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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汉朝士卒的粮饷，只是基本工资，人家其它的收入可就多了，这是洪武永乐之后的大明根本比不了的。
像是卫青打右贤王，斩、俘匈奴男‘女’一万五千余人，其后两出定襄，斩、俘匈奴一万九千余人。这几次，仅赏赐将士，便‘花’费二十万斤黄金，合计二十万万钱。而当时汉朝一年正经的国库收入是多少？四十万万而已。ps：《桓谭新论太平御览》记载：“汉宣以来，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傣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少府所领园他作务，八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
（关于这个，是颇有一些争议的，考据颇多，下面会专‘门’写一下。那些
字数不要钱。）
漠北大战匈奴，大将卫青攻打匈奴，立下赫赫战功，汉武帝一高兴，赏给他黄金二十万斤，折合二十万万钱。另一位大将军霍去病攻打匈奴，战功更大，汉武帝赏给他黄金五十万斤，折合五十万万钱！
这些赏赐可不是给他们的，而是给他们手底下所有将士的，当然，军官自然是能拿得多一些，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可能会有人堆黄金的数量有疑问，说实话笔者也有疑问。可以说汉朝尤其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那还真是千真万确实打实的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黄金最多的时代。后世曾有学者曾经推算过西汉的黄金总量，仅有明确记载的，汉武帝时全国黄金就达百万斤，合二百六十四吨，以上，实际数量恐怕超过五百吨。
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中记载，吕后死时，遗诏赐给各诸侯王每人黄金一千斤，当时诸侯国至少有十一个，也就是壹万壹仟斤黄金。汉文帝消灭吕氏登基，论功行赏，周勃、陈平、灌婴、刘章、刘揭五大功臣总计获赐黄金一万一千斤。汉武帝时卫青霍去病攻打匈奴，全军获赐黄金曾一次分别高达二十万斤、五十万斤，汉宣帝在霍光等人支持下继承帝位，上台后赐霍光和广陵王黄金七千斤、五千斤，赐给各诸侯王黄金共一千五百斤。到王莽末年，尽管连年征战、兴建，黄金消耗巨大，政fǔ各府库中仍有一百万斤以上的黄金。
五百吨可是个庞大的数字，后世二零零九年欧洲央行的黄金总储量，也不过五百三十六点九吨。数量大也就罢了，而且还有一个谜团便是，如此海量的黄金，到了东汉之后，忽然就人间蒸发，销声匿迹了。从西汉之后，历朝关于黄金的记载便少了许多。
黄金去哪儿了？）
到了唐代，兴盛从北魏、隋朝而来的府兵制。属世袭兵籍，战时打仗，闲时种地。服役期间，府兵本身免除课役，但军资、衣装、弓箭、横刀，以及上番赴役途中的粮食，均须自备。
到唐玄宗时，府兵制执行不下去了。改为“募兵制”。自此，当兵发饷就正式有了参照。大唐喜用武力，玄宗天宝起战‘乱’不断，当兵待遇其实很差。
唐朝的军饷制度，一句话，辛苦但荣誉感强。
至于宋朝，在军队这一方便，则是一个很有用意思的朝代。
宋朝富庶，经济发达，朝廷收入也多，虽然军队数量很大，但由于国库里有钱，是以总体来说，军饷供给是比较充足的，可以说是历代之冠。每年军费支出两千万贯，若是北宋收入最高的时期，一亿六千万贯来算的话，几乎是全国税收的八分之一。
禁军的军饷是年三十贯，那么这三十贯折合成大明朝的银两，又相当于多少？这个不能用白银和铜钱的比价来算，因为这个比例是时常变动的，得用粮食来作为中间物。
大宋开国之后，统一南北，太平盛世，粮食产量高，价格自然就低。大中祥符元年九月，京西、京东、河北、河东、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路都获得大丰收，官方报告每斗米的价格为七至八文，每石价格仅七十至八十文，可说是骇人听闻的低价了。
天圣八年，范仲淹说道：“窃以中田一亩，取粟不过一斛。中稔之秋，一斛所售不过三百钱。”当时全国粮价一般为每石三百文，与之前相比，增长了四倍左右。
熙宁元年之前的十五年间，即皇佑后期至治平年间，全国的平均粮价是：“贵价每斗七十五文，平价七十文，贱价六十文至六十二文，九十八陌。”也就是说，中等价是每石七百文，是天圣八年的两倍多。
