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 第313部分

如果这条路走不通，那么就换一条路好了。

在兴修水利、改革驿政、重定户等这一系列措施推行后，被财政紧张逼得喘不过气来的石越，终于不得不想方设法节流。而被搁置的马政改革也在这个时候再一次进入石越的视野。

石越推出的措施，完全是因为没钱而逼出来的。

但是他推行马政改革的时机，也算是恰到好处，至少比起几年前要更加合适。

“马政的事情若说起来实则很简单。学士上的劄子，其实是想让朝廷放下牧马监这个大包袱。故此请朝廷恩准，将陕西一路所有牧马监，全部转为民营马场，牧马监官吏，一体裁汰。

民间富商豪绅，竞拍买下牧马监，每年只要能保证以市价供给军队规定数量之战马，则朝廷可免其税务，否则可加以惩罚。战时朝廷要租用驮马，亦只按价租马便是。

如此亦算是官民两便。但凡陕西、河东、河北之牧马监，固然不如西夏、契丹，然亦是水草丰盛之处，果真用心经营，善配马种，再不如意，亦会比今时要好。只要能保证供马，花费同样的钱，能买到更多更好的马，于朝廷亦是好事。陕西实行之后，若行之有效，将来还可推广至全国。每岁朝廷由此节省下的国帑，至少亦有十余万贯。“陈良娓娓而谈，条理甚是清晰，”然出人意料者，是此事在朝廷竟久不能决，异议者甚众。学生将所有异议归纳起来，其要者不过四条：一是以为商人重利轻义，不可信任，马政是军国之重，不可寄之于商人，持此议者甚众。这一桩事，还得多谢桑长卿，《汴京新闻》联合《海事商报》连续数月，刊发了上百篇文章，驳斥此类成见。两报援引古今事迹，力证商人因为重利，反重信用，有时更为官府所不及，且军器监改革，民营之军资较之官府作坊，物美而价廉，更是现成的例证。最后吕吉甫与王禹玉（王珪）建议仿汉代盐铁会议之例，在白水潭召开会议，两派公开辩论，甚至连皇上都御驾亲临。最后朝官被辩得哑口无言，桑长卿与诸学院的士子们大出风头，此事才算暂告一段落……

陈良所说之“白水潭会议”，是宋朝建国百年来的一大盛事。石越自是早已知道，但此时听陈良说起，亦不禁脸露微笑，心中依然在遗憾自己没有机会亲临会场。自从汉昭帝盐铁会议、汉宣帝石渠阁会议、汉章帝白虎观会议以后，中国历史上已经太久没有过这样的事情了——皇帝亲临、朝野官员学者共聚一堂，互相辩论政策、学术上的异同，以求达成一致，辩论之时没有人能以权势身份压人，只求以理服人，辩论之后将所有言论结集出版，公布天下，传于后世。

对于这样的场景，石越以往读史书之时，常常心向往之，不料当生活中果真发生这样的事情之时，自己却失之交臂，只能靠读着白水潭会议后出版的《义利集》来想象当时热烈的情形。

陈良歇了一口气，又继续说道：“其余三条则执论者皆不多。一是以为将所有牧马监官吏一体裁汰，过于不近人情；一是以为牧马监不止供应战马，亦担负平时牧养战马之责，一旦转为民营，此事必须解决；一是以为马政之不振，是由地理位置使然，纵然转为民营，亦不见得会更好，只恐反而坏事，且为政务在简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些异论，皆不足道。枢府已颁明军令，马军须牧养战马，以精练马技。且朝廷亦可将一些战马寄养于马场，付预费用，计其支出，总要好过如今之牧马监。故此，皇上终于下定决心，准了学士的《再论马政劄子》，其意也是想看看陕西一路施行之效果如何。毕竟全国牧马监，陕西一路只占少数。但是，朝廷却又加了一个尾巴，只许陕西籍人经营陕西路之马场……”

石越微微叹了口气，侧过头去，却见李丁文微微睁开眼睛，二人四目相交，心照不宣的交换了一下眼神。朝廷加这个尾巴，内里涵义是十分丰富的。一个马政，不知道牵扯上了多少官员，虽然白水潭会议辩论失败，让皇帝下定了决心，而那些既得利益者迫于舆论，亦不得不退步，但是他们毕竟不肯轻易吐出这块肥肉的。在技术上设置一个小小的障碍，只许陕西籍人经营陕西路之马场，立马就将汴京、江南、蜀中那财大气粗的富商们挡在门外，从而除去了最强大的竞争对手。他们一定是自信在陕西路内，无人能竞争过自己的。而只要马场掌握在自己人手中，经营得好，利益是自己占了；经营不好，则是石越的马政改革失败。到时候推动重来，又可以吸吮国库的钱财。而在皇帝方面，肯定也不愿意见到江南的富商们到处伸手……

