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作出相应处理外，必要时还要根据“上问一级”的原则，追究有关领导的领导责任。
大概是看到毫无表情，蒙合阳补充说，市委市政府推出效能建设“五条禁令”已经有好几个年头了，每年市两办都组织几次专项检查，但总的来说，除了推出“五条禁令”的当年严厉处理过一些人，包括党纪政纪处分，后面几年在处理上是相对温和的，如果情节一般，原则上是不必上纲上线的。
在其他人看来，蒙合阳似乎在给对逢好时、梁光的处理定调子，虽然他是监察室主任，这方面可以提出建议，但在各位党组成员看来，如果不是章玉兰的事先授意，他蒙合阳未必有这个胆子。
事实上，蒙合阳确实表达出了章玉兰的想法，虽然她没有明确授意蒙合阳给两人从轻发落定调子，但是蒙合阳从前段时间就该事件与章玉兰的数次沟通过程中，不可能不理解章玉兰的立场，那就是不要开了“先例”，也就是，限于在纪律处分之外进行处理。
当时章玉兰向蒙合阳了解“五条禁令”推出后，市财税系统干部职工“犯禁”及处理的全面情况。听了蒙合阳的介绍后，才知道纪律处分过的就一个人，开发区办税服务科的科长薛高密。薛高密据称因为对纳税人态度冷淡、傲慢而被投诉。那段时间薛高密跑儿子入学的事到处碰壁，心情烦得很。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十一章 党组会议（8）
嘉州市区小学、初中原则上就近入学，但既然是原则上，就说明有例外。就象嘉州市区市、区两级教育局管理职能的划分一样，原则上市教育局负责管理市区高中阶段学校，联系在嘉高校，区教育局负责管理各自辖区内的小学、初中阶段学校，但市教育局又直接管理着几个重点初中学校，并与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共同管理机关一幼、二幼、三幼。
当时的市教育局局长刘茂盛为了创出一些政绩，大力推行教育产业化，同时也是为了插足市区小学教育，一上任就鼓动市政府创办了嘉州市育英小学，由市教育局直管。不仅校园硬件设施一流，而且在全市范围内搜罗一流小学教师，小教职称至少在高级以上的才可能调入，教师福利待遇是全市小学里最高的。
育英小学打破辖区界限，在全市范围内招生，择校费市区户口4万元，县（市）户口6万元，尽管如此，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们还是趋之若骛。
说实在话，在房价高企的嘉州市区，人基本上分两类，要么就是近些年炒房赚了大钱的，数百万乃至上千万元闲散资金正发愁无处投资，要么就是看不准行情，不敢涉足房市，住着的房子是多大算多大，坐失赚钱良机，乃至家里有人喜结良缘或添丁，迫切需要改善住房条件或分出一部分人口时，才仰天长叹房价早已爬上天去，只好买新房子，或者先卖了旧房子再买新房子，屁股上就得拖上银行几十几百万的债务，搞得生活质量一落千丈，成天长吁短叹。
最搞笑的是嘉州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沙华池教授，在嘉州市区平均房价涨到9000余元、即将突破万元大关时，根据嘉州市区房屋租售比不成比例的统计，他计算得出的结论是，嘉州市区住宅租售比为40：1，远远超出了15：1至20：1的国际警戒线，由此断定未来一两年内嘉州市区房价将大跌。
紧张之余，沙华池就把嘉州大学分配给他的经济适用房、他手头唯一的一套160余平方米的房子出售掉（当时嘉州市政府还没有出台经济适用房出售，增值收益部分由政府征收60％的政策），过起了租房子居住的日子，打算等房价跌下来，抄底买个200余平方米的房子，以改善居住条件，如果还有余钱，顺便把儿子的房子也一并买过来。
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就在他以每平方米9600元的价格把房子出售的第二年，嘉州市区房价仍然普涨，原来他房子所在小区的房屋成交均价就达到了每平方米12000元，但面对家里人的责怪，沙华池还是坚持这只是嘉州市区房价临终前的回光返照而已，昙花一现嘛。
但是第三、第四年，嘉州市区房价仍然一路高歌，沙华池那套房子估计已经涨到了1500016000元每平方米，沙华池这才象泄了气的皮球。恼怒之余，沙华池向嘉州大学校务委员会申请辞去经济学院院长职务，提前退居二线，过起了在出租房里蜗居的生活，平日不再抛头露面，嘉州人也不知他现在在搞些什么。
第十一章 党组会议（9）
民间流传，沙华池蜗居出租房里钻心研究嘉州市区房价问题，企图找到症结所在。反正按照沙华池教授的租售比理论，他以出售房子的钱租房过日子，足可以应付余生。
