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了与商务部搞股份制企业的说法。这所谓的股份制其实就是外交部和商务部之间在高丽发言权的合作与斗争。既然外交部不可能干掉商务部，那索性就和商务部合作，在合作中进行斗争，在斗争中推进合作。
可是隶属商务部的高丽铁路与电报公司的年轻人却搞出了新意，他们提出了资本输出的想法。资本输出这个名词听着很大，实际上挺简单，就是在高丽投资搞工业，通过不断扩大的工业企业逐步控制高丽。工业国存在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是与经济繁荣对应的。农业国连经济危机的资格都没有，因为农业国天天都在闹危机。
水旱灾害与横征暴敛是单纯的农业国最常见的问题，这还不是最惨的。当农业国开始兴起商业主义的时候，一个更大的悲剧就降临了。当封建地主们还承担起他们该承担的社会义务的时候，他们好歹纳粮。封建地主们靠大量贸易开始更快赚钱的时候，封建地主们为了自身利益开始拒绝承担纳粮的义务。一般的封建义务分为交钱与纳粮，选择了交钱的封建义务之后，地主们潜在的向国内市场提供粮食的义务就被无情抛弃。参与粮食出口之后，地主们并不缺钱。国家看着并没有损失什么，实际上国家失去了重要的支柱。
现在的高丽正在孕育着一场巨大的危机，商务部的代表侯仁杰对高丽人民的忍耐程度颇为佩服，高丽的现状若是出现在中国，那早就是遍地烽火。一个高丽铁路工人的薪水不到中国的五分之一，若不是薪水如此之低，高丽铁路与电报公司怎么可能在高丽王庭拖欠工资的时候承担起高丽铁路工人的薪水呢。高丽铁路与电报公司每年的利润足够养活这帮工人。对那些向海外出售粮食的地主们来说，铁路与电报正是他们出售粮食的好帮手。仅仅有这些大客户，高丽铁路与电报公司就不会赔钱。
对于中国的资本来说，高丽这么低廉的劳动力与相对丰富的地下矿藏是极为有利可图的事情。国内也曾经考虑过把高丽当作倾销地的想法，但是一算账就发现单纯的商品输出其实未必划算。在当地投资的利润并不小，而且带动当地工业发展后带来的经济发展又是利益。最重要的是，高丽太穷，没什么购买力。中国随便动动手那就是竭泽而渔的局面，与其闹到高丽人揭竿而起反抗中国的地步，还不如放水养鱼，好歹能让中国长期获利。
这个报告里面王士珍有不少的贡献，袁慰亭在里头也给与了不少补充。现在报告得到了中央的认同，虽然不知道未来能否真的如大家所愿，至少商务部与外交部在高丽的这帮人需要靠自己去推动整个计划的发展。
王士珍起身对侯仁杰说道：“我就去办事了。”
第22章 向外走（十）
“袁书记，这些资料已经筛选过一遍，那些出身不好的高丽人有特别名单。那些有与外面的盗匪内外勾结的可疑份子也有一个很大的名单。我觉得这需要通过一定时间的观察来把他们筛出来。”王士珍把几份厚厚的卷宗放在袁慰亭面前的时候，把区分卷宗的理由向袁慰亭一一讲述。
袁慰亭稍显有点走神，听到“出身不好”四个字，他总是会受到点触动。袁家的出身就不好，还不是一般的不好，而是非常不好。袁慰亭的叔祖袁甲三是进士出身，与太平军打过仗，与光复军打过仗，与捻军更是打得很激烈。民朝建立之后袁家自然属于“政治贱民”行列，那是断然没有出头机会的。
袁家土地被分，只能老老实实的在留给他们家的地上耕种。袁慰亭进入干校进修的时候才知道有“政治贱民”的规定，亲眼看了规定条款，袁慰亭才明白他家的转机来的多么幸运。就在中国攻入阿拉斯加的时候，有干部到袁家访问，询问袁家是否愿意为国效力。
对于阿拉斯加的艰苦，干部一点都没有隐瞒。袁家只有他叔父带着袁慰亭一起北上。袁慰亭还记得两人北上的时候船上的干部反复讲的那些冬季要领。例如冬天不能不戴手套去摸铁器。袁慰亭到了阿拉斯加的时候还小，小孩子火力旺，他用手抓了一下铁棍，手就被冻在铁棍上。他叔父边骂边用温水浇铁棍，才好不容易让袁世凯脱离铁棍的时候只掉了一层皮。
在阿拉斯加那样的艰苦环境中是没什么好人坏人之分的，不跟着军队，不好好干活，冰天雪地里头就是死路一条。同样，在那样的环境中砺练出来的人也并不一般。袁慰亭十五岁开始在阿拉斯加省当兵，在那种半年无法出去行动的环境里面，他和其他有志向的年轻人一起努力读书学习。十八岁以优异的高中学历考试成绩和优异的服役记录退役之后，他终于得以回到亚洲工作。此时他叔父因病去世，尸骨就埋在阿拉斯加的陵园里面。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他叔父因为肾衰竭，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多才去世。绝不是因为生病遭到了抛弃而死。
