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是很不好的。
赵顼也不可能只听王巨一个人的,那怕王巨真的料事如神。
于是他又召见了另一个重臣,张方平。
这个人轨迹与王巨很相似,在宋仁宗时,因不附韩琦与范仲淹,又不附吕夷简晏殊,于是尽管颇有才干,却一直不得重用。
到了赵顼即位之时,同样还是如此,与司马光文彦博等人不合,又反对王安石变法,因此继续呆在地方上飘。
所以这样的大臣,有可能反而更可信些。
而且算起来,张方平也算是成名已久的重臣了,更不要说在倒韩时,张方平起的作用。
赵顼便问:“祖宗有什么好的御敌之策?”
张方平说道:“祖宗不勤远略,如夏州李彝兴,灵武冯晖,河西折御卿,都是许以世袭,因此边境无事。董遵诲扞环州,郭进守西山,李汉超保关南,皆十余年,优其禄赐,宽其文法,因此以十万五军而获百万之用。所以终太祖之世,边鄙不耸,天下安乐。”
这话儿说得也不错,可关健现在许不许武将统领边境重州镇政经军三大权利?
再说赵顼有赵匡胤的军事才能吗,没有,如何坐控中庭指挥?
而且赵匡胤当真不想图谋燕云吗,不是不图,但饭得一口口吃,荆湖,巴蜀,南汉,南唐,吃完了就要吃河东了。如果赵匡胤未死,吃下河东,不用兵燕云?
那么何来的先北后南,先南后北的争议?
但还没有下面的话雷人,张方平又说道:“及太宗平并州,于是想取燕蓟,这才有了契丹之患,曹彬、刘廷让、傅潜等数十战,各亡士卒十余万。又内徙李彝兴冯晖等族,于是有了李继迁之变。真宗之初,赵德明纳款,及澶渊之克,遂与契丹盟,至今人不识兵革,可谓盛德大业。祖宗之事,大略如此,亦可以鉴矣。近岁边臣建开拓之议,皆行险徼幸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试之一掷,事成则身蒙其利,不成则陛下任其患,不可听也。”
如果没有王巨,赵顼也许能听进一部分。
然而现在他听不下去了。
曹彬、刘廷让、傅潜,是指岐沟关之战,君子馆之战,宋辽瀛州之战。
这三战确实是败了,不但这三战,高梁河之战败得也很惨,但那一战是宋太宗亲征,张方平就没有提,这也有含味的。
说就是了,赵顼还不会小气到这一步。
人是变的,都在变,张方平也变了。
然而除了这几场战役惨败,宋军就没有胜利的战役?且不说后世许多人都知道的杨令公雁门关之战,还有满城之战,土蹬寨之战,唐河之战,徐河之战,子汊河之战,雄州之战,莫州之战,威虏军骑兵大会战,这些战役宋军都是胜利的一方,特别是满城之战,唐河之战与徐河之战,满城之战几乎击毙了一半来犯的辽军,后面两战,连辽国战神耶律休哥都被打得狼狈鼠窜。
何来的数十战,各亡士卒十余万?
岐沟关死去的军民是有十几万,但其中有不少是民夫,而非是军卒,况且君子馆与瀛州两战虽然宋军败了,然而那有十万伤亡,难不成将辽军杀害的平民百姓也算上?
其实最可靠的说法还是王巨那个说法,宋辽两国军队相比较,辽军略占上风,但如果宋军不攻入辽国,只是防御战,那么利用地利人和之势,反过来又可以占据上风。
张方平这个说法,是极度的歪曲史实。
而且李德明这件事,王巨也解释了,宋真宗当时做法是不对的,最少得支持六谷部,虽然李德明没有侵犯宋朝,然而因为宋朝的默许与不作为,让西夏得到了河西走廊,由是势力壮大,最终成了宋朝的危害。
所以这次对话让赵顼十分失望。
偏偏这时王巨的“师兄”吕大忠也犯邪了,他在河东说,国家不能退让,正是因为庆历时退让过一回,现在辽国又来勒索,若是让辽国形成惯例,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朝廷不听从,就将我这个官职罢掉,这种卖国的事俺做不来。
但事情闹到这份上,一步不让,辽国是不会甘休的。
然而众说纷云,赵顼也不知道怎么办,于是又想到了王安石。
因此吕惠卿也变了。
前余姚县主薄徐州李逢因为官做得不好,被免掉差职,闲赋在家,于是说了几句牢骚话。正好被沂州百姓朱唐听到,他向朝廷告发朱逢有逆谋之举。
赵顼便让周辅下去审查此案,周辅先是将朱逢抓起来,接着搜查其宅,没有想到得到了宗室子弟赵世居与朱逢来往的书信。
赵世居的父亲是赵从贽,赵从贽的父亲是赵唯能,赵唯能的父亲是赵德芳。
不过自从宋真宗后,几代人君都在“反思”赵匡义的做法,因此对赵德芳这一脉并不薄,如赵世居便封了一个右羽林大将军之职。虽是职官,但每年会拿不少薪酬的。
涉及到宗室子弟,周辅不敢再往下查了,于是上报朝廷。赵顼看到后产生了担心,毕竟变法,也让一部分宗室子弟很反对的。因此将周辅迁为开封府推官,继续主查此案。
周辅继续查下去,其实也无反状,不过无论赵世居,或是朱逢确实说了一些牢骚话。
然后将查案经过,上书给朝廷。就看朝廷怎么处理了。
当然这件案子先经过中书,吕惠卿便翻看此案,无意中看到一个四川的道士,叫李士宁的。