嘉州人就是这样，因为连续近二十年的房价疯涨（根据沙华池教授后来潜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嘉州市区房价基本走势是“进五退一”），要么很有钱，要么负债累累，那么让子女入读育英小学，六年下来几万块钱的择校费实在不足挂齿，很有钱的人自然不在话下，已经负债累累的人也不在乎变换一个个位数的数字。
但是绝大多数嘉州人碰到了同一个问题，就是有钱读不了育英小学。择校费不叫择校费，开出的财政收据上叫捐资助学费，捐资助学的家长还可以得到一本由市教育局和市慈善总会联合颁发的荣誉证书。
不过，家长们还是习惯上称择校费，其实他们根本不管什么费，钱交得出去才是最要紧的，有些有钱无势的家长走投无路，表示只要让他们的孩子入读育英小学，愿意交10万、20万的择校费。但是这也不行，有本事你们叫领导打招呼啊，说不定还能给你减免一些。
尽管一开始刘茂盛从教育产业化的角度出发，尽可能地扩大招生规模，育英小学搞了城东城西两个校区，一年级新生招生规模合计在800人左右，每个校区各10个班，每班40人，但仍然远远满足不了嘉州人民对于教育事业的需求。
与择校费明码标价不同，招生途径是采用不同方式方法的。育英小学每年六月底或七月初开始招录新生工作，主要采用面试方式，给每个孩子和家长公平的机会，其实问的也就是一加一等于几之类的问题，主要看孩子们的反应能力和应变能力，一紧张就完了，在这个层面是很公平的，但是情况往往又并非完全如此，薛高密就碰上了奇怪事。
酒香不怕巷子深，育英小学招录新生工作具体时间安排，唯一公开方式就是提前两三天在市教育局网站上刊登一下，头几年使好多人中了招，错过了报名时间。
后来，大家就知道奥秘了，不会上网的人为了子女入学的事，那段时间也要天天盯着市教育局的网站看，点击量太大，市教育局的服务器容量又不够，那几天网站白天就很难登陆得上去，害得一些人只好等到深夜。
有些人则由于网站上不去，以为在学校门口会张贴招生公告之类的东西，但跑到学校，无不失望而归，但是失望而归的人也没办法告诉其他人，不要白跑了，所以后面的人还是要接连失望。一些有门路的人，与教育局或育英小学里有人认识的，则只需要打一个电话。
根据育英小学的说法，招生的主要途径就是面试，童叟无欺，确实很多孩子是通过面试得以就读育英小学的，但薛高密的儿子在面试时出了一点问题。 。 。。 想看书来
第十一章 党组会议（10）
育英小学安排了三天进行面试，薛高密因为知道儿子怕生的弱点，就是在家里和在熟悉的人面前放得开，但在陌生人面前有怯场的习惯，特意在第三天上午带儿子过来面试，因为他认为头两天人多，第三天人相对会比较少，这样有利于孩子的临场发挥，育英小学总不会面试了两天，看人差不多了，第三天不搞了吧，那绝对是诚信社会不能容忍的。
事实与薛高密预料的一样，第三天育英小学还在面试，而且来的家长和孩子都不是很多，薛高密不免窃喜，暗叫天助我也。城东校区的校园里甚至显得一丝冷清，又让薛高密心头隐约有些不安，但是他不能表露出来，一再交代即将进入面试考场的儿子：不要紧张，知道什么说什么，不知道就说不知道，老师主要不是看你知道多少东西，是看你紧张不紧张。
儿子看上去还算比较镇静，向薛高密保证：老爸我知道了，知道什么回答什么，决不胡思乱想。但实际上薛高密的儿子一进考场，就把这句话给忘记了。
老师问他：小朋友，一加一等于几啊？
这个高深莫测的问题当场把读了三年幼儿园、100以内的数字加减演练过无数次、26个英文字母倒背如流的孩子搞蒙了，憋了一分钟，最后想起了一本脑筋急转弯的书上看到的一个故事，于是回答说：老师，一加一等于三。
老师很奇怪，问：小朋友，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三啊。
薛高密的儿子得意地回答：爸爸是一，妈妈是一，他们结婚生下我，就是三了。
后来老师还问了什么，薛高密的儿子又是怎么回答的，已经不重要了。根据市教育局网站上的公告，经过面试没有被育英小学录取的孩子，不再通知家长，如果录取了，会在规定的时间内通知家长。
薛高密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接到通知，又不死心，跑到育英小学一问，问也白问，他的儿子没有被录取。
但是接下来多方打听得来的内幕消息，把薛高密气坏了。按照育英小学一贯的说法，就是大部分招生名额是留给面试生的，另外的名额（即无须面试的“特招”名额）给谁，育英小学从来没公开澄清过，还是后来刘茂盛在一次接听市长热线时，被一位听众问到这个问题了，才说明是留给市政府引进的高级别人才、市级以上劳动模仿、人民满意公务员、在嘉州市投资和纳税额达到一定标准的内外客商、对嘉州市教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有关人士等等，因为是电台直播，很多人听到了刘茂盛的声音，又口口相传，就几乎全嘉州人都知道了。
