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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晏世轮搞的动静有点儿大，受到前年“澎湖海战”和葡萄牙红夷霸占澳门的影响，近年来朝廷对于欧洲人已经有了警惕，前几番斩倭寇、败红夷，已经引起了朝堂的注意，所以一经楚党人士在朝堂上运作，没出两个月，立即下达了“觐见”晏世轮的圣旨。现在的熹宗皇帝已经是病入膏肓，没几天活头了，但是阉党势力如日中天，虽与齐楚浙和东林诸党人士闹得不可开交，现楚党内举荐晏世轮为官（虽然只是正四品金乡卫指挥使指挥佥事），仍然受到他们的高度重视。因为一向以文人辈出的楚党，竟然有了强力的武官外援，虽然现在举荐为文官，但是其义弟仍在大员（台湾）有着一定影响。所以在各方的关注和妥协下，微妙的平衡出现了——即让晏世轮“觐见”，然后各方对其有个印象，看看是否能够拉拢？
这个官员觐见和各方的制衡制度，让晏世轮想到，这是不是民阿主的苗头？想当年明初的时候，中旨特简选官，尤其是选大官，在明朝受到的阻力一直比较大，明英宗想给徐世英一个“九卿堂上官坐”，结果被科道官骂得要死，丢下句“再有来人说，打光牙齿”，给徐世英随便授了个中书舍人。类似的例子还有明宪宗，想把部推改成特简，结果刘璧好好地讽刺了他一顿。其实有明一代，文官和宦官一直在为自己分担更多皇权而斗争，双方互有胜负。而明代的文官制度在中国古代确实非常发达。这多好啊？皇帝都没有了“一言堂”的权威，不能不说类似“民阿主雏形”
但中国古代的所谓“民阿主雏形”，更像是制度层面上的，它的顺利执行依靠的是明君的存在，如果赶上武宗和熹宗这样的皇帝，什么制度全成了扯蛋，这种状况应该说一直持续到了今天。但明代“士气”相对高涨，读书进取的士人敢于当面谏争、批逆鳞的相对多，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抗拒干扰，以利制度的顺利执行而且在太宗之后，宗藩对中央和地方政治的干预能力弱。但到了清代，一是大兴文网，使士人“做诗都为稻梁谋”了，不关心也不敢参与政治议论和实践，皇权走到了集权的顶点。虽说“清谈误国”，但连谈都不谈了，就更没有出路了。曾经有人说，如果没有清军入关，中国可能更早进入民阿主时代，但历史是不能假设的。退一万步讲，就算清军没有入关，李闯真成了势，也未必不是新集权主义实践的开始。但是是否能够借鉴西方的经验呢？因为一旦将来扩大金乡军的影响和地盘，这将会是不得不面对的。
晏世轮从觐见制度这一点上来看，中国和西方是两个素无关系、互无影响的历史发展体系，硬要去这样比较，有点牵强。就像90年代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的大争论一样没有意义。他不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存在西方式“代议民阿主”的因素，将来的金乡军，定会管理地域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政府体系越来越庞大，政事越来越复杂……这些都要求分权，
清朝时的“惟以一人治天下”的理想不错，但正因为清世宗（雍正）非要实践这一理想，所以他在相对比较清心寡欲的情况下58岁就死了。以一人治天下的最好体现应该是朱元璋，而且相比雍正，老朱可完全说不上清心寡欲（七十岁还能生女儿），雍正五十八岁而死只能说是本身健康的问题（其实五十八岁在皇帝里面并不短命，明朝除开太祖太宗以外其他没一个皇帝比他命长）。
收起各种胡思乱想，晏世轮再次整理好着装和仪表，把圣旨珍重的收好。对着陈仁锡道，“明卿公，学生曾听思成吾兄言，明卿公文采斐然，而且关注边事，昔日‘宁前一线扼咽喉，壮士提刀孰与俦？山海当关蹲虎豹，肝肠如雪彻箜篌。精严壁垒云麾壮，吐纳天河楼橹稠。结发从征七十战，何愁李广不封侯？’可是道出了吾辈文人的拳拳之心，时常令学生热血沸腾啊”，千穿万穿，马匹不穿。这个陈仁锡应该也是有几分本事的，与史可法相同，也是眼神坚定、温润有光。
第三十四章 进京（三）
