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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东汉以来，中国实际上由于失去了平衡而四分五裂，重新回归平衡本来应该在晋朝时期完成，但司马家族的无能导致这个动作又延后了数百年。隋朝的改革非常全面，不多说，以门阀制度和科举制度，就知道隋文帝、隋炀帝是想怎样将中国复归平衡。
当时高颍和苏威并称“开皇明相”，这两位配合得也很默契，不比后来贞观时的“房谋杜断”来得差半点：高颍负责拟定改革政策，苏威负责维护实施，而且这位同学颇有后世魏征胆大直言的风格，敢拦着怒气冲天想要持刀杀人的杨坚。
高颍改革的主要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对zhèngfǔ职能进行了大改革，建立“五省六部”制度，也就是让zhèngfǔ职能部门更加专业化，另外也有利于分权制衡，不让权力过于集中。这个机构改革显然很合理，因此一直沿用到清朝。另一项改革是地方行政，西周建立了分封制，秦汉时改为郡县制，经过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混乱，地方管理制度也混乱不堪，官僚队伍也很臃肿，到了“十羊九牧”的地步，高颍就来了一次大瘦身，把三级的州郡县改为州县两级（后改为郡县两级，其实一回事）。另外，把地方官的各级任命权全部收归zhōngyāng，这样就大大削弱了地方官扩展自己的势力，并且，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坐大，隋朝改革还规定必须“异地为官”，任何一个官员也不能两度担任同一个地方的官员，任期也调整到只有三四年，后来又规定官员上任不能带父母或者十五岁以上的儿子。进京述职的规定也是这时候开始正式实行的，被称为“朝集使”。而经济上隋朝实行了“均田法”，均田这个东西，一贯是这是带有农业文明理想主义sè彩的田亩制度，隋朝这个改革，虽然也因为过于理想化而实行起来没有到位，但怎么说也总以前要好得太多太多，最起码基本保证了人人有田，在农耕文明时代，这就真的是很不错了。徭役方面也实行租庸制度，这样农民的负担也轻了不少。
隋朝的这些改革其实收效明显，《隋书》里把描写盛世的词汇都给用上了：“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
此前汉武帝的**产生的另一个社会毛病就是门阀制度，当然当时这还不是一种制度，只是一种现象，但根源却是在汉武帝这里。汉武帝推崇儒学，于是政客官吏们纷纷改弦更张，抛弃以往的黄老哲学和其他各种学说，开始研究儒家经书，学问大的就开始开业授课，在官场里开业授课是什么后果，小学生也懂，于是乎，门徒慢慢就成了派系，到了刘秀的那个时期，这位同学趁乱当上了皇帝，于是广加封赏，出现一批新政客。这时候门阀就渐渐成了社会的主流，到了曹魏时期，就已经设计出了九品中正制度，这个才算是门阀制度的正式确立。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倒是和欧洲的贵族人才选拔制度比较相近，只是有个门槛，就是出身一定要是世族。于是，世族占据了所有的官吏位置，而低层的人就根本没有了多少上升的渠道，除非你有特别的功绩，比如战功什么的，但这样的机会也很难得，因为别说将军级别，就是中层军官也都是世族子弟。像太原王氏，为什么传承千年，也就是沾了这种制度的光，再加上这些世家垄断了读书权利，人才自然也就出得多——教育歧视啊。
然而世族成为主流对皇帝来说却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对统治者来说，任何势力过大都不是好事，皇帝其实是个势单力薄的角sè，“孤家寡人”啊！他主要是通过平衡各种势力来取得优势，这就需要高超的cāo控能力，所以说皇帝也不是谁想干都能干好的。世族势力太大，皇帝自己也就难免受其影响，这对皇帝来说是个巨大的压力，因此到了隋朝，天家杨家就要想办法改变这种世族力量过大的局面，怎样改呢？那无非就是打破门阀制度，换一种新的人才选拔机制，从底层引入一股新的力量上来，用来平衡世族势力，所以说科举制度实际上并不完全符合世族的利益，甚至可以说是世族的对立力量。士族显然对于杨家没有好感，后来杨广并不担心“盗贼”，而老怀疑自己的大臣，根源其实也就在这儿。
