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一下，这娘们说的台词为什么这么耳熟？
不对头，现在不是计较这个的时候。
不行啊，这样下去那就改变历史了啊。麦克阿瑟要是娶不到这只尤物，因此没被潘兴踢到菲律宾去怎么办？
真是的，老子又不是他们美利坚英杰，有娶小寡妇这个习俗。其实布鲁克斯女士这种带着拖油瓶的二婚头也能算作是寡妇了。
没错啦，美国建国之初三个最伟大的总统——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第三任总统、起草《独立宣言》的杰弗逊和第四任总统、被誉为宪法之父麦迪逊，娶的都是寡妇。
他们三位娶的寡妇可都是真正的白富美啊，
而二战“帝国三长官”之中，麦克阿瑟明年娶了布鲁克斯，马歇尔在几年后也娶了一位富有的寡妇。
说起来，这能算是美利坚精英的传统吗？
实际上，这不但是美利坚人的传统，还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再往上能追溯到日耳曼人的传统
日耳曼人的一个重要婚姻传统是特别在意嫁妆，常常以嫁妆为婚姻考量的第一因素。
实际上古日耳曼人的嫁妆是女性获得父母财产的分配方式。儿子可以直接继承父母财产，而嫁妆是给女儿一种预先分配，或者说是一种提前的财产继承。
这个传统被盎撒民族给保留了下来，《大宪章》中专门有两条保护寡妇权益的条款：第7条保护寡妇的嫁资、应得遗产和与其丈夫逝世前的共同财产，不得被国王所侵占；第8条强调不得强迫寡妇改嫁。
袁燕倏急忙找了一个借口道：“布鲁克斯女士，我晚上还要工作，你看要不改天……”
“不用改天了，你工作我陪你好了。”克克嫣然一笑，走上前来亲热地挽住了他的臂膀，就把他拖进了电梯之中……
第一百三十四章 共学社（）
本章副标题：民国文化圈里面的人儿、事儿、人事儿、事人儿太特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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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
“哗啦啦……”这是电梯员打开铰链门时发出的声音。
“先生，屋顶餐厅到了。”
“谢谢。”
就在我们袁大师被他的CoCo拖进电梯的同一时刻。地球另一面的一座电梯之中走出了一位留着三七开发型，气度文质彬彬的长衫客。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上海开埠之后最早的两家西式旅馆，一家就是汇中饭店的前身中央饭店，还有一家叫做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
中央饭店后来被汇中洋行收购因此改名为汇中饭店，1906年又从原本的三层英式小楼改建成了一百年后仍然保存完整的6层“大厦”。
这个“大厦”真的不是讽刺，因为汇中饭店是当时上海最高也是唯一拥有电梯的建筑物。日后它是大名鼎鼎的和平饭店的南楼。而北楼要到1929年才开始动工兴建。
长衫客所处之地正是汇中饭店楼顶的餐厅。（笔者注：前些天慕容还特意去了一次，现在改成了露天酒吧。没错，我准备抽空把袁大师要去的地方都走一遭。）
他一出电梯，便有侍者迎了上来，问明情由之后就领着他进入了餐厅。
原本坐着的一位带着眼睛的中年男子站起来，讶然道：“雪帆兄，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
这位“雪帆”名叫陈望道，他生于1891年，籍贯乃是浙江的“小商品市场”。
虽说他在后世名声不显，不过他可是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也是共青团最早的筹建者，《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正是出自此君之手。不过他今年没有参加一大反而退出了共产党，日后却成了民盟副主席。
而此时他正是《新青年》上海分部的总编辑。陈仲甫在1921年年底就去了广州，把杂志交给了他。
陈望道苦笑了一下道：“东荪兄，可不就是我一个人吗？”
张东荪以字行，原名万田，浙江杭州人。此君名气很大，也不用多介绍了，反正日后就是民盟的秘书长。
他们两位不但都是浙江人，而且还都留学日本，只不过张东荪是帝国大学，而陈望道是早稻田大学。更关键的是，他们都参与了陈仲甫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
张东荪嗤地一笑道：“看来永锡和汉俊还是那么死心眼啊。”
嗯，永锡和汉俊都姓李，前者单名为达，湖南零陵人。后者也以字行，湖北潜江人。他们两位不但是就职于“新青年书社”，也是那个小组的成员，更是……
反正，我们的袁大师一见到这两位肯定扭头就走，连手都不挥一下。
只听老张摇着头语气轻蔑地道：“不过就是意见不同罢了，张某人本想找他们当面聊聊。既然不肯来，那就算了。雪帆兄，请坐吧……”
要说狂生，张东荪确实能算得上是一号。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意见不同呢？这牵涉到当时赛里斯文化界的一件盛事，那就是罗素……对了，“福禄泰尔”访华。