陈仁锡是见过大世面的，饶是如此，在换乘四轮马车后，还是震惊异常。整洁而又笔直的道路，道旁浓密的树林，街边林立的店铺，无一不显示着这个自认为“不毛之地”的丰腴。这是只有京师附近才有的气象，这与自己的想象完全不同，但是，这表面繁华的背后，是什么支撑着呢？苍南地处浙江最南端，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交通不便，水利不兴，这小小的金乡千户所，的确让人刮目相看。陈仁锡是楚党自党魁吴亮嗣、黄彦士以下，少有的几位身居高职的文官，见识自是不必寻常。从金乡所外三十里，到目前的千户所衙门。这三十里路行过来，让陈仁锡是感慨颇多。
这两年来，金乡所的变化不仅是人口单纯的增长。而是工商并举的城市向贸易远占优势的商业城市的转化。金乡的这种商业职能体现在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两个方面。大明国内贸易体系呈现着强烈的向心性。不管金乡军占据了台湾北部、琉球和浙南，金乡所依然是整个金乡军体系的核心，是全金乡军商业贸易网络的总枢纽点。金乡所也是晏世轮对外进出口贸易和国际转运贸易的主要中心。而金乡所的手工业也在这一时期大有发展，门类众多、技术先进。
即使是同一时期的欧洲的金都、巴黎等大城市，此时也望尘莫及，并且还逐渐形成了面向全大明市场的高级消费品与奢侈品生产，以及需要资金技术密集的手工业品出产，为出口服务的最后加工工业和为再出口服务的加工业生产等新特点。
金乡所这种经济结构和经济职能变化的过程，也是今后金乡迅速膨胀的过程，是与金乡军治下市场体系形成过程同步的，可以说今后东南沿海，甚至是整个大明的经济体系，是以金乡所为核心的经济体系。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卫所，但是其对大明经济的影响，远远不可估量，甚至高过了南方的杭州和南京。
金乡所目前商人们的买卖不再限制在具体的某一个行业公会内，金乡所的“凤晨商业工会”组织成立以后，某一公会的从业人员可以同时经营另一个公会的行业，比如一个罐头商可以兼营羊毛业，这也成为了金乡经济发展的惯例。在晏世轮、宁凤晨的鼓励下，在1626年底，金乡所出现了“十二大商会”，他们几乎控制了“金乡所”中心商业区。这些商业公会中居于首位的是布料商，杂货商，绸缎商，罐头商，百货用品商，化妆品商，铁器商和泡盛酒业商公会。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些原来属于工匠组织的商业公会，并包括了一些富裕集团——烟叶匠、船匠、皮革商，盐商。到了后来，成衣匠和衬衫业商会重组，成立了“服装商会”，后来又形成了了“呢绒工人公会”，至此，1627年中旬后，这两大商业公会完成了他们的最后组织形式，而且“十二大商会”的出现和发展，是金乡所商业经济被商人资本所控制，并向资本注意关系性质转变的体现。这里面虽然道道很多，但是晏世轮并没有强加干预，他的打算是，一切要形成以大明商人，大明百姓自发的制度或是资本性质，这样顺其自然的将现有财富分配制度过渡，不管是什么主义，适应大明的才好。
这也是为什么从苍南官道，越来越往金乡靠近，而商业越繁荣的原因。众人包括陈仁锡在内，只是被表象所迷惑，并没有分析到其内中的深刻道理和意义，也难怪，此时的大明，除了穿越者以外，谁还能注意到一个城市的资本市场发展呢？
现在金乡所所有民众的欢乐，是不言而喻的。一位历史学家这样描绘明朝的生活画卷：“当时，欧洲国王的生活水准仅仅相当于洛阳的一位马夫。”而在后世的五百年后，人们这样描述金都（金乡所）——这是一个让人迷醉的地方，只凭你想见到什么来决定往哪儿走，前方真是充满诱惑冯从吾与史可法在金乡争论不休，同时代的狄德罗、博马舍正在中国云游，困难在于，我们要寻觅的不仅仅是某个充满魅力的时刻，因为地点无法脱离时间。我们在寻找一个转折点，一个正经历转变的处所，其影响至今伴随着我们。于是，我们来到了17世纪30年代的金都，当时这里刚刚经历“光荣蜕变”，那个年代的金都充满故事和生机。那些耄耋老人或许与冯从吾握过手，或许经历过多次大战。等到他们的孙辈死时，大明已成为全球帝国。在他们的周围，一个全新的世界正在形成。在基隆咖啡馆，你可以看到股市正在诞生；保险业正应运而生，新的金乡银行正为国家金融奠定基础。你可以走到金融街，买一份没有任何审查的报纸，或停下脚步走进一个庙祈祷。上一辈人还不可能有这样的遭遇。17世纪30年的金都已呈现一派休闲气象。游乐花园比比皆是，移民带来的台湾餐风靡一时。咖啡馆里通通满座，气氛也很好。时尚也已经来临，人民大街开满了奢侈品店，而它们的商店橱窗与店里的商品都算得上是新奇玩意。