每一种制度的确立都是为了解决旧体制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显然又会产生新的问题，不过历史也就是这样前进的。科举制度的正式确立，产生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此后渐渐形成了一个文官社会，武官的地位只有在战争期间才超越文官，大多数时候文官是政治和官僚队伍的主流，国家大政方针主要是文官决定的，社会风气也渐趋yīn柔，战国时的尚武jīng神基本上销声匿迹。因此，后来的中国在文化上越来越高深，但在武略方面就常常让人扼腕叹息了，大多数情况下是开国的时候还能打点硬仗，等过个几十年，基本上战斗力就……“糟了个大糕”。不过，中国文化的所谓高深，也不是向高级阶段迈进，而是陷入了一个死胡同，一直在倒退，此处暂且不表。
当然如果说显而易见的问题，那么隋朝和秦朝都有一个致命错误，就是不应该频繁地发动战争、开建大工程，远征高丽、扩建东都、开凿御道、修造运河，这些都和秦始皇征南蛮、修长城、建阿房宫一样，闹得民怨沸腾。虽然杨广做的这些工程，实际价值远大于后世李曜看习惯了的那无数个政绩工程，很多都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是造福子孙的大实事，但问题是他严重透支一代人的幸福去为子孙后代造福，那个年代的人恐怕不如后世的文化水平和思想素养，因此结果必然是适得其反。
当一代帝王成就了他的霸业的时候，他接下来思考的就是如何保持这一权力和如何使它不断地扩大。然而隋朝的改革虽然相当成功，但隋朝也犯了和秦朝一样的错误，那就是大型工程太多了，对外的征服战争也实施得早了些，再加上这么大动作的改革肯定会有不小的社会矛盾，这三者同时作用，别说隋朝，任何朝都承受不了。
其实农耕时期的一些大工程，在后世看来也是规模不小，比如隋朝建造宫殿、修建大运河等，这些工程相当于后世的修建奥运场馆、南水北调。在后世，这些个工程虽然也大，但主要依靠机械力量去做，并且有专业的建筑承包商，经济基础也不是农耕时期可比，而在秦、隋的农耕文明时期，这样庞大的工程就非得征调几十万、上百万人才行，这对农耕文明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这么多的劳动力全都去修工程了，农业生产必然要受到影响。而且，这不仅仅是直接修工程的人，还要有配套服务，因此，一个宫殿工地上假设有十万人的话，那么后勤、原料、运输、管理等就有几倍的人在为其服务。因此，一个大工程的牵涉面很广、很深，往往是牵动整个国家的。
隋朝灭亡的两大直接导火索就是两项：一个是庞大的工程，一个是对外战争。隋炀帝曾三次远征高句丽，而且失败了——这里也看出，秦朝是以统一六国为完成统一大业，而隋朝则不满足于统一中国本部，而是谋求向外扩展，将朝鲜半岛纳入中国范畴。当然，更准确点说，应该是把朝鲜半岛归属中国固定下来，或者叫做收复朝鲜半岛，因为在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就在朝鲜半岛设立了乐浪郡和带方郡两个行政机构，朝鲜半岛大部分就归属这两郡管辖，在东汉末年，也就是三国时期，由于军阀混战而给了中国边疆和周边地区闹dúlì的机会，朝鲜半岛也就是在这时候分离出去的，高句丽在313年终止了乐浪郡和带方郡的行政管辖权。
因此在李曜看来，隋朝是一个升级版的秦朝，但隋朝不如秦朝的是，它没能将中国的统治圈成功扩大。隋统一中国后显然认为自己负有更大的使命，就是将中国传统的统治圈再次扩大，并稳定下来。除了秦汉朝时期的统治地域外，隋朝显然认为可以将周围一些小国或者原番薯地纳入中国直接统治之下，变成中国的一个个行政区。《隋书》、《资治通鉴》这些里表露的思想就很明白，隋朝不仅仅是想征服高句丽，而是在向四面八方扩张。在南方，大业元年一月，隋炀帝就任命刘方为罐州道行军总管，征服越南。占领交趾（今河内）后，接着刘方就进军林邑，也就是越南南方地区。刘方和部将宁长真兵分两路，宁长真率领步兵和骑兵从陆路攻击，他自己率领舰队从海路前进，然后在海口登陆。当时林邑王曾在阇黎江设防堵截，没成功，当隋军渡河之后又在南岸进行一次决战，并且使用了东南亚地区惯用的战术，即使用战象，但这些大象被隋军的弓弩一阵shè击之后掉头冲垮了自己的部队，结果，林邑王再次战败，这场战役很像是在印度河曾发生过的几场战役，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定式：使用大象作战的一方，经常会被自己的大象冲垮。但东南亚地区的人似乎一直没有总结出这个危险。刘方率领的隋军此后连战连捷，最终占领整个林邑王国。攻占林邑，是中国历史上除元朝时期外，陆军攻击的最南位置（明郑和海军还曾在东南亚岛国作战）。