他立即来了精神,劝说赵顼继续严查此案。
可以轻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可以重判,毕竟沾到宗室子弟就说不清了,看看西晋之败,还有宋齐梁陈这几个朝代诸王的争斗,赵顼想了想,也就同意了。
于是朝廷又重派御史中丞邓绾,知谏院范百禄与御史里行徐禧杂治此案。
范百禄父亲就是范镇,可想他有多恨王安石了,于是在吕惠卿诱导下,成了吕惠卿的枪杆子。还是那句话,愚人者,只能被智人所驭。
迅速矛头对准了李士宁。
这个李士宁据说“自言学道,多诡数,善为巧发奇中。目不识书,而能口占作诗,颇有才思,而词理迂诞,有类谶语,专以妖妄惑人。周游四方及京师,公卿贵人多重之”。
其实就是一个招摇撞骗的神棍,与王大师一个性质。王大师在九百多年后的现代社会都成功了,甚至让若大的一个国家都没办法对付,在这个时代,如果做得好,那就会更成功。
李士宁更成功了。
不但出入权臣府邸,连宗室子弟都多有人与他交游,正好宋仁宗赐了赵曙生母仙游县君一首诗《挽歌》,有传后之意,李士宁不知从那个渠道得到,看到赵世居母亲身体健康,便将这首诗剽窃过来,择了中间四句,将首尾四句稍做改变,送给了赵世居,密言赵世居当受天命赐之。据传赵世居听后很欢喜,赂遗甚厚。
可能说了一些大逆的话吧,但不会教导赵世居去谋反,有那个能力与实力么?
不过到了范百禄这里,便开始了添油加醋。
在他罗织下,迅速替赵世居立了几条大罪,赵世居“纳匪人,论兵挟谶,访天文变异,伺国家休咎”,并收藏“有《攻守图术》一部,得于内臣张宗礼”。
但对于文字狱,宋朝很宽松的,因此明文规订“谶书之禁,虽坐流三千里,然非因事罥罣,无由发觉,所以法令徒设,人不知畏,士庶之家亦或收藏传说,不以为怪。”
因此只能说李士宁玩得太过火了,顶多坐流三千里之刑。
不过还有,李士宁赠赵世居金钑龙刀,曰:“非公不可当此。”并赠赵世居母康氏诗云“耿、邓忠勋后,门连坤日荣”,世居等人“解释其诗,以为至宝之祥”。
耿邓是说东汉邓禹与耿弇,都是大臣,虽然不对,但也不能算是谋反吧。
不过还有,大理评事王巩“见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言‘世居似太祖’,反劝令焚毁文书”
知瀛州刘瑾“与世居往还书比滕甫更多,有‘不容居内’之语”。
司天监学生秦彪赠“《星辰行度图》与世居”。
好了,惊天大案酿成!
朝廷立即判决,赵世居赐死,李逢、徐革、医官刘育凌迟处死,试将作监主簿张靖、武举进士郝士宣腰斩,秦彪、李士宁杖脊并编管湖南,其他牵涉此案的官员滕甫、王巩、刘瑾等皆贬官落职。
然而徐禧一直不服,因为这些都是些似是非是的“谋反”,不能串,况且宋朝本来言者无罪,有些大臣嘴巴特大,什么话儿都敢说。若是以后继续这样串,不但牵连的这些人,恐怕朝堂一半大臣都要悲催。
但他一个人说话不管用,最后判决下来,赵李等人立即处死,都没有等秋后,徐禧还在家琢磨呢,为什么这案子弄得那么大。
要知道这是在宋朝,不是在明清。
忽然他想到了一个人,也醒悟过来,立即找到赵顼说,皇上对你说一件事,这案子弄得这么大,有点儿不对,是有些人有了心思。为何呢,因为这李士宁有一些才思,因此也让王安石赏识了,并且王安石还让他呆在自己府上半年之久。
一旦李士宁定论为谋反大罪,王安石同样逃不了……
第623章自保
“明公,这是送给你的信。”一个驿卒小心地将一封厚信递给王巨。
这便是邮驿改革带来的便利。
章惇也未贪功,王安石虽未说,不过章惇却说出来了,主意是王巨想的。
确实,它的出现产生了许多积极的意义,尽管王安石的敛财,多少使它蒙上了一层阴影。
阴影就是邮寄财物的收费。
也不能说是物,主要就是财,银子、铜钱与绢帛。这个不是真寄走的,单件邮寄在这时候成本肯定无比的高昂,它的性质还是与唐朝的飞钱一样,宋朝在邮驿未改革之前,也有类似的做法,那便是在甲地汇款,乙地取钱,钱非是真从甲地寄过来的,而是乙地从各地周转过来,然后收取一些手续费。
比如现在从泉州寄一百匹绢,十两银子,五十贯铜钱到洪州,铜钱是基本货币,它不会变,但银绢各地都会产生一些差价,特别是绢差价更大,质量好坏,本地产出数量,绢帛的种类,那么做一个估价,然后交到泉州相管州库,由官府根据情况,或从外地调拨,或由转运司调向各处外地。
邮卒再将书信与单据送到洪州收信人手中,收信人再从洪州邮驿里将等价的银绢铜钱取出来,不过在洪州又要根据情况重新估价。
其实这个过程本身就产生了一些误差。
然而经过王安石的谋划,手续费却高得惊人。
近者是两成收费,最远的收费能达到六成!也就是寄十两银子,官府要收取其中的六两!实际多数官府支出与收入基本都是平衡的,只有少数支出或者收入出现一丝严重逆差,那才需要周转,但非是米草,而是钱帛,实际成本不足一成!