元佑元年，知枢密院章敦言：“凡内地，中年百石斛斗，粗细两‘色’相兼，共不直二十千钱，若是不通水路州、军，不过直十四五千而已。”也就是说，内地广大地区正常年景的粮价是每石二百文，偏僻的地方更便宜，每石仅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文，比之之前，价格又有回落。
宣和四年，榷货务报告道：“古有斗米斤盐之说，熙、丰以前，米石不过六七百。时盐价斤为钱六七十；今米价石两千五百至三千，而盐仍旧六十。”这些话一方面进一步证实了熙宁以前全国的平均米价大约是每石六百文至七百文，另透‘露’出当时全国的平均米价大约是每石两贯五百文至三贯。以前者七百文，后者三贯计，五十多年间价格增长了四倍多。
绍兴九年，东南地区米“三万石以中价计之，自不下十万缗”，也就是每石约三贯三百余文，高于宣和年间的价格。比较同时的北方金国，粮价却很低廉。在完颜亮正隆以前即绍兴二十六年前，“米斛极贱，米不过二三百一石”。
绍兴二十六年四月，户部尚书韩仲通报告：“今斗米
为钱，不满二百，正宜积谷之时。”每石不足两贯，价格回落。
绍兴二十九年，王之道言：“今兵食计之，大率不过三百万斛，略论中平之直，为钱不过五百万缗。”随着世道安宁，平均每石一贯六百余文，比以前降幅不少。
乾道三年，有臣僚言道：“自近年岁歉艰食，富有之家放米人立约：每米一斗，为钱五百。细民但救目前，不惜倍称之息。及至秋成，一斗不过百二三十，则率用米四斗方粜得钱五百，以偿去年斗米之债。”也即是当时秋收后的粮价是每石一贯二百余文至一贯三百文，再次下降。
乾道五年，朝廷在东南地区籴买一百三十万石粮食，每石平均价钱是三贯，粮价开始上扬。
就像是大明朝的粮食价格不能用明朝末年一石米四五两银子乃至于更后来崇祯末年的十几两银子来衡量一样，粮食的价格，应该取其中值，而非是高值。
宣和年间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国家不靖，外有强虏压境，再加上东南的方腊起义导致东南产粮区的粮食产量一落千丈，是以粮价飞涨在所难免。至于绍兴年间，那就更不用说了，还跟金国一直打着仗呢，粮价能低下去才怪。
取一个中间价格，一石价格在七百文上下，也就是说，禁军一年的军饷足够买粮食四十余石。而宋朝宋朝一石米折后世的一百一十八斤四两，四十几石相当与明朝的二十六石左右，而且规定的额度，基本上都能拿到手。
宋朝重文轻武，武将地位极低，军兵地位更低，小赤佬这句后世颇为有名的话，其实就是起源于宋朝，乃是江浙那一带人们对军兵的蔑称。因为宋朝士卒的常备服装，便是红‘色’的战袄。不过宋朝有个好处，军兵地位低是低，但拿的钱多，而且军饷很少拖欠，供应充足及时，军队伙食衣物均有定例。
大明的士兵一开始是屯田，军户，根本不发军饷，反而还要向朝廷缴纳子粒粮。不过到了后来就不成了，明朝军队的军饷一般是军士月饷一石、年饷十二石计算。军官饷银极高，一个正六品百户的饷银相当于普通士兵的十八倍多，正一品左右都督相当于一百一十八倍不过到了这个地位，军饷什么的也就没啥意义了。
戚继光的戚家军战力很强，军法森严，动辄杀人，但待遇极好。其士兵日军饷三分，年军饷十两左右，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在当时，普通人
家一两半银子可以过一年了。
但是现在，甭管你是什么兵，就算是辽镇那些大爷，能拿到五成的饷银就要烧高香了。
在董策麾下，饷银是不高，从理论上来讲比边军还要低一些，但这只是理论上而已。董策定下的军饷是多少，士卒们就能拿到多少。如此算下来的话，就要比边军士卒高一倍了。而且吃住都在营中，也不需‘花’钱，每个月八斗乃是净剩。在这么一算，磐石堡军的军饷已经堪比现在的辽镇。
再说了，自古以来，但凡是招募流民成军的，那基本上都不怎么给军饷，发些粮食，那就算是很厚道的了。
像是曹‘操’当年招募流民，北宋末年郭‘药’师招揽难民成军，哪个大把大把发银子发钱的？
而这些流民们，都是刚从苦到了极点，几乎都要饿死的日子里过来的，是以略略的给他们一点儿恩德，一点儿好处，他们便是感恩戴德。这里就不得不讲一个领导的艺术了，这些流民们本来一无所有，你给了他们一丁点儿东西，他们很感‘激’你，你给了他们很多东西，他们也很感‘激’你，而这两者的感恩程度，其实是差不多的。
而你现在给了他这一点儿，假设这个量为‘一’吧，那随着士兵们战场杀伐，出生入死，日子过得也越来越好，这个量为‘一’的粮饷，肯定是不够满足他们需求的。涨工资这事儿，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是随着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和群体富裕程度的日益提高而非常缓慢上升的。一旦涨得太快，那就是通货膨胀了，经济可能就是出问题了。是以慢慢的涨，慢慢的提，就算是在涨，但由于这个过程拉的很长，是以对财政也就没有太大的压力。