其实，征交趾应该是一次收复行动，因为越南北部在历史上早在秦统一六国之时就顺便被一起统一了。公元前111年，汉武帝也灭了南越，建立交趾行政区。但越南和中国很多边疆地带一样，都曾有过多次征服又多次反叛的经历，征服本身就是一个反复的过程，征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几次征服几次反叛这都是常有的事，尤其是要将某地长期归属，就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培养被征服地区的归属感。
也就是在刘方进军越南的时候，即大业元年，北方的契丹人习惯xìng地又来劫掠，地点是营州。隋炀帝一点没犹豫，立刻下诏命令韦云起与突厥启民可汗一起率领突厥两万骑兵征讨契丹。与汉武帝声势浩大而又战果平平的对匈战争不同，韦云起与启民可汗来了一次漂亮的突袭就解决了问题。因契丹与突厥本来都是游牧民族，此时关系尚好，因此突厥骑兵的出现并未引起契丹人的jǐng觉，所以，在黎明时分发起的突然袭击一举摧毁了契丹人。隋朝这一战役打得比历史上任何一次北伐战争都干脆利索，汉武帝如果知道此事不知是否会感到羞愧。
在南征北伐之后，隋朝在东面的大海上也同样有所作为，大业三年，隋炀帝派朱宽下海探路，看看大海里有哪些还没被征服的国家，结果发现了琉球，就抓了一个人，拿着他的盔甲返回。于是在历史上，《隋书》中就有了《琉球传》，这时琉球还被称为“琉虬”。隋炀帝于是来了一次先礼后兵，先派人去招降，琉球拒绝了，隋炀帝又命令组建远征舰队，这场远征打得也很顺利，几次战斗下来就占领了琉球。李曜知道此事的时候还颇为惊讶，心道：原来中国也不是从来没有“海洋jīng神”的？
在解决琉球的第二年，即大业四年，隋炀帝又把目光转向了西域。这次隋炀帝命令他的爱将薛世雄再次和突厥启民可汗合作，一起出兵西域。但启民可汗却未能出兵，薛世雄于是单独出玉门关，与征服契丹一样，薛世雄也是以一次漂亮的突袭一举占领伊吾城，并在汉朝伊吾城旁另建了一座新伊吾城，设伊吾郡，开始行使行政管辖权。伊吾城和柔远城此后成为zhōngyāng政权在西域的两大战略支撑点。
但在后期隋炀帝征高丽却失败了，高丽国将隋军阵亡者尸体筑为京观，631年唐太宗派遣使者到高丽交涉，拆毁京观，收拾隋军骸骨，祭而葬之。什么是“京观”？就是战争中战胜一方会将战败一方阵亡士兵的尸体堆积在大道的两旁，堆筑起来，再覆土夯实，于是一场战争过后，大道两旁就会多出很多“金字塔”，以炫耀武功。高丽国就将阵亡的隋朝士兵尸体筑成京观炫耀胜利。由于战争失败和大工程积累矛盾，最终使得积压已久的底层怒火爆发。
想到这些，李曜只好对李巨川道：“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都必然会激化出很多矛盾，所以，改革的前提是要有充分的稳定能力，一旦矛盾出现，要有能力应对，否则，轻则改革失败，重则国家倾覆。某以为，所谓改革，无非便是一场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利益被削减的人自然要闹事。秦朝的改革之所以能完成，是因为有秦朝统一六国强大的威势，无论是秦朝内部还是被征服土地都明白，无法与强大的秦军对抗，但秦朝的改革虽然得以完成，改革中所积累的矛盾，征服战争庞大的需求，统一后巨大的各项工程，没有一丝柔xìng的严苛律法，这些都使得社会底层积聚了太多的怒火，于是当始皇帝一死，再没有一个人能压住民间怒火，我等后人虽然时常假设，若公子扶苏即位为帝则将如何如何，然而某以为即便真是扶苏即位，只要不改变整个秦朝的统治宗旨，恐怕也同样会出现六国再叛的情形。而前朝的改革、战争和工程也导致了同样的后果，但炀帝却不是始皇，所以他根本就压制不住民间和官宦队伍中的反对力量，一旦军事上受到挫折，这些反对者就纷纷冒头，而当狼烟遍地，炀帝仍不思悔改之后，我朝高祖也就不得不起兵反抗，最终推翻暴…政。至于为何汉唐沿袭旧制反而能绵延数百年，那不过是因为……坏人已经被秦、隋做了，因此汉也好，我们大唐也罢，都不过是摘了前朝种下的大桃子。”
李巨川微微有些错愕，迟疑道：“竟是如此？”
“当然不止如此。”李曜道：“譬如前朝与我朝，正是因为前朝亡于苛政，因此高祖定鼎天下之后，对草原十八部处处忍让，不惜称臣纳贡多年。是高祖心无大志？非也，只是实力不济，只能忍辱负重，休养生息以待来rì罢了。高祖隐忍八年不说，以太宗皇帝之天纵英才，即位后不也照样隐忍三年，待时机成熟，这才以李卫公为帅，克复定襄，抵定漠北，成就天可汗伟业！是以，先生应当知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低头十年，只为来rì……抬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