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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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唐再续- 第2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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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为了配合李曜这一声低喝,肃立不动的近卫军牙兵同时将手中长兵往地上一顿,齐声喝道:“吒!”

众人何曾遇到过这等场面,几乎都是下意识一抖,战战兢兢朝李曜望去。

李曜倒也并不发怒,只是冷着脸扫视他们一眼,寒声道:“似你等这般吵嚷下去,这东升新城就不必再建了!”

一个人带兵时间长了,言语之中都带着军威,带着军威含怒出声,这般气势岂是寻常人承受得住的?因此众人见节帅发怒,无论地位高低,都有些畏缩,不敢再多言。

李曜见震住了场面,这才装模作样沉吟了片刻,道:“你等所言,也未尝不是道理,此事既是某yù造福乡梓,的确不该只有少数几家包揽……但若叫某逐个分配盘口额度,一则某对各家情况不甚了解,实在难办,二则似这等事情,无论某如何公允,分配之后,也总有不满意的人,因此……某另有一策,管教事后谁都埋怨不得谁。”

众人见李曜说得如此肯定,都不禁有些诧异,这般难办的事,居然还能有那么十全十美的法子,能“管教事后谁都埋怨不得谁”?当下一个一个盯着李曜望去,看他究竟有什么神仙办法。

就连一直超然在外、坐看涛生云灭的王抟也忍不住问:“蒲帅竟有这般妙策?”

李曜心中暗笑:“自然是妙策,我既然敢引入股份制,难道就不敢引入股票的概念?哼哼,不怕你们不入我毂中来。”

当下便道:“这法子其实并不复杂……此番东升新城头期工程预计开支为三百万贯,某曾说过,一股为三千贯钱,是也不是?”

众人自然称是。

李曜点点头,继续道:“其实如此一来,限制得太死,剩余盘口便不好分配。因此不如这般:节帅府开放出来的一百二十万贯盘口,按照这个基本框架分为四百股,但是每一股的价格并不限死,各家自行报价,说出自己每股出资多少,要多少股,如无竞争者,便算购入股份成功,若有竞争者,则竞争者出价须得高过此前的出价……每次加价,每股提高至少五十贯。”

此言一出,众皆愕然,不片刻之后,与会众人大多面如土sè,望向李曜时,眼中神sè复杂之极。

杨潞忽然咯咯一笑,曼声道:“蒲帅好算计,不过,奴家仍觉此事可行,奴家出五十万贯,要一百五十股。”

众家皆是蹙眉,杨潞这般一来,就是同样出五十万贯,却比之前少拿了十六七股。自家若是与她相争,岂非要亏更多?

谁料还真有人愿意亏,只是此番出价之人谁也未曾料到,竟然是此前与节帅同时下楼的年轻郎君,他忽然开口道:“某以太原王氏名义,出资五十二万贯,也要这一百五十股。”

众皆愕然,便是王抟,也有些错愕,继而微微蹙眉,看了王笉一眼,目中似有不满。但王笉目不斜视,反而端起茶水,小饮一口,一副淡然自若地模样。

李曜看了她一眼,并不做声。这时靳蓿道:“蒲州靳家,三十二万贯,一百股。”

……

傍晚时分,河中节度使府。

李袭吉满面红光地对李曜道:“明公,此番真是自古未有之盛事!原本筹资一百二十万贯,谁料最终竟然拿到二百三十万贯,几乎翻了一倍!”他忍不住仰天打了个哈哈,笑得止不住,道:“更了不起的是,明公竟然能让他们多出了近一倍的钱之后,仍然只拿到四成股份!这真是……真是闭着眼就赚了一百一十万贯啊!就这白白赚来的钱,我河中五万大军,就可用半年了!”

李曜却仍只是面带微笑,点头道:“是赚了一点,不过这笔钱某可不打算拿去养兵,这是拿来做前次某与你说到的农业计划的。”

李袭吉微微一怔,这才想了起来:“明公是说上次曾给某一观的‘河中农业发展规划’?”他忽然有些错愕:“不过前次明公不是说,尚未物sè到最佳主事人选么?难道现在已经有了?”

李曜颌首道:“不错。”

李袭吉问:“却是何人?”