“还真是敢小看我石某人啊！”石越在心里冷冷的说道。“只要准了马政改革劄子，此事便操于我手，我还不信陕西这么大地方，还找不到几个合适的人来经营马场。”石越是绝不能容忍马政改革被破坏的——将牧马监转为大规模的马场，在石越而言，也不仅仅是改革马政这么简单，这还是他雄心勃勃的改善整个陕西生态环境计划中的一环。陕西的疲弊，除了当时现实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很大原因，便是千余年来的过度开发，耗尽了陕西的元气。在石越看来，将陕西由农耕生产方式，逐步转变为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是恢复陕西生态的关键。熙宁年间的陕西，相比起一千年后的陕西来说，还是大有可为的。将保护生态的关键地带，逐步转变为牧场，防止农业带来破坏，留给子孙后代的陕西，完全可以重现它“天府之国”的美誉（注：关中古时被称为“天府之国”）。若从这个角度来说，陈良现在所耗费心血而努力的，还不仅仅是百年之计，而是千年大计！

“学士事先已有钧令，凡涉嫌沙苑监案的家族，要尽量避免让他们竞拍下牧马监。”陈良无奈地苦笑道：“但将这些人排除之后，学生却发现，整个陕西路，竟找不出几家有资格又愿意来竞拍马场的人家了。陕西一路的风俗学士是明白的，清白持家的士大夫的确也有许多，但是大多不喜货殖，讲究的是诗书礼义传家。让他们力耕、垦田、淤河、兴修水利，他们不会后人，但是让他们从事货殖、经营马场，却是多半不屑为之。且平心而论，最适合经营马场的几家，反倒是与沙苑监案有牵涉的几个家族……”

石越听到这些话，虽然明知是事实，脸却不由自主似的沉了下去。

“子柔的意思是，我绕不开这些人？”石越冷冰冰地问道。

“学生是以为，至少，学士绕不开卫家。”陈良并没有因为石越不喜而有所畏缩，照样直言不讳。

“啪”地一声，石越一掌重重地拍在桌案上，桌上茶杯乱晃，茶水溅得到处都是。

陈良毫不退缩，一双眸子直视着石越。

李丁文微微睁开双眼，望着二人，半晌，方淡淡说道：“公子，小不忍则乱大谋。行大事者，岂能无容人之量？”

“是容人还是藏污纳垢？！”石越讥讽地说道，“卫家不过一土财主，凭什么便非得俯仰其鼻息？”

“为行大善，有时候必须忍小恶。”李丁文严肃地说道：“且公子所言差矣，卫家非土财主可比。且不论其家世背景，单是卫棠与《秦报》今日之影响，便是不可轻视者。汴京之人，能视桑家为土财主否？”李丁文说话全不客气。

石越转过头，久久注视着李丁文，心中实是恼怒异常。但即便是盛怒之时，他心中也有一丝清明，知道自己恼怒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李、陈二人，说的都是事实。这等事情，若是才来那几年倒也罢了，那时候夹着尾巴做人，尚且要战战兢兢，每晚睡觉之前总要“三省吾身”——不过省的是当天的言谈举止，有没有什么失漏，会不会授人以柄，生怕有半点不妥，自己生死荣辱事小，一腔抱负却只能付诸东流，因此若以当时之心情而论，倒是平常。但时至今日，他以朝廷重臣、宠臣的身份，负安抚一路之重，石越在陕西可以说过惯了一呼百诺的生活，但即便在声望日隆之时，如日中天之时，面对着极为厌恶的“恶势力”，也不能为所欲为，实在让人心中有如憋着一股闷气，左冲右突，却无处发泄。自己自以为巧思妙策，要将陕西这些地头龙戏耍一把，不料到头来，还是要寻求与他们合作……

“卫棠！卫棠！”石越恶狠狠的念着，他心中仿佛有个魔鬼探出头来，用充满诱惑力的语调说道：“你有这个权力除去挡在面前的石头。只要你挥挥手，权力、阴谋……没什么不能绕开的，没有什么要妥协的。应当是他们怕你，向你妥协，而不是相反……你应当向他们展示你的权力与手段！”

人一旦拥有支配他人的力量，就很难抑制住去使用它的冲动。

使用包括权力在内的暴力手段去压迫他人达成自己的目的，永远是最简单、最痛快的行为。

但是，没有什么事情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越是最简单、最痛快的手段，便越是要付出更为巨大的代价。

人类极容易沉浸于其中，而无法自拔。维持社会良好运转的规则也会被击得粉碎，接下来便是一步一步走向残酷与血腥的相互斗争，报复与反报复。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当司马光要将新党大肆贬斥偏远之地的时候，范纯仁就清醒的意识到，从此大宋的政治斗争将走向更加残酷的方向。而历史亦果然如他所料，恶性的循环一旦开始，就难以阻止，从此新旧党争愈演愈烈，宋朝也在这党争中丧失元气，最后走向亡国。到了那种时候，既便有程颐这样的人进行自我的反省与反思，但是却也无能去阻止历史的惯性。

