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原本那条时间线上的1921年4月,哈佛三杰千真万确地都在哈佛大学。
而过了这个时间点,吴宓马上就要回国成为渣男……那个成亲了,陈寅恪会转赴德国柏林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中亚古文字和古代蒙古语。只有汤用彤还会留在美利坚,要到1922年获得哲学硕士之后才回国当国立东南大学的哲学系教授。
袁大师再次打量了一下眼前三位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未来的三位民国大师,在心里非常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下就齐活了,集满了哈佛三杰,接下来就可以召唤……嗯,吃饭了。
不过吃饭之前还得做一件事情,那就是……
“诸位,我们难得一聚,怎么能不拍张照片以作纪念呢?”
袁燕倏现在也要开始考虑自己的身后名了,为了方便日后的“袁学家”们起见,他决定只要条件允许,那就要多多拍照。
好吧,其实这是一百年后智能手机用户们的后遗症,见到名人就像和他们自拍一张。
他招呼一声道:“来人呐……”
外面就进来了一个手持照相机和镁光灯的男仆,等到众人坐定便“啪”地一声留下了一张后世被称为“八骏图”的著名合照。
所以,这顿饭后来也叫做“八骏宴”。
“诸位,请入席吧。”
袁燕倏自然当仁不让地坐了主位,其余七位赛里斯人谦让一番之后各自落座。
按照赛里斯人的习俗,年纪最大的陈寅恪坐了首席,1890年出生的他今年三十一周岁。其实按照出身来说,他也是现场众人最高的,人家祖父可是官至湖南巡抚的陈宝箴。
其次是1893年出生的汤用彤,再次是1894年出生和袁燕倏同岁的吴宓,袁大师的三位牌搭子作为陪客坐了接下来的席次。黄宗诒不但年纪最小,而且算是袁燕倏的晚辈,因此坚决地敬陪末座。
我们的袁大师自然觉得这样的流程是非常麻烦的,但是他知道自己回国之后就得经常面对这种场面,还是先习惯起来吧。
只见主人家袁燕倏拿起一杯酒,站起来身来道:“袁某今日能结识锡予兄,雨僧兄这两位俊杰,真乃是一大幸事。”
“又见到了许久未见的鹤寿兄,可谓是一大快事。”
“授之特意从伦敦到纽约来看我,怎么说也是一大乐事。”
“至于你们三位呢……”他最后一指三位牌搭子道,“总算不找我打麻将了,也算是一大好事……”
众人闻言,自然很给面子地齐声大笑:“哈哈哈……”
袁燕倏笑着说道:“来来来,兄弟我先敬诸位一杯。干杯!”
“干杯!”
这一杯酒下肚,席上的气氛就活跃了起来。众人推杯换盏好不热闹,气氛亦是非常之融洽。
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在座八位有的是名满天下的民国大师,有的是默默无名的历史布景板。不过他们都是一票里的货色,称得上当时赛里斯精英中的精英。
晚清的赛里斯人终于意识到自己不行,开始向西方派出留学生之后,新式知识分子就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层:
最下面的是天魔传人这样的师范学堂和地方大学的学生;往上的是中国各大名校,北大、清华、东南、圣约翰这类知名学府的学生;再往上便是留日的;最上面的自然是留学欧美的。
骆普祥读的是照料牲口的兽医又怎样,他是康奈尔大学的。
陆衍读了六年本科又怎样,他是哈佛大学的。
杨经邦一口杨泾浜又怎样,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旁听生。
当然啦,这三位纨绔弟子来美国自费留学主要是为了镀金,将来也不靠文凭吃饭。比较特殊的黄宗诒那也是念过荷兰军校的。
哈佛三杰日后回国,立马就是著名学府的大教授,月薪起码一两百个银元。
再看看这些人的出身,没一个不是1%以外的。汤用彤的父亲那也是我大清的进士老爷。
而且别看他们现在喝了一肚子洋墨水,国学底子那都是刚刚的,就连梅兰竹菊四君子和黄宗诒幼年那也是从四书五经读出来的。
说句真格的,我们的袁大师要不是有他大曾伯祖父的记忆,估计这顿饭吃的都张不了嘴。
袁大总统的三位牌搭子算得上不学无术,不过如果他们只是应酬闲聊而不谈学问的话,照样和哈佛三杰很有共同语言。
悲哀的是,民国大师们也只有和自己圈子里面的人有共同语言。
哈佛三杰里面最不出名的汤用彤那也是中国古代宗教史和哲学史的大牛,学贯中西这个词对他还不够,再加个阿三才准确。
吴宓和陈寅恪那就更不用说了。
前者学识广博到能一个人开几十门课程,从古希罗文学一直教到文言文和红楼梦。在人文社科领域,都很难界定他是哪一门学科的专家。
而后者被傅斯年称为,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第一人;已经很博学的吴宓说自己的同学,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然而如此博学之雅士在如今颠倒之乱世……又有什么卵用呢?
