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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下所言极是。”李来亨见朱永兴的目光扫过来，拱手答道：“力分则势弱，一盘散沙自然是无法与鞑虏抗衡的。”
朱永兴含笑点头，伸手挨个指点评价，“荆国公王光兴，当日郧阳一举，至今泪滴九原。既是与满清不共戴天，且识大义，将地方治权交与朝廷，将自家军队编入明军。”
“末将也是有私心，后见殿下真诚，方醒悟过来，还请殿下勿罪。”王光兴心中暗喜，却是态度恭谨。
“歧侯贺珍，于汉中反清，攻凤翔，后又联合各抗清队伍进攻西安，一时声势大盛。听说反清之因乃是满清陕西总督孟乔芳阴行解散之故，不知确不确实？”朱永兴笑着望向贺珍，“那现在呢，孤提出军制改革，组建讨朔军，你又是怎么想的？”
这样问，便是直言不讳了。贺珍原是明将，后投大顺军，之后又投清廷，可谓是三易其主，且现在的军制改革又与当时被逼反的情形差不多，朱永兴问出这话，贺珍不由得心中一凛。
“回殿下，末将竖旗反清一是孟乔芳猜忌，二来更是心向大明，恨满清之暴虐。”贺珍小心翼翼地说道：“至于军制改革，乃是朝廷统一事权之举。自古军政分离，也是常理。”
“有些言不由衷啊！”朱永兴笑着摆了摆手，制止了贺珍的辩解，又伸手指着党守素，说道：“兴平侯党守素，当年孔、尚、耿三逆兵进攻广东和湘桂时，汝曾随故列侯高必正率精锐兵马到行在朝见圣上，提出两项重要建议，其中一条是改变勋镇割据的局面，财政收入和官员任命都应该由朝廷统一安排，以便集中有限的财力、兵力救亡图存。孤没记错吧？”
“回殿下，确有此事。”党守素迟疑了一下，说道：“故列侯与末将见掌握兵权的大臣们一味拥兵据地自重，以邻为壑，没有全局打算。而当时形势危急，故有此建议。”
“时过境迁，汝现在如何想？”朱永兴轻轻一弹酒杯，发出一声轻微的脆响。说道：“当时的忠贞营屡受刁难，缺粮少饷，处境困难。现在呢，夔东虽穷困荒僻，却比当时情形强上甚多。”
“末将，末将仍持此议。未有改变。”党守素听出了朱永兴的话外之音，犹豫了一下，拱手作答。
朱永兴淡淡一笑，伸手逐一指点，将塔天宝、马翔云等人的经历和功绩说得清楚，自然是有删有增，尽量不触及他们的过错。
“临国公李来亨——”朱永兴最后把目光集中在李来亨身上，连连点头，赞赏之情溢于言表。
李来亨的一生主要光阴都是在与满清作斗争中度过。茅麓山更成为大陆反清武装的最后一次惨烈之战。后虽兵败身死，但誓不低头，杀身成仁的民族气节，足以映照日月！李来亨败没，中原再无寸土一民为明者，惟诸郑屯海外，从此华夏沦落三百年，惜哉！
“汝很好。孤敬汝一杯。”朱永兴沉吟了一下，举杯示意。然后一饮而尽。
“谢殿下。”李来亨看出朱永兴的赞赏，却并不知道具体的原因。
一杯酒下肚，朱永兴沉吟了半晌，缓缓开口说道：“孤出缅入滇之初，各部残军虽陆续集结，然军心混乱。兵将心怀疑虑。孤一步一步走过来，到了如今这般形势，所靠者何也？”
“是殿下英明神武，使兵将归心，绝地崛起。不可阻挡。”荆国公王光兴赶忙拱手恭维。
“嗯，孤倒是比别人聪明，比别人看得远些。”朱永兴笑着点了点头，面色又沉静下来，继续说道：“但这还不完全。孤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待人以诚，言出必诺，方才使人心服。疑虑啊，可不仅仅是面对鞑虏，胜负未知，还有这历史问题。都是明军，在孤的眼中本没有什么差别，只要还与满清作战，没有屈膝投降，没有伤民害民的武装，孤一视同仁，心中是感激和佩服。但因为出身不同，包括你们，这心里怕还是顾虑重重吧？”
朱永兴停顿了下来，李来亨张了张嘴，想辩解一下，可还是没有吭声，等着朱永兴继续说下去。
“身病好治，心病难医啊！”朱永兴慨叹了一声，继续说道：“孤心里怎么想，说出来也不令人信服，唯有以实际行动来证明。伤有养，死有恤，退役有安置，再有赏罚分明，公正无私，这才渐渐使西南明军归心。象晋王、赵王等，自身的荣华富贵是一方面，能令追随的部下有个好归宿，亦是他们的心愿。你们呢，是否也有此盼望？”
“殿下英明。”李来亨拱了拱手，说道：“追随我等的部下南征北战，跋山涉水不下千里，能让他们享安乐生活，确实是我等之愿。至于荣华富贵，末将等倒不敢有太大奢望。”
“末将等也同临国公一样。”众人纷纷附和。
“这话说得假了。”朱永兴笑着指了一圈，调侃道：“所占不过一县，亦不甘心交与朝廷，太小家子气啦！”
“殿下教训得是。”马翔云笑道：“殿下志在天下，我等眼皮子确是浅了。”