除掉卫家只是举手之劳，大规模的铲除陕西所有不顺眼的士绅也不是难事。但是，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没有让人信服的证据，在既有的规则下去打击对手，而是依赖于权力与阴谋去打击敌人；敌人同样也会不惮于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自己。他石越可以对付卫家，别人难道就不敢对付唐家、桑家？

人人都知道旧的社会规则有许多的问题，特别是阻碍到自己时，更加会怒不可遏。但是在破坏了旧的规则之后，又会怎么样？

建设永远都要比破坏难上上百倍。

养成良好的社会传统需要上百年，甚至是数百年，但是破坏起来，却不过需要几十年，甚至是十几年。

“程颐说得对，嫉恶太甚，亦是一弊啊！”石越的理智还有说话的机会，“石越，你付出这么多努力，可不是想要个历史重演的结局！”

“这个‘长安君’，与卫洧、卫濮，毕竟有些不同。”陈良从容说道，“《秦报》这几年之间，鞭挞贪官污吏，直斥时政之非，在蜀中、关中、晋地都有相当的口碑。便在驿政改革、改革户等、兴修水利等事上亦立场鲜明，支持学士。且卫棠能重金礼聘陆佃为《秦报》总编，对陆佃信任有加。又派遣记者，前往延绥、环庆、熙河诸边塞之地采访，向国人介绍国朝边境及西夏、吐蕃之真实情况，使国人头一次了解真实之边疆，而不再是听信那些荒诞古怪之传说……仅此一事，三大报皆竞相转载，《秦报》与卫棠名扬天下，卫棠赢得‘长安君’之美誉，亦并非幸致……”

石越此时已平静下来不少，卫家不仅与沙苑监弊案纠缠不清，而且牵涉到与高遵裕等边将走私，至于其他贿赂官府，谋取暴利之事，更加数不胜数，这些事情石越心里十分清楚。但是所有这些事情，都没有切实的证据，而卫家的关系，牵扯到已故的太皇太后的母家曹家、当今皇书名太后高太后的母家高家、皇帝的亲弟弟，有“贤王”之名的昌王程颢、大宋数得着的几大官宦世家之一的韩家的韩绛，且卫棠声名鹊起后，更是交流满天下……这样的家族，的确也不是什么“土财主”，不是可以随便入罪的。

而另一方面，石越也清楚陈良说的都是事实。卫棠与他的《秦报》，在政治立场上，是开明的，对自己颇多声援——甚至卫棠本人也一惯是以石越的学生自居的。逢年过节，卫棠总要恭恭敬敬地派人送来礼物，或者亲自来府问安，只不过石越以方面大臣，不能私自结交地方豪贵为由，从来没有收过他的礼物，然而卫棠却亦是一直执礼不废。当然，石越也知道陈良口中的卫棠，只是卫棠的一面——在另一面，石越确信卫棠此人绝非所谓的“君子”。他站在传统的陕西士大夫之立场，大张旗鼓的非议石越重视商业的作法，却无视他们卫家却因为陕西商业的繁荣而受益良多的事实；他道貌岸然的批评陕西走私猖獗，但他们卫家却是陕西最大的走私家族；石越下令将官妓组织起来，每日在勾栏公演曲目，靠售卖门票获利，更是被《秦报》大加讥讽指摘，认为石越是在败坏风俗，是“儒教之罪人”，甚至因此还导致了御史的弹劾与一场报纸上的口水战；至于因为私妓业日渐繁荣而指责石越缺少作为的言论，更是《秦报》上最常见的——尽管卫家父子一样购买门票去勾栏看官妓们公演，一样无所忌讳地出入场所……

在某种程度上，石越承认卫棠是个聪明人。石越自己为报纸的言论自由立下的法令，被卫棠充分利用。对于石越，他一半高调赞扬，一半高声反对，从而让支持石越的人轻易不能抓住他的把柄，却也讨得了反对石越的人的欢心。《秦报》凡是批评石越之政策行为，都是从礼法道德的高度下手，以不动声色地替《秦报》最大的读者群——陕西路的士大夫们代言，博取他们的欢心。而在另一方面，卫家又心安理得地享受石越带来的好处，并且以一种“小骂大帮忙”的姿态，来避免过于激怒石越及他的追随者。

对于这样的一个卫棠与《秦报》，石越的确也有点无可奈何。在第一次见卫棠之时，石越绝对想象不到，那个年青人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可以迅速成长成一个几近完美的“政客”——他的确拥有适合他转变的家世，但是石越还是隐隐觉得在卫棠身上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但他既没办法了解，亦没有这个精力去关心这些事情。

“……况且，学生以为，陕西巨室实多以卫家为马首，学士抚陕，当以安抚之上；且若昌王见怪，总是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