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镔铁来源于罽宾等外国，而考古发现较早坩埚钢的巴基斯坦最北部塔克西拉古城也在古代罽宾国境内；再者，镔铁一直是中国的一种主要进口产品，古文献提到的几个主要产地如罽宾、波斯、大食、天竺等恰恰也是坩埚钢的主要产地。
古人对刀的品质有所分类：铁刀、钢刀、纯钢刀（精钢、百炼钢）、柔钢刀、青钢刀（镔铁）、宝刀（极品镔铁刀、陨铁刀、乌兹钢刀wootz）。铁久炼成钢，钢久炼柔纯，再炼成青，更炼成宝。一般铁匠、铁坊只会打造铁刀与钢刀。上品精钢刀，钢色纯正，煅打而成，其质感如同钢中美玉。精钢刀百炼成钢，削铁如泥；柔钢刀，柔可绕指。至于青钢刀（镔铁）、宝刀是世间稀有的珍宝，极难得到。（为哗人耳目，金玉在外，败絮其中的“样子货”自然不能归属于这其中的分类）。
镔铁有“铸造”和“煅打”两种制作方式，“铸造出来的刀剑”（铸造结晶花纹钢）品质优于“人工煅造方式”（焊接）。
说“镔铁”就不能不提“花纹钢”。花纹钢（patternsteel）是用来制作宝刀、宝剑一类名贵器物的带有花纹的钢，中国古代又称“花铁”、“文铁”。后世有些学者或者好事之徒将花纹钢故意渲染得云山雾罩，神秘非凡，其实炼钢只是一门技术，技术绝非神迹，谈不上什么稀奇古怪。这种花纹钢本身有时候并无花纹，但只要把这种原始花纹钢表面打磨光净，或者再腐蚀一下，花纹就会显示出来。
花纹钢的花纹形态有如流水，有似彩云，或像菊花，或类似木纹等等。欧洲人说的“大马士革钢”、俄国人说的“布拉特钢”，以及古时由波斯、罽宾传入中国的“镔铁”都属于花纹钢。中国古代关于花纹钢的记载至迟始于东汉时，在唐、宋、明、清都可见到。西晋傅玄《正都赋》说的“白辟文身”刀剑、宋沈括《梦溪笔谈》说的鱼肠剑、松文剑等都是由花纹钢制成的。
具体到唐代甚至更以前，镔铁在中国都比较罕见，但译来的佛经有“镔铁”记载，这应该和印度本身对这种产品的使用熟悉有关，并不能代表唐朝本身镔铁的普及使用，就更谈不上冶炼了。
再往后看，情况其实也未见好转。
宋代有文献记载产镔铁的地方值得怀疑的也有不少。哈密产镔铁主要是因为王延德记载的“喫铁石”，但其更有可能是陨铁或坩埚钢，不过总算是有可能的坩埚钢冶炼之处了。而高昌回鹘倒是破有可能掌握了这个技术，多次有关文物和其能够对照。
契丹国从有关资料来看好像并没有掌握镔铁，虽然有契丹献镔铁刀给大宋朝的记载，但它本身还接受从西域诸国进贡来的镔铁器物，却很难想像生产力低下的辽国自己能够生产镔铁。文献之记载问题并不难解释，很可能是接受西域来的镔铁刀再转送部分给大宋朝。
至于辽之国号问题基本可以认为是金人杜撰。四川南宾和湖北武昌产镔铁的说法也是孤证；而金朝云内州的青镔铁是否与镔铁一回事至今都还没弄清楚，也没有直接的实物证据；金人尚佩镔刀也是物以稀为贵，“金水总管造”刀是否为中原地区所造还不得而知。
元明清三朝，其实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镔铁制造明证。（限于篇幅，不再细谈。）
可以肯定的说，迄今为止中国境内没有一例可以准确判断为镔铁产品的文物报道。
总之，无论从文物考古资料还是文献资料来看，中国除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有生产坩埚钢的可能外，中原汉人聚居区一直缺乏镔铁生产的可靠证据。中国自始至终没有大规模生产镔铁，一方面是中国自己的生铁——生铁脱碳钢的钢铁技术体系非常完善，而外来的坩埚冶炼高碳钢的工艺除了满足少量统治阶层内部人员的享乐外并未有多少实际用途，远不及生铁改善中国生产工具带来生产力的进步大；另一方面，从兵器角度来看镔铁刀固然为利器，但是在宋代以后逐渐产生的火器技术将军事技术的竞争从以前冷兵器时代吸引到火器技术上以后，也使中国丧失了进一步研究镔铁生产工艺技术的动力。元代虽然有西域各国的人士帮助中国生产镔铁，但是由于历史短暂，加之统治阶级的等级制度，没有汉人集团掌握这项技术的可能，终于导致了镔铁不能在中国中原地区生产且绝传的结果。
但是李曜看过他那做老师的祖父在大炼钢时代穷心尽血写成的炼钢心得和中国钢铁制造技术发展的思考随笔，知道中国在古代没有坚持发展这种“高精尖”钢铁，对于日后火器的发展也有巨大的阻碍，因此穿越过来之后，一直在琢磨发展高碳工具钢的事情。
至于这一批马刀，李曜说是镔铁，其实真有点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这批马刀的制造材料确实比以前的灌钢马刀质量更好，但绝对称不上镔铁。好在唐朝自吐蕃侵入西北以来，已经极少能得到产自印度、中亚的真正镔铁宝剑，因而这批马刀要说镔铁，也能忽悠不少人。
同重镔铁，价过白银！