为什么他们还存世五、六十年代的赛里斯人没有掀起国学热,不怀念民国范儿呢?接下来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末期才有“民国之后再无大师”这样的说法呢?
首先最重要的原因,终于有一部分赛里斯人吃多了撑得慌,要找点玩意儿消消食。
其次是一条至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帮撑得慌的当中有人要借古讽今。
最后不得不承认,民国范儿确实很美好啊。
就看这八位吃一顿饭也吃得出口成章,吃得花团锦簇,吃得风雅无比。如果能和这些人同桌共饮,真乃是一桩雅事也。
正所谓,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第一百九十一章 八骏宴 中()
本章副标题:先谈谈主义
笔者声明一下,本章很多都是慕容自己总结的,如有错漏,诸君不必客气,直接打脸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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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还要说说清楚,我们的袁大师早就知道哈佛三杰就在离自己不远的哈佛大学。
实际上,他用大师球系统做了一张“大师地图”,当世但凡能称得上大师的人物他都知道在何处。
只不过袁燕倏并没有主动去找人家,原因么……很复杂。
现在是吴宓和陈寅恪马上要离开美国。“ny的ny”名头又实在太过响亮,目前还算是年轻人的“哈佛三杰”就有了好奇之心,想要抓紧时间见上尼奥…袁一面,这才有了这场晚宴。
只见陈寅恪大师举起酒杯,向着袁大师感慨地道:“犹记得你我辛丑年间(1902年)在金陵之时,这都快二十年了吧。想不到如今却在纽约见面,鸿渐兄也已蜚声中外,名震文坛……”
“来,愚兄敬你一杯。”
我勒个去,原来老子的大曾伯祖父和陈寅恪还是总角之交。
“鹤寿兄,你这话说的小弟都不好意思了,只有先干为敬了。”
袁燕倏也笑嘻嘻陪他干了一杯,然后亲自起身帮他满上了一杯道:“鹤寿兄,你如今不也是学问精深,备受赞誉。小弟听说你不日要再赴柏林大学研究院继续深造……”
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道:“来,小弟也敬你一杯,祝老兄早日成为沟通中西文化之桥梁。”
袁大师这个“沟通中西文化之桥梁”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学贯中西的民国大师确实很多,不过其中最符合这一称号的那也只有陈寅恪了。
1949年天魔传人访问苏联,铁人大叔问他,贵国陈寅恪先生如何?
原来他写的《论中国革命问题》中多处引用陈寅恪的著作。可以说陈大师的观点深刻地影响了铁人大叔对于中国的看法。
铁人大叔要了解赛里斯都需要去读陈大师的文章,他不是桥梁谁还是……嗯,现在自然还有“特殊材料打造而成”的袁大师。
所以陈寅恪听到这个什么桥梁,心头顿时生出了如得知己之感,两人相视一笑,再干了一杯。
两杯酒下肚,陈大师酒意就有些上头了,直言不讳地道:“鸿渐兄,愚兄拜读过了你的那篇《妻妾成群》……”
鸿渐先生第一部白话文那是墙外开花墙内香,轰动了中国之后又传回了美国。当时《留美学生季报》的总编辑沈卓寰就给袁燕倏写了一封信要求转载。
此君就读哥伦比亚大学,也是今年下半年六月份回的国,巧合的是,他居然和吴宓住同一个舱室。
袁大师欣然允准,还大方地不收稿费。因此也有不少在美留学生读过了《妻妾成群》。
“不过,鸿渐兄。子不言父之过,你这本有点过了啊。”
“嚓!”