第527章 五二六 毕竟饥民成军（）
而可以想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势力肯定是会越加膨胀，人口越来越多，财政收入也就越来越多。
到时候因为增加粮饷而带来的负担，也就算不上什么负担了。
董策对这一套，心知肚明。是以他一开始只订下了每个月八斗粮食，没有银子的规格。
这些粮食，足够这些士兵的家庭吃饱喝足一直到秋收的了。而一旦到了秋收，也就好说了。
郑发奎提着那粮包，喝，双手一使劲儿，差点儿就没提起来。
他也是做农活出身的，一百八十斤大约是个什么分量自己当然是掂量的出来，这一提就感觉差不多，就算是有些差别，不过也是几斤几两的而已。
那库丁虽然说了可以再过秤一遍，免得缺了斤两，但郑发奎当然没这么傻。你若是直接说再过一遍秤，那真就是把人家给得罪狠了啥个意思？不相信咱们是不是？
就算是短缺了几斤，也犯不着因为这点儿小事伤了人家的面子。
“这位老兄，就不消得再麻烦了，我看这斤两‘挺’足。”
郑发奎笑道。
那库丁点点头，不再吭声。
郑发奎费力的拎着粮包退在一边，免得挡了别人的路。董毅英示意他站在一边先别走。（以下近一千字不算钱。ps：关于汉朝赋税总收入的考证。
“高帝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凛庚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汉书食货志》
“孝元皇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
“汉宣以来，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体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少府所领园他作务，八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桓谭新论太平御览》
第一条文献记载的是大概的数字，意为上百亿。
第二条文献记述得很清楚，都内钱、水衡钱和少府钱诸项
加起来为八十三亿。这些钱，不是国库收入，而是皇家内库的收入。
第三条文献记述得也很清楚，国家财政收入一年为四十亿，用了一半，尚余二十亿，由大司农保管，此外还有皇室财政收入八十三亿，专供皇室之用，这样全部财政规模为一百二十三亿。
汉代主体租税有更赋、算赋、口钱和田租，更赋即代役钱，汉代有一月役和一年役的规定，一月一更的代役钱是二千，三日戍边的代役钱是三百，这两种代役钱统称为更赋。其中二千钱的代价是受雇服役人的安家费。《汉书昭帝纪》记载：“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宫，宫以给戍者”，即每个适龄男子每年出三百钱，可由他人代役。
汉高祖四年，把从秦代就有的人头税法制化，定名为算赋。《汉书高帝纪》记载：“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汉旧仪》也有记载：“又令男‘女’年十五以上五十六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以给车马。”即不分男‘女’，十五至五十六岁的人每年纳一百二十钱。
口赋是对青少年所征的人头税，《汉旧仪》记载：“算民，年七岁以至十四岁，出口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钱，以补车骑马。”即七到十四岁的青少年每年纳二十三钱，其中二十钱属于皇室财政，三钱是因为打仗而加征的。这是算赋的补充。
如此算来，汉代每户每年应纳更赋四百五十钱，算赋四百钱，口赋十九钱，并假设有一成的人不用缴纳赋税。则根据户数可以推断出汉朝的更赋、算赋和口赋的总和。
排除刚立国时期那一段萧条的时间，汉代户数最高的时候，乃是平帝刘元始二年，为一千二百二十三万叁仟零六十二户，其它时间，多在九百万户上下。
取各个时代一个平均值，而后算得更赋、算赋和口赋的总计均值为七十八万万钱左右。
而后便是田赋。
汉代田赋三十税一体制，汉献帝刘协建安九年年，曹‘操’改革田租制，全国一律每亩栗四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