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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准不以为然的摇摇头，轻描淡写的说道：“我给她赎身，是想给她更多的行走天下的机会。这谢谢两个字，有没有都无所谓了。我相信，她慢慢的就会改变自己的想法的。”
卞玉京微微一笑，便站起来告辞，婉约的出去了。
第1034章以后，各位就不要依靠食盐赚钱了
张准的确是没有时间来招呼卞玉京。急匆匆的吃完午饭，他就去赶场了。在原来的南京守备府，有几十名的商家代表，正在望穿秋水的等待张准的到来。他们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当面和张准洽谈。
这些商家代表，大部分都是来自江南地区的地头蛇，除了扬州那些盐商之外，其他都是来自松江府、苏州府等地的富商。其中，数量最多的，都是盐商。其他的商人，即使不是盐商，也多多少少和私盐售卖有一点点的关系。
这是江南联合商会，第一次在南京举行会议。这次会议，是虎贲军大都督府政务部发起，由张准亲自决定时间的。会议的时间，初步定为半个月。张准已经承诺，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他都会在南京，随时和商家们商量有关的事项。无论他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大大方方的提出来。言者无罪。
会议的内容，主要是涉及江南商业，乃至是全国商业的发展。未来的新帝国，肯定会大力提倡商业贸易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来自后世的张准，当然明白商业税的重要所在。相对于农业税来说，工业税和商业税，才是真正的大头。
但是，新帝国的商业贸晷发展，是有序的发展，不是无序的发展。是各行各业，都有人去做。而不是一窝蜂的，看到什么赚钱，就全部都涌到这个行业里面去。因此，张准觉得，自己有必要，对商业贸易，做出一些健康的规定，以防止很多不良现象的发生。
这次商业联合会召开的主要目的，就是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不正常的竞争行为，尽可能在新帝国建立的时候，就完善一套较为规范的交易系统。这个交易系统，应该是尽可能公平的。公平竞争，就是新的《商业法》的核心精神。
由于虎贲军进展迅速，性质逐渐的发生改变，从造反者变成了统治者，一些以前在私底下进行蹲交易，现在都要摆到台面上来了。这个所谓的私底下的交易，代表性的就是私盐。
毫无疑问，张准当初，是依靠私盐起家的。现在，虎贲军已经掌控了全国的政权，当然不可能继续贩卖私盐了。私盐既然不能贩卖，那就必须公开的官营。既然是官营，就要有相应的规范，不能让卖私盐的人，又钻了空子，结果导致私盐泛滥。
张准的意思很简单，将盐价大大的降低。以前的每斤盐，需要几十文钱。现在，张准决定，将每斤私盐的价格，下调到三文钱。不管你拿货价是多少钱，反正，到了店铺里面，你最多只能卖三文钱。要是超过这个价格，虎贲军的相关部门，就会对你进行处罚。当然，你要卖两文、一文，甚至是不收钱，白送，那也是可以的。
显然，这样一来，私盐就没有走私的空间。每斤食盐只卖三文钱，傻瓜才会走私呢。走私私盐没有了巨额的利润，根本不需要虎贲军的打击，这个行当，自然而然的就消失了。
现在，虎贲军正在一步一步的降低食盐的价格。目前在产盐量巨大的北直隶长芦盐场周围，每斤食盐的价格，已经降低到了五文钱左右。随着政策的继续推行，最终会达到三文钱的标准价格。
“什么？”“三文钱？”
“这个张准，疯了！”
当然，有关规定的推行，肯定是不会顺利的。张准的这个做法，出乎太多人的意料之外了。得知张准决定将食盐价格下调的消息，很多人都第一反应，就是张准的脑子，可能是坏掉了。
历朝历代，食盐都是国家赚取巨额利润的主要来源，都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唐朝的时候，一斤食盐的价格，甚至达到每斤三百多文。明朝的财政，有相当部分是来自盐税。财政时期，江淮盐税，占了全国财政收入的七成以上。要是没有了盐税，后果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现在，张准竟然放弃了盐税！
很多人都想不明白，张准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是，张准有充分的理由。高价的食盐，其实就是变相的海洛因，会让统治者上瘾的。统治者越是依赖食盐，就越是忽视了其他行业的发展。这种畸形的发展方式，最终会让统治者迅速的从高台上掉下来。