但是嘉州人并不相信刘茂盛的鬼话，因为根据他们的所见所闻，特招名额主要是留给市四套班子领导的，这也是刘茂盛非得创建育英小学的强大动力所在。
市四套班子领导年纪都比较大了，如果不是新娶了女人或者婚外生子，那么他们的孩子早就该大学毕业了，所以实际上还是留给市领导介绍或推荐的人。
第十一章 党组会议（11）
嘉州人平时习惯把走后门拉关系叫做“挈篮”或“提篮子”，所以说，刘茂盛提的是市领导的篮子，至于市领导愿意帮助谁提篮子，则就要看谁的本领大不大了，天生上了谱的最好，上不了谱的，则只好上卡什么的。
同样是在那次接听市长热线的时候，还有一位听众问到了，特招名额到底占了每年总招生规模的多少比例，刘茂盛支吾而言其他，说每年情况不同，会有所微调。
那位听众不死心，又问，到底是面试名额多还是特招名额多。刘茂盛就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当然是面试名额多，育英小学每年都把大部分的名额留给了面试生，而且特招生也是交同等数额的捐资助学费。
薛高密打听得来的内幕消息是：育英小学当年原本是招收700名面试生，留了300名特招生名额（特招生名额的分配是在面试生招录结束以后，也就是在暑假里），在面试进行到第二天下午的时候，接到了市教育局的紧急秘密通知，面试生与特招生的比例临时从7：3调整为6：4，也就是说，减少了100名面试生名额。
育英小学校务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决定，第三天的面试照常进行，但是除了极突出的个别孩子外，不再招录面试生（当然这个对外要保密），并对第一、二天初步拟招录的面试生名单进行了调整。
薛高密还打听到：第一、二天的面试结束后，都是当天就进行两个校区成绩汇总，根据历年经验，第三天来面试的孩子比较少，因此一开始就决定第一、二天各招录成绩排名前300名的孩子，第三天只预留了100个名额，那么这第三天的面试还有什么实质意义呢。
那些没办法请市领导为他们提篮子的人，只好走正常程序，就是参加面试，虽然表面上面试程序很严格，如无记名抽签分配考场，孩子们不准自报姓名等，但是操作的空间仍然很大。
市教育局的公务员和育英小学的老师们这么多人，他们在社会上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请他们提篮子的人挺多，市教育局的公务员有篮子要提的，会给育英小学的领导打招呼，育英小学的老师要提篮子的，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熟悉面试流程，同事之间相互关照，彼此彼此，谁都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更别提学校领导或教育局领导亲自打过招呼的了。
这些多少都有些背景的孩子早在第一、二天都已经进入拟录用名单了，再把他们调整出来，简直比登天还难。
在这样的情况下，薛高密是有冤无处伸，“扳手力”（嘉州土话，大意是比一比谁的后台厉害，谁的能耐大）又扳不过人家，无法把孩子挤入特招生名额，正憋闷着呢。如果说他对纳税人态度冷淡、傲慢，倒是真的，只是他自己恐怕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投诉薛高密的是市人大代表、市政风行风特邀监督员、大地房开公司董事长红草莓女士，一开始并不是她本人去办税厅办事，是单位里的会计去，会计去申请重新印制具名发票，因为房开三年前预售的一个楼盘刚刚交付使用，买房人都等着以房开数次开具出来的临时收据换成正式不动产发票，急着办产权证，而房开的具名不动产发票已经用光了。
第十一章 党组会议（12）
会计回来抱怨说，不是搞“五条禁令”了嘛，怎么还是不死不活的，我们单位急着用发票，跟他们办税厅求情，希望能够特事特办，还被人家科长训了一顿，说什么每个企业都要求特事特办，他们还怎么工作。
第二天，红草莓就让公司办公室给她准备好针孔摄影头，别在上衣领口，看上去就象现在人们常用的手机耳塞一样。在会计的带领和指点下，红草莓先去办税厅受理文书窗口，询问大地房开公司印制具名发票的申请文书送上去了没有，窗口工作人员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