最重要的是，步行横跨全城的话，花的时间要比上一代人多得多，因为金都正逐渐成为第一座超级大都市。“如果一个人厌倦了金都，他一定是厌倦了生活。”80年后，欧洲士人萨缪尔？约翰逊如是说。此刻恰好可以得见他眼中璀璨都市的成形过程。但没有人欢呼。人们说，还会发生另一场政变，新奇的股市将会崩溃。这都是生机的一部分。在金都发生的那些事，如宽容、议会、消费、科学突破、经济变革，在350年后的今天，仍使无数人受益。在咖啡馆，他们谈论计算概率的新数学。跟可能性的一种新接触，认识到未来不会像过去一样。而正是这些原因吸引我们回到17世纪30年代金都，尽管那时有假货、庸医和煤烟的臭味。现代世界开始萌动，我想要回到那时、那里。这首后世无数人歌颂的”咏叹调“，充分说明了金乡的富足和先进。
与大明现在各地粮食不足向左，金乡所民众皆得饱食。此时大明的各地主之家只顾攫取暴利，哄抬物价，并趁粮食奇缺之际把又湿又碎的劣米高价抛售。地主家庭闭籴待价，是为获取最高价钱。“价脱不高，廪终不发。”他们大致采用三种做法。一是唯高价是求，若外地价高而本地价低，便设法卖到外地，本地农民即使饥不可耐、饿殍遍野亦不管不问。此时在江西看到：由于干旱欠收，“承积年饥馑，无终岁仓箱之积。富商巨室，乐于兴贩，利于高价。多方禁遏，人免艰食。忽闻其将有远行，乡落米价为之顿增”。遇到灾荒，有些地方官员往往禁增米价、封锁粮食外运渠道。富商巨室力图运至外地价高之处。即使外运不成，消息传开后，本地粮价也会被他们哄抬上去。大灾之年，多是如此。可能是嫌本地米价偏低，“遂一粒不贷，唯深其扃鐍，以待客贩”。并且还贿赂官员，“纵容仓干搬贩出界”一般说来，城市居民货币储藏量要大大高于乡村农民，城市粮价也因此要明显高于乡村。所以，即使荒年饥岁，有些财迷心窍的地主也不顾农民死活和官府封锁，一心要把粮食贩卖出去。其二，进行高利借贷和赊粜，牟取厚息。地主“多是春间将米谷等先放下户，秋冬随例收息”遇灾荒年份，地主又把高息借贷改行高息赊卖。以臣僚言：临安府诸县及浙西州军旧来冬春之间，民户缺食，多诣富家借贷。每借一斗，限至秋成交还，加数升，或至一倍。自近年岁歉艰食，富有之家放米人立约，每米一斗，为钱五百。细民但救目前，不惜倍称之息。及至秋成，一斗不过百二三十，则率用米四斗方粜得钱五百以偿去年斗米之债。农民终岁勤动，止望有秋。旧逋宿欠，索者盈门，岂不重困？”从中可知，很多贫穷的农民因无钱籴粮，不得不接受地主非常苛刻的条件赊籴粮食。大明朝廷的约束令，只是针对“今年”而言，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干涉。当然，明代地主中也有富而布仁、荒年赈粜、救济贫乏者。可惜这种人太少了。大明时期，其他的商品交换领域和商人的投机活动也不罕见，但粮食买卖领域和粮商的投机活动则是最为典型、最为严重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乃至整个古代商业和商人的一些真实状况。当人们慨叹人心不古时，究竟对古代人的真实行为和道德水准又有多少了解？而在金乡所，不会看到如此的事情发生。因为，大家根本就不缺粮。
金乡所此时火幺药、铳的研制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铸铁技术的发明是促使黑火药兵器发展的最重大最突出的技术进步。在整个中世纪时代一直延用着陈旧的冶炼技术。新技术的出现，例如用水力锤粉碎矿石，利用水力进行锻处理，以及用水力驱动更大的风箱等，使得熔炼物有可能达到很高的温度，使铁液化并吸进碳，这样铁溶液就可以从炉底通过粘土封口流出来，进入预先准备奸的砂和粘土制成的模子。从十四世纪开始，莱茵河沿岸的高炉就能生产出各种形状的铸铁。由于铁比较便宜，因此铸铁产品的市场迅速扩大。十五世纪中叶，发明了用铅将银从含银的铜中分离出来的方法，这样，铜和青铜的铸造技术也得到了发展。发展轻型手枪是跟比较大的枪同时发明生产并得到发展的，因为，如果枪的尺寸较小，那末枪管的锻造和铸造也就比较容易。而金乡所现在已经不满足于铸铁的铳炮，而是将目光投向了不锈钢枪管的制造与应用，这也是为什么金乡所的火器犀利的真正原因。
同时，金乡所继续建立水力机械，并对水力机械进行深入研究。在金乡所的生产和经济活动中，水力机械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