回到亚洲，袁世凯有时候因为太累睡不着，就会在屋外看着夜晚的天空。可他回想起来的还是北美的风光。那极光飘渺的夜空，白天那碧蓝的天空，那仿佛镜子一样的湖泊倒影着天空与森林，远远看去完全分不出哪里是天，哪里是湖。而背着武器的部队从湖边经过，野鸭，水鸟，甚至还有雪白的天鹅都会从湖边被惊起。
童年时家乡的景色在他记忆中已经非常淡薄了。少年时代跟着部队从阿拉斯加走到了马更些河，沿河南下走到了大奴湖，和当地英国据点进行残酷的战斗。袁慰亭也觉得那些回忆居然也开始变得模糊了。他能清晰记得的，是他和几个血气方刚的战友听说天鹅肉好吃，试图偷偷去打几只吃。可是看着那优雅美丽的天鹅从容不迫带着它们灰色笨拙如同毛球一样的宝宝在湖里游泳，一群人怎么都扣不下扳机。于是大家就躺在湖边松软的草丛上，看着天鹅一家，拉着家常，吃着水果罐头。他有的时候真的怀疑自己有没有在那美的犹如仙境，又残酷堪比地狱的北美打过仗。
听到王士珍提及“出身不好”，袁慰亭想起的是自己看到政治贱民条例时的震惊。看到了政治贱民规定之后，袁慰亭才明白过来，一定是有人给了袁家机会。不然的话，袁家就世世代代在河南当农民吧。虽然不知道是谁下的命令，袁慰亭依旧心存感激。
所以袁慰亭心中一软，忍不住想提出是否给这些人一点机会。但是转瞬之间袁慰亭就放弃了这种想法。战争中中国军队曾经给过当地的俄国人与英国人机会，可这种宽容换来的往往是欺骗与背叛。想到这里，袁慰亭又收回了心思。他这才注意到，在他稍微有些走神的时候，王士珍正在用锐利的目光看着自己。
袁慰亭说道：“王科长，既然上头已经同意了咱们的想法，接下来可就得由咱们把戏唱好喽。”
王士珍还是用他习惯的从容不迫语气说道：“陛下其实早就有准备。袁书记，你难道就没发现陛下一直不让咱们掺乎到粮食买卖里面去么？”
袁慰亭微微一笑，“这个我早就注意到了。陛下烛照万里，当下高丽王庭对我们中华只是心生忌惮，而高丽民间对我们则是羡慕憧憬。对买走高丽粮食的日本可是恨的很呢。”
王士珍点点头，“没错。我们开办的《平壤商报》可是一直很有策略的讲述着高丽各种商业动向。我前几日前去问过《平壤商报》的主编，商报主编说是外交部指示他们这么做的。既然高丽人现在过的很惨，那咱们就得想办法尽可能把中国洗干净才好。”
买走高丽粮食的是日本人，导致高丽人饿肚子也是日本人，这是中国方面希望能够达成的效果。从事实上虽然的确如此，可若是宣传不利，敌人有充分的机会颠倒黑白，反咬一口。高丽百姓的生活如此糟糕，他们急需找到的是一个“罪魁祸首”，至于这个罪魁祸首是不是真正的元凶大恶，这可真不一定。以民朝这种说实话，讲真道理的国家，二十年的宣传教育下来，人民对事情的看法还经常荒诞不经。在封建制度下的高丽百姓们知道自己在受苦受难，可指望他们能够理解苦难的原因，这要求实在是太高太高。
袁慰亭与王士珍都能认识到中央其实在高丽已经有布局，不过中央的精力根本没放在高丽上。他们两人都认识到，只要能够在中央之前的布局上更推动一步，不仅高丽局面会焕然一新，他们两人的前程同样会天翻地覆。
铁路工人武装建立速度非常快，在经济萧条的当下，高丽铁路与电报公司几年来从不拖欠工资的行为让这家公司积攒起了相当的声望。招收一些高丽铁路员工的家属非常容易，新员工知道到公司来的工作类似看家护院的家丁，他们反倒是高兴起来。看家护院的家丁们收入可是不低。
到了三月，铁路公安就扩充到了三千人左右。他们被分配到了各个车站负责看守货场、货仓，还要随车进行守护。一两个月时间里面就抓获了七八百名的盗匪。这些人并没有被送官，而是由铁路公安移交铁路检察院，铁路检察院起诉，铁路法院审判。审判结果基本都是送去铁路归属的矿山劳动改造。
黄海道有铁矿山，想在高丽搞资本输出，最好的投资当然就是钢铁行业。中国两千多万吨的钢铁产量根满足不了中国日益增长的需求，哪里有那么多钢材帮高丽搞国家建设呢。在袁慰亭与王士珍拼命工作的时候，李鸿章也没闲着，他与高丽宦官和儒林的机构——内侍府和奎章阁之间大肆联络交游。密切关注这两个机构对铁路与电报公司行动的反应。