李元审大吃一惊之后，立即对这批马刀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当下便问：“李郎君，并帅果真命你送了五千柄镔铁马刀来潞州？啊，郎君勿恼，某并非质疑，只是听闻镔铁宝刃锋利无匹，乃是吹毛即断之神兵，未知李郎君可否不吝一观，解某心中疑惑？”
李曜心中嘿嘿一笑：“吾计售矣。”当下却不拿马刀，反而解下腰间佩剑，割下一小撮马尾，道：“壮武不妨走近一观。”
李元审此时对李曜已经没什么防备之心，一则是李曜自称李克用派来运送军械，这个事情基本没法仿冒，毕竟他只带着两百人，若要使诈，须知后院将不是耍的；二则李曜自称代北人士，口音也决然无误，这一点更让李元审放心，因为并帅麾下代北人乃是核心，李曜话里话外似乎跟李克用颇有关联，跟潞帅李克恭更似乎亲密异常，此地本是潞州地界，须知这等事情一问可知，李曜岂敢冒充？
于是李元审便打马上前到离李曜不过十步之处。李元审不是愣头青，十步虽然近，对方若是遽尔发难，自己难以讨好，然则他乃是后院将牙将，手底下岂能没有几分能耐？他自信在对方发难之前，自己的弓箭已经能将李曜射于马下。
李曜对李元审倒是真无什么为难之心，见他打马走近，当下便将佩剑反持，将那一撮马尾放置其上，轻轻一吹。
这把佩剑乃是他以苏钢法炼制，又打磨了整整三个多月，最是锋锐无比，马尾被他一吹，立即全部断作两截，纷纷飘落。
李元审目光之中立即露出一丝难掩的艳羡，口中惊道：“果然是吹毛即断！”
李曜把他的眼神看得清清楚楚，笑道：“壮武可瞧得清楚？”
“清楚，清楚得很！”李元审目光在那把剑上定格，似乎挪都挪不开，错非李曜似乎背景甚大，他恨不得立刻就要将之强抢过来，留做己用。
李曜轻轻一笑：“此剑乃是某之佩剑，制造未久，打磨还不甚完美，不敢轻易赠之，壮武若是喜爱，日后某当精心准备，为壮武送上一柄真正的宝剑，届时还望壮武莫要推辞才好。”
李元审大喜过望：“此言当真？你要送我一柄比这此剑更好的宝剑？那，那岂非古之名剑亦难企及？这，这却如何当得？”
李曜心中鄙视这人口不应心，面上却是笑得真切，道：“正所谓宝剑配英雄，壮武乃我河东名将，某这凡铁如何配得？正要精心锻造一把真正的宝剑，才配得上壮武之勇。”
李元审喜不自胜，哈哈大笑：“李……啊，正阳老弟果然豪爽，不愧代北豪杰，实有并帅之风，若老弟不嫌弃，你这朋友，某交定了！”
李曜微微一怔，忖道：“看来古代的武人对于宝刀宝剑还真是爱逾生命，老子不过答应送你把剑，你就连称呼都变了，李郎君立马成了正阳老弟……难怪水浒传里及时雨宋江不过靠着一手‘仗义疏财’就能挣下偌大名声，那么多牛叉人物见到他，都是一句‘纳头便拜’，原来这年头的武人忒的好收买。”
李曜却不知道，他方才说自己是代北人，其实也是李元审这么轻易就愿“交朋友”的一个重要理由。
已故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用四个政治集团的发展演变来分析唐朝三百年的历史，这四个政治集团即关陇集团、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安史之乱后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的长安集团、以及“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的河北藩镇集团。
而众所周知，唐朝从黄巢起义以后的历史，基本上是以李克用和朱全忠两大势力集团为中心而展开的，五代五朝中，除朱梁外，其余四朝均出自李克用这一系统，甚至北宋王朝，亦与李克用集团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李克用政治集团，既不同于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长安集团，也有别于他所说的河北藩镇集团，它是唐末兴起于代北地区——即今山西北部、河北西部和内蒙古中部一带，以沙陀三部落为核心，融合突厥、回鹘、吐谷浑、奚、契苾、达靼等所谓五部之众以及汉族等多种民族成分在内而组成的一个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军人政治团体。因为它是从代北地区兴起的，故后世有学者将其称之为代北集团。
代北集团的形成和壮大，是与沙陀势力的消长直接相关的，因此，这里主要以沙陀的发展为线索进行考察。沙陀人从唐宪宗元和四年（809）自灵州迁往代北地区后，大致经历了朱邪执宜、朱邪赤心（即李国昌）和李克用祖、孙三个发展阶段。