“追根究底，还是你们对孤王不了解。”朱永兴举起杯，转了一圈示意，轻抿了一小口，说道：“有些话呢不好说，但要不说明白了，这心结终是难解。‘不作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这是杨嗣昌说的吧？狗屁，这说的是人话吗，一个兵部尚书，朝廷重臣，历来以父母官自居，竟然要子民作安安饿殍？”
明末负责镇压张献忠的杨嗣昌所作的《西江月》，劈头便是“不作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这诗在明廷的士人中还颇受好评，觉得说的很对。农民没粮吃，便要在家安静地饿死，怎么能乱跑给政府添麻烦呢？还敢抗粮、抗税，甚至造反给朝廷添乱，实在是死有余辜。
其实就李自成本人的身世和作为而论，他当然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英雄”，但也不是天生的暴徒。与张角、方腊、白莲教、青莲教以及其后的太平天国相比，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其实是最少宗教色彩的。他的起义完全是因饥馑所逼。
陕北地处苦寒的黄土高原，土地贫瘠，降雨稀少，而明末的税收和“加派”是按亩征收，不考虑实际产出。这对地广人稀的陕北来说，就显得极不合理。而最令当地百姓不能忍受的是，陕北本来地处内陆，居民靠种地为生，基本没有什么工商业，但官府的各种“加派”只收银子。不要粮食，这就等于额外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再加上无休止的徭役和名目繁多的搜刮使得农民大量外逃，而官府为了“完粮”，规定一户逃则其余九户补足，九户逃则其余一户补足，于是，对不想坐着等死的农民来说，剩下的就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整村整村的逃亡。
崇祯二年。延安人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里，详细地记录了当时干旱无雨，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的惨状：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间有获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这个古代官吏摧人心肝的奏折今天读来仍然使人神摇。三百年前饥民的话直接、痛快，比后世一打学者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更接近真理。因为根据“血酬定律”。既然“饥死”和“为盗”所承担的“风险系数”是相同的，那么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当然应当选择“为盗”，因为“为盗”至少可以吃饱了去死。
这个有良知的官员在他的奏疏里继续写道：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翼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
马懋才用“最可悯者”、“更可异者”来备陈当时白骨纵横，相率食人的惨状，而这惨剧的发生地“安塞”，正是早期农民领袖高迎祥的祖居地。同时也能够看到，饥荒固然是由干旱引起的，但只要愿意救济，也不是全无办法。“相聚为盗”恰好说明有可盗之处，否则“相聚”有什么用？官府如能“损有余补不足”，本可以将天灾造成的损害降低到最低。但他们做什么呢？
……有司悚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如一户只有一二人，势必令此一二人赔一户之钱粮；一甲只有一二户，势必令此一二户而赔一甲之钱粮。等而上之，一里一县无不皆然。则现在之民只有抱恨而逃，漂流异地。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矣。
一有“**”便诿过于天，明廷不但不想法救济，反而加征三饷（辽饷、剿饷、练饷）不断，明征之外有“私派”，“私派”之外还有“火耗”，弄得民困财尽，千里榛莽。这时李自成的“三年免征”、“平买平卖”、开仓赈灾就大获中原人心。