内侍府倒是没什么反应，儒林的奎章阁对此反应不小。李鸿章开会的时候，讲述了他接触的那些儒林人士的态度。等李鸿章说完之后，袁慰亭皱着眉头问道：“李局长，你是说这些人在意的不是我们开始在高丽行使司法权，而是认为我们这些行动不够狠辣，不符合儒家的理念？”
袁慰亭好歹还有点家传，王士珍则根本不懂儒家那套到底是怎么一码事。所以王士珍的问题更直白，“李局长，高丽那边真的不在乎我们这么干么？”
李鸿章解释道：“在乎当然是在乎的，不过这儒生考虑问题的方式和我们大大不同。我一句话，韦泽陛下的命令在高丽一样有用，他们就不敢从权力上和我争辩。你们这几个月来反复去找高丽各个衙门，要求他们解决盗匪问题。他们也自治自己根本没有着手解决，理亏的心思也是有的。”
这个回答倒是够清楚，只是清楚的是事实，王士珍还是没办法想象高丽人到底有什么意见。李鸿章没有玩封建时代那种让下属猜的把戏，他给袁慰亭与王士珍上了一节有关封建制度的小课。
民朝的法律体系决定了司法体系本身不受行政干涉，就算是韦泽本人也在法律之下。韦泽是依法获得了绝对权力，理论上只要人大能够通过收回韦泽权力的决议，那韦泽什么都不是了。但是在高丽根本不存在这种理念，高丽王廷凌驾于高丽的一切之上。
中国毕竟大一统这么久，而且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家祖龙秦始皇建立的制度中法律地位极为重要。“法”是秦朝最重要的制度支柱。而之后儒家起到的就是反革命的作用，他们为了让儒家得到尊崇的地位，就把“理”置于法之前。法律要讲逻辑，讲现实，这都不是儒家的长项。口沫横飞的瞎BB，这是那帮儒生们很容易办到的事情。
所以基于唯物历史观的民朝警察与司法系统再好，高丽上层也不可能接受。高丽王庭不能接受的原因是铁路与电报公司建立的制度不受高丽王庭控制。儒生们不能接受，则是这个制度的可控性太强。路数太明确，没有给他们留下瞎BB的空间。
讲到这里的时候，袁慰亭与王士珍还能明白。李鸿章倒也有点欣慰，这两个年轻人毕竟不俗，领悟能力没有问题。于是李鸿章就继续深入的讲了下去。
即便是退而求其次，警察与司法系统为高丽王庭所用。高丽王庭还是不能接受一个依照高丽法律自行其是的警察与司法系统。只要执法系统的存在以及行动基础不是法律，那执法系统与高丽现有的体制就别无二致。
对儒生们而言，一旦司法机构的基础不是法律，他们就转而攻击这个体系的效率了。历史上这种新建制度的事情层出不穷，出现这种变革的原点自然是现行制度解决不了当时的问题，发生这种变革的推动力则是某一部分权力者为了扩大自己权力而展开的人事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斗争。至于这种变革的结果么，在社会制度没能出现根本性改变的时候，绝大多数变革都是一场导致巨大浪费的政治斗争。
成功的变革无一例外的是把旧统治者给打倒，失败的变革都是旧统治者反攻倒算，把试图变革集团干掉。最糟糕的局面则是变革集团与旧统治集团相持不下，最后让另外的势力凭空摘了果子。
讲完了这些，李鸿章也有点精疲力竭的感觉。哪怕是理顺政治斗争史中的一小部分，也需要消耗相当的体力与精力。
看着袁慰亭与王士珍，李鸿章问道：“你们可否明白这些？”
袁慰亭眼睛发亮，他认真地答道：“革命是生产力变革带来的结果。”
王士珍答道：“这山望着那山高，一定会导致悲剧。”
李鸿章只觉得无话可说，这两人的结论倒也都是建立在李鸿章阐述的内容之上。但是这两个人所说的与高丽的现状相距甚远。现在可以确定的是，这两名年轻人根本不在乎高丽王庭与高丽儒林怎么想。
不过李鸿章毕竟是李鸿章，他并不认为这两人如此考虑有啥问题。高丽的局面越来越糟，高丽铁路与电报公司的财物账目走的是中国在高丽开设的平壤银行与汉城银行。即便高丽王庭拖欠工资，他们也没办法从中国手里搂钱。
可武卫营和壮御营这两支高丽旧式军队已经17个月没有开饷了。四月又是青黄不接的季节，粮价暴涨，高丽向日本的粮食出口再次进入高峰期。如果此时发生兵变，无论是高丽王庭还是儒林，在造反的军队面前什么都不算。在那个时候，袁慰亭与王士珍精心准备的那支高丽人为主的武装力量就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李鸿章愿意等着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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