一言不合的袁燕倏,一言不发地点燃了一支雪茄,心里面很是不痛快。
九零后的他哪里会顾忌什么“子不言父之过”啊,何况袁老爷子也不是他父亲而是他高祖父,隔了太多辈还没见过面,想亲近都亲近不起来。
他咳嗽一声道:“鹤寿兄,你这话小弟就不敢苟同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要再死抱着不放,我国还如何追赶西方先进国家?更何况,纳妾制度在当今世界那是落后滴、反…动滴、不文明滴,殊不足取……”
反正他现在不能纳妾只能养外室,自然要强烈地反对落后滴、反…动滴、不文明滴纳妾制度。
“我们既来到了美利坚这样的开化国家留学,自然要把现代文明带回国内。文明也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分。除了提升我国物质文明之外,对于我国精神上的不文明自然要鸣鼓而攻之,我想老兄应该也是明白的……”
“而我国精神上最不文明就是儒家那套君臣父子,克己复礼……”
他是新古典自由主义大师,自然要这么说了。他总不见得一边推崇纯粹之自由,一边还要讲三纲和五常。
“鸿渐兄,慎言之!”一旁的吴宓忍不住开口打断道,“君臣父子确实属于封建糟粕,但是克己复礼乃是至上之理。就连我的老师白璧德教授也推崇备至……”
吴宓的老师白璧德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人欧文…白璧德(&nbp;rvng&nbp;bbbtt1865–1933年),这位哈佛毕业的哈佛教授是新人文主义美学创始人之一,也是比较文学的开创人。
那么新人文主义是什么东东呢?
这是对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来说非常重要的东东,不得不详细介绍一下。
有新就有旧,所谓旧人文主义就是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思想体系:反对神权束缚,追求个***;反对等级观念,追求自由民主;反对蒙昧主义,追求理性至上……
总而言之,便是“以人类为万物之尺度”。
而到了二十世纪初,出现了以白璧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思潮。
一开始新人文主义只是一种文学批判理论,主张文学应恢复以“适度性“为核心的人文主义的传统,他们认为自然主义的倾向(包括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等思潮)会牺牲美的全部含义,应该加以否定。
后来就扩大到了文学批判之外,他们批评了近代西方的功利主义和浪漫主义带来了道德沦丧和人性失落,呼吁节制情感和欲望,恢复人文秩序,
简而言之,伦理道德才是人类行为的基础。而这个理念非常符合儒家“克己复礼”的这个说法。
所以,一方面就如同吴宓所言,白璧德非常推崇儒学。
有可能是因为他的父亲生长于浙江宁波,所以他“对中国有一份偏爱“。他意识到“中国必须有组织,有能力,必须具欧西之机械,庶免为日本和列强之侵略”,“中国亦须脱去昔日盲从之故俗,及伪古学派之牵锁”。同时他也提醒“中国在力求进步的同时,万不宜效欧西之将盆中小儿随浴水而倾弃之。”。
另一方面他的中国学生们对于新人文主义那是如获至宝,奉如圭臬。
而受到他影响的民国大师除了哈佛三杰之外,还有梅光迪和梁实秋等人。这帮人便是在二十年代和《新月》派齐名的《学衡》派。
日后王国维、梁启超、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钱穆等大牛人也会加入进来。他们便是第一代的“新儒家”。
其实站在他们的角度来想一下,很容易明白为什么这帮人会如此热情地拥抱新人文主义了。
拿吴宓作为例子,作为有志于救亡图存的赛里斯年轻知识分子,他原本留学是想要攻读化工专业。不过他可是过目不忘的神童,因此清华学堂校长周贻春认为他学理科太可惜了,建议他去美国学英国文学。
而当他来到美国之后,中国留学生听说他是来学英国文学的时候,均以怪物和废物视之,让他感到压力山大。
在这个时候吴宓遇到了中国第一位留美文学博士梅光迪(1890…1945年),此君不但是胡适的徽州同乡还是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上的死敌。正是他把吴宓介绍到了白璧德门下。
好了,一个接受过中国传统教育的年轻知识分子,本来已经非常痛苦地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不行,不得不向西方学习。现在他遇到了一位知名的哈佛教授,告诉他你们中国文化其实很行,甚至比现代西方主流思潮都要行……
这位中国知识分子会怎么想?
于是这帮人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自由派中的保守派,他们把新人文主义与东方的儒学进行比较和融通,在国内大肆宣扬。
这些“新儒家”们真心地认为这才是既能救亡图存又能保存传统的不二法门。
这下知道这帮人为什么留学欧美喝了一肚子洋墨水回来之后居然成了国学大师了吧。
1922年1月,梅光迪和吴宓等人创办了《学衡》杂志,马上就和胡适和鲁迅等这些新文化运动干将展开了论战。可想而知,其中活到49年之后的全都成了大右派。
因吹斯听的是,推崇复古的《学衡》派到了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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