不错，食盐是应该让国家专营的。作为最基本的民生用品，国家必须牢牢的控制食盐的价格。但是，这个价格，绝对不能高。对于食盐的经营权，张准在后世的时候，是听一些大学教授说起过的。其中，有一个例子，张准的印象，非常的深划“大家不再打食盐的主意了。”
张准明确无误的说道。
“我准备给大家说一个小小的案例。”沉默片刻以后，张准目光横扫全场，娓娓的说道。
张准要说的案例，发生在清朝嘉庆年间。但是，现在，鞑子都灭亡了，清朝肯定是没有了。不过，这并不妨碍张准讲故事。将清朝的背景，替换一下，照样是一个很有哲理的故事。
清朝嘉庆十一年（也就是公元，酚年）年初，发生了一件牵涉到两淮沿岸四省的“浮价病民案”。
这一案件的起因是江苏无锡、金匮两县的汪丙太盐店将盐价每斤降低了二文钱引起的。
后世的一些经济学家，还有历史学家，还风趣的将其称之为“二文钱引发的血案”。正是因为有这个怪怪的名字，这个案例，才会引起张准的注意。须知道，那时候，“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是非常有名的。
简单的描述一下这个案例吧。事发那一年，江苏省私盐泛滥，使得官盐滞销。专营无锡、金匮两县的徽州盐商汪丙太旗号盐店，库存的压力很大，就想到一个法子，准备将官盐由每斤30文降为28文出售，缩短和私盐的价格差距。
汪丙太盐店原想暂时减价，居民见官盐和私盐价值相差不是很悬殊，就不必冒风险去购买私盐。私盐滞销，私盐贩子们就会裹足不前。没有利润就没有了盐枭。当盐枭都改行去做其他行当，私盐消失了，官盐自然就畅销了。到那个时候，官盐再恢复原价销售。
由于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估计官府不会禁止，所以汪丙太只是请锡、金二县的知县出告示，并没有禀报盐运使。但没想到他这边降价的告示高高贴出来，两淮盐运使张映玑就紧急贴出了告示，阻止这两县的减价行动。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老百姓只能是空欢喜一场。当然降价两文钱，其实也说不上是什么欢喜。
可是，这么一松一紧，一个要降价，一个不给降价，毕竟是很不爽的事情把老百姓当猴子耍呢！结果，这个事情，引起锡、金两县老百姓的不愿意于是由一个捐纳了九品衔的张江梅作为原告，以“盐商汪丙太等浮价病民、盐运使张映玑庇商不准核减（盐价）”罪名将盐商和盐运使上告。
状纸递上去以后中间判决的详细过程，就没有必要详述了。反正，最后的结果是，一群官员的乌纱帽被摘，又或者是被降级。这区区的二文钱盐价，竟然使所有的两淮盐商都受到罚银的处罚，涉及本案发生地的两个县令、盐运使张映玑、盐政延丰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更令人称奇的是此案的原告张江梅，更是受到杖一百徒三年的处罚，此案的审判官那延成最终的下场也不太好。唯一的赢家是嘉庆皇帝，收到了罚缴银一百万两。
糊涂僧断葫芦案，本来就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但是，毫无疑问，这一案件中最冤屈的是盐商，他们明明是想降价销售，最后却因莫须有的“浮价病民”罪名，被嘉庆皇帝罚了个倾家荡产。他们都觉得自己非常的委屈，我这么做，明明是为了维护官盐的市场，怎么就遭受到这么凶残的惩罚呢？
事实上，有些聪明的看官，看到这里，已经有所感悟。嘉庆皇帝看似公正的判罚，其真实的目的，是为了杀一儆百，杜绝盐商们降价销售的可能。徽商们想不通，只有一肚子的委屈了。
最终的结果，此案过后，盐的价格依然是不断上涨，百姓为了生活的必需品而遭受越来越重的盘录。而经过此次打击的徽州盐商，再也不敢为盐价出头了，徽州盐商在盐业经营上彻底失去了定价权，而沦为了满清统治者搜刮天下财富的工具。
这起案件明白地显现了徽州盐商富可敌国的表面下，隐藏的是依附强权、任人摆布的屈辱。
徽商经营以盐业为重。盐这种商品，本身并不具备多大的价值，看看中国那漫长的海岸线就知道，有海的地方，就能开辟盐场晒盐。
但是盐又是一种人离不开的特殊商品。因而，它就自然而然成了生产力低下的封建社会最好的税赋载体，于是从汉朝开始，盐就一直由官府特许经营。以盐业为重的徽商在一开始走的就不是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而是扮演着依附于官僚系统的，亦商亦官的官府代言人的角色。