“张全义。”李曜嘿嘿一笑:“此公被我生擒这么久,直到此番河中大战之后,朱温大败亏输,他才真正死了心,这才开始松口,愿为某效力。”

李袭吉想了想,也点了点头:“张全义此人,别的不说,对农务倒是十分热衷,若他真心归顺,主管这农业,料来应当不差。”

李曜却微微蹙起眉头,摇了摇头:“某这计划,可不止是‘劝课农桑’这么简单。”他心中暗暗叹息一声:“都说强汉盛唐,这大唐朝廷在农业上,可真是……啥事不干,靠天吃饭啊!”

要说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唐代一贯被认为是一个高度发展时期,是历代封建王朝的盛世,其文治武功可与前汉媲美,故并称汉、唐。从形式上看,唐确是汉以后又一个疆域辽阔的大一统帝国,只有前汉可与之相比:汉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兰百六十八里;唐之疆域比汉殆又过之:“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全境,北接薛延陀界,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到唐之盛时,开元天宝之际,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rì南,北至单于府,盖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这说明唐代疆域的总面积超过了前汉。大唐在文化上,也是一个高度发展时期,特别是在艺术上和工艺技术上,都表现了高度的成就,这是不需要细说的。从这些方面来看,汉唐并称,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

但李曜却认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比如从建邦立国的根本大计、从富国利民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从巩固国家政权基础以强化国家机器、从为民兴利除弊以图长治久安这些方面来看,唐朝的十几位皇帝中,除了一二开国之君稍富韬略,可视作例外之外,其余大都是无所作为,也不求有所作为,一切听任自然摆布,听任命运摆布。他们对于国家的治乱,对于自己统治地位的安危,没有任何通筹全局的长远规划,没有深谋远虑的战咯部署,也没有应付急需的治标安排,甚至遇到与王朝生死攸关的巨大困难,也都是付之悠之,徒唤奈何,而不采取任何积极措施,在困难面前不作任何主动行动,来扭转所面临的不利形势。可以说都是些平庸无能之辈。

这其中只有玄宗原来还比较英明,开元之时亦颇思有所作为,可惜不久即沉溺酒sè,骄奢yín佚,醉生梦死,天昏地暗,大唐的统治基础被他斫丧殆尽。其余更都是逆来顺受,忍辱偷生,委曲求全,以苟延残喘,更谈不到施展韬略、有所作为了。就连宪宗,也只是相对多了几分手腕,而并未有真正的大局意识。其实这种情况,在前后各王朝中,都是不多见的。所以他一直认为,至少在这个方面,唐不仅不能与汉比,甚至不能与被它推翻的隋朝比。

隋虽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前后两代不过三十七年,但却为后世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留下一份为利无穷的宝贵历史遗产,至今犹在放shè着耀眼的光芒——那就是大运河。大运河在全国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所产生的影响之大是无可估量的。而号称盛世的唐朝,却举不出有任何巨大厉史意义的成就。所以,从形式上看,唐朝的疆域比前汉大,是一个威震遐迩的大一统帝国,在原先的历史上,大唐立国长达二百八十九年,比前汉王朝还多七十五年。然而它的内容却是空虚的,终唐一代,没有在这一方面做出有任何历史意义的重大贡献,历届帝王除一二开国之君外,都是些没有多大作为的庸碌之辈,既不能为民兴利,也不能为民除害,即使问题摆在眼前,也同样是不闻不问。象这样的无所作为,在前后历代王朝中实是少见。

对一向被誉为盛世的唐朝作如此贬抑,并非李曜对这个王朝有什么成见,相反他是对大唐很有感情的,但也许是爱之深、责之切,因此他见到大唐的弱点之后,就越发希望使之改变,而他的这个观点,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有充分根据的。

在李曜看来,古代社会里,农业当然是最主要的一个生产部门,所谓经济是一切社会关系包括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基础,实际上就是农业在这一切关系中起决定作用。例如“三河”地带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发祥地,数千百年以来一直是一个统治中心——即所谓“都国诸侯所聚会”、“七十九代之君俱王天下”,就是因为这个地区一直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中心,农业是决定一切的直接力量。因为农业不仅直接关系着人民大众的生存,而且也直接关系着“都国诸侯”的存亡,所以一个国家的农业兴衰,就直接表现为人民的贫富和国家的安危。

关于农业的这种决定一切的作用,其实古人早就认识得非常清楚,阐述得也非常明确,尤其是战国时期的各派思想家,都纷纷从不同角度来反复中论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论与经验教训。比如《管子》里,就有两段话:

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轻地利而求田野之辟,仓凛之实,不可得也。

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栗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主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则战必不胜,守必不固矣……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