反正王巨是不能急了。
如果不是这么做,它也是对各地官员的一种锤炼,为以后的银行打下了基础。但这么做了,就不要指望锤炼的什么了。
而且这种高昂的手续费,对他下面的计划同样产生了妨害。
当然,好处还是有的。
比如现在普通书信,不管是官员,或者兵卒,或者普通百姓,只要交足了邮费,皆与异地亲人互相书信往来,而非是专门让自家家仆骑马互相联系了。
王巨便打开信。
信是韩韫写来的。
烧酒作坊上交给朝廷了,王巨便让韩韫主持蔗糖作坊销售的一部分事宜,负责向西夏与吐蕃这两块的销售。这是赚“外国人”的钱,朝廷也没有太在意。
以便让韩韫继续主持那个蓄谋已久的计划。
因此韩韫如今多在长安与京城这两地活动。
王巨临离开京城时,让韩韫留心着京城的一些消息。真不行,就去找赵念奴吧,反正赵念奴后面一大串宗室子弟,都是蔗糖作坊的契股,不用避嫌。
信上说了很多事。
赵世居谋反案将赵顼惊醒,吕惠卿不可信任。
于是赵顼迅速又起用了王安石。
当然王安石不可能将此案闹大了,力主宋禧之意,李士宁决杖,配永州;范百禄坐报上不实,贬监宿州税,这案子结束了。
总之,吕惠卿这次做得太急,反而弄巧成拙。
不过现在不是对付吕惠卿的时候,王安石便重派沈括主持与辽国的谈判。
说老实话,沈括这个人人品还不如吕惠卿,首先说苏东坡。几年前苏东坡在杭州任通判,沈括去东南检查两浙路的农田水利。赵顼便对沈括说,苏轼通判杭州,卿善待之。两人在杭州相遇,把酒言欢,也确实不错。不过这些书信让沈括一直保留下来,后来便成了乌台诗案的证据。永乐城之败后,沈括闲赋润州,又象没事人一般,对苏东坡迎谒甚恭。大苏也无辄了,只能哭笑不得。
还有对王安石的态度,王安石在位时,他就是夸新法得到王安石重用的,包括这次出使,王安石立即推荐了沈括。然而王安石一下台,立即向吴允反映新法的种种弊端。
赵顼很少骂重臣小人的,但就说了吕惠卿与沈括是小人。
然而为什么王巨对沈括很看重,一是此人确实有学问,这个学问不仅是书写《梦溪笔谈》,包括农田水利上,因为他的学问,也颇有建树。而且此人赋有心机,他一生命运转折点不是两面派,相反的两面派让他如鱼得水,步步高升。败就败在了永乐城,那一战太惨了。
科学上需要沈括推广,政治上也需要这样有心机的人做战友……当然,王巨写信给沈括时,还是很注意的,不然弄不好就成了第二个大苏。
大科学家下去,非同凡响的,他先是去河东盘查,不仅是黄嵬山一路,辽国人所争的一共有四处,一是黄嵬山,向南挖了三十多里。二是蔚州秦王台、古长城地段,向南争了七里。三是武州瓦窑坞地段,向南争了十里以上。四是长连城地段,也向南争了一部分,绵延到了黄嵬山。然后将原来宋朝疆域地图,与现在辽国所争的疆界线绘制成图,递给赵顼。
辽国人争是没有道理的,这幅地图就是证据。
然后与辽使六次谈判,辽国只好舍去黄嵬山,而请天池。
其实王巨在京城也说过这件事,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让步,然而黄嵬山这一段不能让。
但王安石忽然又用韩缜代替了沈括谈判。
并且王安石在地图上以黄嵬山画了一道线,对韩缜说了一句:“将欲取之,必姑与之。”
当然得到了黄嵬山,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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