因而，就本质而言，与其把农民军称作“农民革命军”、“义兵”或“贼”、“寇”、“匪”、“盗”，还不如直接把他们称作“饥民”更接近事实。“饥民”当然不是骄傲的资本，但也不是天生的耻辱；抢粮（农民军自己称“打粮”）肯定不是一种荣耀，但当各种通过诚实劳动糊口的途径被一一堵死之后，抢粮吃几乎就是一件无可非议的壮举，至少不比那些将别人碗里的饭夺走的人更无耻。
也就是说，饥民“造反”的目的不是效忠某个人或某种“主义”，而是效忠自己的肠胃。简单地讲，就是为了请客吃饭。
明末的农民起义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几乎所有的起义军首领都有过招安、投降的经历。桀骜如张献忠者竟然也在崇祯十一年正式受抚，接受了熊文灿给他的副将头衔。当一个叫林铭球的巡按御史来到谷城时，张按照官场礼仪，立即向他行跪拜礼。
史家在处理这一档史实时，或者假装不知道——实在绕不过去，就说这是一种“策略”；或者说这是“农民阶级的二重性”。实际上，这恰好说明这些起义的农民领袖，包括李自成在内，都不是真心造反，至少在起事之初，他们谁也没有想过要“取而代之”。
第二百五十八章坦诚相待
既是这样，当官军剿抚并用，答应给他们牛犁耕种，并让他们的妻小吃饱时，手下将士便人心离散，渴望过正常人的生活。
因此，明末的农民大起义可称之为革命，但不同于在一种新的制度、理念的引导下，通过有共同理想的队伍，来达到实现社会正义目的的良知革命，而是一场在饥饿、困顿、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被迫起来寻找出路的“肚皮革命”。
诚然，革命，尤其是“肚皮革命”，打断了社会的正常积累，浪费了既有的物质资源，破坏了既定的文化创造秩序。不说别的，单是革命要死人这一点就足以使我们认定，改良比革命好，这不需要讨论，需要讨论的是，李自成怎么“改”崇祯的“良”？是通过立法？选举？还是弹劾？罢免？
中国要想走出“以暴易暴”、“治乱循环”的怪圈，就必须抛弃几千年来“只换屁股，不换龙椅”的革命方式，必须寻求一种和平渐进的方式来切入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
而在抛弃传统思维模式，寻求外部资源的过程中，是否一定要将几百年前这些走投无路被迫铤而走险的祖先妖魔化？是否能在否定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的同时，能对他们在反抗压迫与暴政角逐的过程中所彰显的人格力量、生命意志给予适当的尊敬？
在朱永兴个人看来，在品评这些逝去的古人时，应该多一点理解。少一点苛责；多一点设身处地的悲悯，少一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高谈阔论。起码，如果他不幸生在那些饥民之中。也不会老老实实呆在家里饿死的。
再说崇祯，朱永兴同情是有，但并不认为是一个明君，甚至对他颇多鄙薄。什么“日理平台，勤于政事”，什么“减膳撤乐，厉行节约”。仿佛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明君，只是让李自成害了。
“日理平台”与明代的政治体制有关，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际上是“皇帝集权”。废除了千百年的宰相制，实行“阁臣辅政，阁部平行，群臣互制”的“文官制”。实际上就是谁也不相信。大凡小事都得皇上点头。连阁部大臣也不过只是“票拟”而已。具体到崇祯这个人更是“为政察察”，用人多疑，又好自作聪明，他不“日理”谁“日理”？
至于“减膳撤乐，厉行节约”，也是毫无用处。换一个办公室，穿着烂衣裳上班，要求手下大臣“宿办合一”。吃饭时少几道菜，这都不错。但关键问题是得取消加征。赈灾济困，让老百姓不要跟着李自成跑，这才是当务之急。如果老百姓有饭吃了，你在宫中搞两场文艺表演，多吃几碗红烧肉，有什么关系？
但崇祯一遇兵败城毁的事，只是一个劲儿地下“罪己诏”，但这有什么用呢？对一个皇帝来说，要紧的不是感动臣民，换取老百姓的几滴眼泪，要紧的是，朝廷得拿出钱粮，拿出政策，救济灾民，让老百姓回家种地，至少得停止横征暴敛，因为在天下汹汹的大势面前，加征无异于“驱羊饲虎”，但崇祯是直到上吊之前一个月还在严辞催逼钱粮。
与其说崇祯是有魄力，倒不如说是魄力用错了地方。在国家暴力机器之下，江南的那些富豪士绅无所动，偏要为难那些受灾的老百姓。要说富豪士绅能量大，可还能抗过刀把子？加税征粮，不服就抄家，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