依附于官僚体系的徽州盐商经营盐业，获利空间丰厚。盐业经营都是世袭垄断的，也就是盐业的特许经营权可以父传子，子传孙，在获利丰厚的前提下，随着人口的增加，食盐消费量的增长，徽州盐商家族财富积累之快走常人难以想象的，像鲍志道、江春这些盐业总商，家族财富换算成现代货币要以亿为单位计数，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他们的富有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徽州盐商又通过和满清政府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能获得国库的信贷作为启动资本，几乎可以做到一本万利，甚至无本万利。当时徽州盐商的大本营扬州只能用穷奢极欲来形容那些富商巨贾们最大的烦恼，就是怎样把如潮似浪一样涌来的银子花掉。
徽州盐商们却不知道，他们的穷奢极欲已然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毕”。为了维持住地位和财富，徽州盐商们于盐业经营之外的头等大事，就是打点自己身后的靠山，也就是满清统治者。尽管一而再、再而三地加大输捐纳贡的力度，仍然不能让满清统治者满足。
随着满清特权阶层的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远远快过了盐商财富积累的速度，旗人对盐商们的敲诈勒索越来越厉害。到清朝后期鞑子的本来面目，已经表现的淋漓尽致，连最后的一块遮羞布，都毫不犹豫的扯掉了。
嘉庆年间，以徽州盐商居主导地位的两淮盐场，苛捐杂税达到92种之多。据嘉庆《两淮盐法志》统计，从康熙十年到嘉庆九年的100多年中两淮盐商前后所捐输的财物共有：白银3930余万两，米2万余石，谷33万石。商人每次捐输，多则数百万两，少则数十万两其余寻常捐输则难以枚举。
两淮盐商中，徽州盐商占据优势，因此，捐输的负担大多落在了徽商头上。曾任两淮总商之一的歙县大盐商江春，每遇捐输，“百万之费指顾立办！”最终还是落了个破产的结局。
嘉庆九年，由于镇压白莲教起义财政发生困难，清政府为了应付此种局面开始疯狂地上涨盐价，这无吝于杀鸡取卵、饮鸩止渴。盐价越高，盐的销量便越少，税源就越枯竭。因为官盐的价格越高，走私盐的利润就越大，私盐贩子就越多，人们购买官盐的数量就越少。
为了转嫁税源枯竭造成的财政困难，清政府规定，盐商在拿到盐的销售许可之前，必须先行缴纳相应税赋。在盐业利润大、销售速度快的背景下，对于徽州盐商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但在盐业利润被苛税重赋和名目繁多的敲诈勒索摊得很薄，且私盐泛滥的情况下，就成了要命的问题。
比如长芦盐场，行盐区域在黄泛区，今天的皖鲁豫交界之处，历史上就是四战之地，黄河又经常改道，自然灾害严重，民风彪悍。此处私盐最为猖獗，私盐贩子有强大的武装，组织严密，甚至敢于和官府正面对抗，面对这种武装私盐，盐商们别说获取利润，就是连保本也几乎是不可能。
往往是今年好不容易卖出去的盐往往是五、六年前积压下来的，可是五、六年前的本钱还没完全收回，新盐又压下来了，随新盐而来的，是更加沉重的税赋。盐业经营的进入是垄断的，相应的退出也是垄断的。
这意味着，世袭而来的特权变成义务的时候，即使赔本，也只能硬着头皮赔，不然就是犯上欺君。在这样走投无路的境遇下，很多徽州盐商纷纷想尽办法，以生病，回家尽孝为托辞逃避，更有甚者，竟然选择了一逃了之，一夜之间，人去楼空，不知所踪。
面对这种局面，精明练达的微州盐商认准了只有降价才是挽救盐业的唯一出路，但是甫一尝试，便遭巨大打击。满清政府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降低盐价在满清政府看来，就是对皇权的挑衅，而这比什么都更加不能容忍。
徽州盐商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盐价越高，销量越少，税源越枯竭，清政府为了保证税收，只能进一步提高盐价，于是，又开始新一轮的恶性循环。
在此种环境下，徽州盐勒勺最好下场，就是能够从盐业经营中全身而退。譬如棠樾炮氏家族的炮启运，在承接哥哥炮志道的总商地位之后，被佥派办理淮北盐运，当时淮北官盐“疲滞已久”，滞销则无从言利，而课税照旧很高，致使不少盐灶已关闭歇业。
为了应付官府的课税，少数幸存的盐场只得高价卖盐，这对从事盐运的盐商来说，当然无利可图，而且运盐途中，如遇风险沉船，损失均由盐商自认。鲍启运深谙此道，哪能睁眼做亏本的买卖？
因此“称病告退”，宁肯背上“抗佥误课”的大罪，也不能将家业败落在自己的手上，所幸的是，他得到了嘉庆皇帝的特赦，“抗佥误课”的大罪，仅以罚五万两银子了事。
收回了资本的饱启远，从此再无经商业盐的念头，回到祖居地，广购良田，大兴土木。今天我们看到的棠樾牌坊群，就是在他的手上建造修葺的。
这一宏大的建筑群，证明着微州盐商曾经的辉煌，也蕴含着微州盐商必然衰落的无奈宿命。历史告诉我们，只有独立之人格，才有独立之商人，才有强盛之时代。
张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