关于朱邪执宜的事迹，史籍中留下的记载不多，据《新书·沙陀传》，元和四年（809），朱邪执宜率部进入代北地区后，屯守神武川之黄花堆，其部落更号为“阴（按“阴”当为“陉”之讹）山北沙陀”。元和五年，宪宗伐镇州，朱邪执宜以军七百为前锋。镇兵解，因功迁蔚州刺史。元和八年，回鹘过碛南取西受降城、柳谷地，诏执宜屯天德以备之。元和九年至十二年唐朝讨伐淮西，长庆元年（821）讨伐成德，朱邪执宜均率部参加，后入朝留宿卫，拜金吾将军。大和四年（830），柳公绰奏授阴山府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
朱邪执宜阶段，代北集团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实现了沙陀同六胡州昭武九姓胡人的密切结合，形成了所谓“沙陀三部落”。六胡州昭武九姓胡人与沙陀的密切结合，在代北集团的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沙陀人从唐末割据争霸到五代建立封建王朝，无时无处不有昭武九姓胡人的重要贡献。如李克用部将中和后唐、后晋、后汉诸王朝文武官僚中大量安、康、史、何等姓胡人的存在，都说明六胡州昭武九姓胡人同沙陀人一起，是代北集团中的核心和中坚力量。
朱邪执宜大约死于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子赤心嗣。朱邪赤心继续为唐王朝效力，曾率部参加了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唐朝讨伐回鹘和昭义镇的战争，会昌四年泽潞平后，因功迁朔州刺史、代北军使。宣宗大中元年（847），吐蕃结党项及回鹘扰河西，朱邪赤心率部随河东节度使王宰出征。大中三年，征西戍罢，朱邪赤心被任命为蔚州刺史、云州守捉使。咸通九年（868），庞勋起义爆发后，朱邪赤心又率部随康承训前往镇压，因功被唐授予大同军防御使（后迁鄜坊、振武节度使）的职务，并赐以宗姓，这在沙陀即代北集团发展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沙陀本西域小族，其社会地位不仅不能同中原汉族士大夫相比，即使在内迁各族中，也是微不足道。《旧五代史》卷91《康福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后唐明宗时，康福出任河西节度使，“有末客姓骆，其先与后唐懿祖来自金山府，因公宴，福谓从事辈曰：‘骆评事官则卑，门族甚高，真沙陀也。’闻者窃笑焉。”“夷狄贵沙陀”，所以康福将沙陀人看作为“门族甚高”的一族，但却受到士人出身的“从事辈”的“窃笑”。在沙陀人做了天子的后唐时期尚且如此，那么在沙陀势力刚刚崛起的唐末时期，其社会地位就可想而知有多低下了。
朱邪赤心因镇压庞勋功而被赐予“李国昌”之名，“预郑王属籍”。这对沙陀人来讲，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是他们抬高自已社会地位的极好机会。事实也的确如此，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之所以能得到汉族士大夫们的普遍认可；宋人也将沙陀人李存勖建立的后唐王朝看作是正统，这与历来主张“华夷之辨”的中国传统观念大相径庭，而宋人这一观念的出现，无疑与朱邪氏被赐予李唐宗姓有极大的关系。
朱邪赤心之后，便是李克用的时代。
卷一十四太保第018章冯霸造反
朱邪赤心尚未离世，李克用的时代便已早早来临。
李克用生于大中十年（856）九月。关于他早年的经历，《旧五代史·唐武皇纪上》云：“献祖之讨庞勋也，武皇年十五，从征，摧锋陷阵，出诸将之右，军中目为‘飞虎子’。贼平，献祖授振武节度使，武皇为云中牙将。……及壮，为云中守捉使，事防御使支谟。”段文楚接任云中防御使后，李克用任沙陀三部落副兵马使，戍守蔚州。
李克用在代北集团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在杀害段文楚事件中就已显露出来。
段文楚事件发生的时间，史籍有咸通十三年（872）、乾符元年（874）、三年（876）和五年（878）等多种记载。司马光采纳了乾符五年说。而关于段文楚被杀的原因，旧史多说是由于“代北荐饥，漕运不继，文楚颇减军士衣米，又用法稍峻，军士怨怒”11所致。日本学者堀敏一氏也认为：“叛军拥立李克用的事件，虽然存在着边境这一特殊条件，其实不过是唐末常见的藩镇兵士叛乱”12。诚然，这种由于节帅优赏不周而遭致部下杀害的事件在唐末层出不穷，不过，段文楚被杀事件发生的真正的和更为深刻的原因，正如事件的策划者和主谋之一李尽忠所言，是“今天下大乱，朝廷号令不复行于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