李曜认为管子说得十分透彻,所谓“田野之辟,仓禀之实”,就是发展农业的两大目标,也是充实经济力量和巩固国家基础的根本大计。《管子》的后一段文字阐述得更为明确,既然“粟”直接关系着国家人民的命运,自然就不能不把“田野之辟,仓禀之实”作为治国的根本大计。因为“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彼此间的相互关系是如此直接,如此明显,不容有丝毫疑义。

所谓“田野之辟”,就是充分利用水土资源,扩大灌溉面积,以提高农业生产力,增加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水是农作物的命脉,一个朝代是否注意兴修水利,是一个朝代农业能否发达的关键。按照李曜在后世课堂上学到的说法来讲,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是小农制经济占支配地位,一家一户的小农民都是个体方式的经营,相互之间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以形成一种社会的集体力量,来兴建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如开凿人工渠道,以共同灌溉农田,用以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所以他们只能消极地听任自然摆布,所谓靠天吃饭。于是朝廷这个社会上唯一的一种集体力量,就在这方面起着决定xìng作用。有一个注意兴修水利的朝廷,就会出现一个人给家足、经济繁荣的时代,反之,如果听任沟渠湮灭,水利不修,其必然来临的,便是灾荒连年,饥谨荐臻,甚至是人相食吠,白骨蔽野。

所以一个王朝对于水利是否给以足够的关心和重视,是判断一个主朝兴衰隆替的准绳,一个能主动大兴水利的王朝,必然是一个田垦、粟多、国富、兵强、战胜、地广的王朝。作为一个接受**教育多年的国企干部,李曜记得马克思也曾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作了论述,指出举办灌溉或排水的公共工程是zhōngyāngzhèngfǔ的主要职责,只不过记不住原话了而已。

不说马克思,就说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如周、秦、汉都是从偏僻小国发家,其依靠的就是不断的夯实农业基础。有农业才有人口,有人口才有士兵,才能考虑对外扩张,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唐朝是汉以后在关中定都的又一个大一统王朝,虽然它开拓了辽阔的疆域,与前汉帝国的声威不相上下,但在这个方面,却是一个基础薄弱,内容空虚,名不符实的强国。它不重视农田水利,不为人民“通沟读,畜破池”,以达到五谷丰登,人给家足。汉武帝所说的农天下之本,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的道理,似乎根本不为唐朝的皇帝、百官所理解,丝毫没有奠立国家根本、强化政权基础的打算。终唐之一代,没有兴建过大规模的灌溉工程。不修新渠,也不注意保持泪渠,如秦汉时代的郑白渠,到唐时还能发挥其固有作用,朝廷不仅不加爱惜,王公权贵还肆意破坏。总之唐朝既不开凿新渠,也不维护旧渠,对开发水利,发展农业,好象与自己完全无关,李曜对此十分惋惜。

好在大唐朝廷虽没有进行过有计划的水利开发,但各道州府的地方官吏偶尔还会利用本地区的自然河流,川泽、肢塘修建一些地方xìng的小渠,或把废弃埋灭了的古渠故道加以疏浚修整,使之能灌溉附近田畴,这在各道州府中皆不乏其人,如此修建的小渠亦屡见记载,但是地方小渠都是修旧利废,小修小补,而不是有计划的水利建设,大都规模狭小,灌溉面积不大,其利不溥,地方上虽能获得一点收益,但对整个天下农业而言,实在无足轻重。

而且李曜觉得更糟糕的是,唐虽然继秦、汉之后,亦定都关中,但是唐时的关中已不是秦汉时的关中,因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南移,关中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力量,已不足以支撑作为大一统帝国的政治中心。

首先是关中已经遭受过几次惨重的破坏,特别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的长期破坏,破坏到“关中无复行人”,在“井埋木刊,纤陌夷灭”之后,生态平衡被彻底破坏,水上长期流失,干早的黄土已经沙化,在土地报酬递减现象rì益严重的情况下,不断增加的人口使土地更失去负荷的能力。故当唐在关中建都时,已明显观察到关中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早。这是唐在关中建都时首先遇到的一个明显的不利条件。但是这个不利条件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因为关中是黄土高原,土层厚,土质肥沃,如果千早缺水,则风沙淋漫,颖粒无收,一旦有水灌概,仍可亩收一钟。这样的事实,都历历在目,不仅秦、汉的历史经验可资效法,眼前的事例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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