
不过中使口旨传到了，补偿却一直没有看到。
正好王巨在宫中替老程略略打了抱不平，不知怎么就传了出来，老程的侄子心里就想，原来俺的伯父与这个新宰相关系还是不错的。
于是敲了闻登鼓，状告死去的李师中，说是李师中受文彦博所唆使，然后克扣了朝廷发放的抚恤。
李师中、文彦博、吕公著……等等，这些人都是旧党大佬，关系向来一直很不错。
掌管登鼓院的官员一听就吓着了，是真还是假哉？
而且陈世孺杀妻案影响还没有完全平息呢。
这一牵，不仅牵出死掉的李师中，与旧派大佬文彦博，说不定又牵出吕公著。
于是立即禀报给赵顼。
赵顼有两个选择，一个认真的调查，第二个以污蔑官员罪论处。但这两个选择都不是好选择，前面的牵连太大，而且文彦博不管怎么说，影响力还在的，并且新党大臣说不定又会借此生事，新的争议又要发生了。后面的就有点对不起老程了，最少程昉的从子来告状，恐怕朝廷的抚恤确实没有发放下去。
王巨得知后，便说了一句，无论文彦博或者是李师中，都不会做出这种没出息的事。多半是开封府当时某个负责的胥吏以为许多士大夫不满程昉，所以程家人可欺，便将这笔抚恤贪污下去了。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就象王巨才回来时，李老汉的儿子牺牲了，抚恤同样被克扣了。最后牵连了许多胥吏，差一点将依政县所有胥吏一窝端了。
王巨的那个便宜父亲同样是如此。
因此王巨建议将这个胥吏找出来严惩一下，然后朝廷补放一些抚恤，将此事由大化小，由小化了，也就算了。
做为文彦博的政敌，王巨能说出这番话，还是很容易的。
然而做为他的政敌却不是这样去想，反而认为程家人闹事，就是王巨暗中唆使的，用此来污蔑文彦博与死掉的李师中名声，甚至醉翁之意不在酒，说不定就是将对付文彦博，以及吕公著。
其实这是王巨对赵顼的最后一个考验。
无论大臣们怎么说，你自己儿得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