1919年梁启超访欧归国之后和张君劢（徐志摩的大舅子）、张元济（商务印书馆老板）、张东荪、蒋百里等人创立了新学会，宗旨是想从学术思想上谋根本之改造，以为将来新中国的基础。
新学社刊行的杂志叫做《解放与改造》，后来精简为《改造》。而后世把以梁启超为中心的这些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叫做“《改造》派”……真是一个有预见性的好名字呢。
1920年，他们又成立了一个讲学社，则是要广邀世界知名学者来华传播最新知识，罗素就是他们请来的。
巧的是，胡适，陶行知和蒋梦麟的恩师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此时也在中国。讲学社负担了一部分杜威访华的费用。
罗素在1920年5月份去了苏俄，感觉和他想象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点区别。所以7月份就回到了英国，刚到伦敦就收到了来自中国的邀请。他立即出发，10月份抵达了上海。
在上海做了几场演讲之后，10月26—27日，罗素应邀到了长沙名人学术讲演会上作了《布尔札维克与世界政治》的讲演，主要介绍当时世界流行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因吹斯听的是，天魔传人就在台下当听众。
此时的罗素因为苏俄的经历对于社会主义抱有一些怀疑也有一些反思，而他由上海到长沙的这段旅途让他见识到了赛里斯的落后。所以他演讲中的观点是中国应该先搞实业，再搞社会主义为好。
不得不说，天魔传人毕竟是天魔传人，他对此的评价是“理论上说得通，现实里做不到”。可惜此时的他说话还没啥分量，只不过湘江一书生罢了。
而随罗素访问长沙的张东荪如奉纶音，立马写了一篇《由内地旅行又得之一教训》。文中认为“中国的惟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要改变中国的状况，惟有“开发实业”，“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并批评社会主义的宣传是“空谈主义”。
此文一发，二李，陈望道还有邵力子等人纷纷发文在《新青年》上加以反驳，最后陈仲甫也加入了进来，一场论战就此爆发。到了今年四月份才算消停了一点。
二人落了座，点了菜，稍稍聊了几句。张东荪便开口问道：“雪帆兄，鸿渐先生的翻译稿拿来了吗？”
陈望道点了点头，从皮包里面拿出两份手稿道：“一部《我的安东尼亚》，一部《嘉莉妹妹》，都是花旗国知名作者的作品。”
他们二人见面不但是为了吃饭聊天，还是来拿袁燕倏的稿子的。
张东荪此时不但身任上海《时事新报》和《改造》杂志主编，又兼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主任，还是共学社的负责人之一。
这个共学社和讲学社一样，都是新学会的子团体。共学社以翻译西方书籍为主旨，商务印书馆就替他们印了一套卷帙甚巨的“共学丛书”。
而另一边的《新青年》不但被查禁，而且这个时候财务状况也不是很好，陈仲甫又在广州要另起炉灶。所以陈代总编收到了袁燕倏的翻译稿没办法处置。
不过他还是很有责任心的，觉得稿子质量非常不错，就这么放着实在太可惜，于是就代替袁大师投到了张东荪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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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写到赛里斯的时候，慕容不得不“精简”一下了，否则只要随便扯扯某人和某人的关系一章就有了。
第一百三十五章 公学校（）
本章副标题：这个小袁不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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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荪翻了翻手中书稿，抬了抬圆框眼镜问道：“雪帆兄，你可知道这位鸿渐先生是什么人吗？”
“知道啊。”陈望道回道，“东荪兄，仲甫找人打听过了，NYU的学生里面字鸿渐的那也只有袁君燕倏了。他乃是无锡县人士，曾经在沪江大学就读……”
其实沪江大学（University of Shanghai）也是一所教会学校，是美国浸信会开办的。
就读这所大学对有志于留美的中国学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从1917年开始它的学位是由弗吉尼亚州颁布的，因此能得到美国各所大学的承认。
我们的袁大师就是拿着弗吉尼亚州的学士学位和神父教授的介绍信，跑到纽约大学读的经济学硕士，连入学考试都不用再考了。
说起来，他的校友之中不但有徐志摩这位名人，还有李公朴和毛人凤……真是因吹斯听的组合。可惜这两位入学太晚，无缘结识这位袁学长。
只听陈总主编继续说道：“去年他因为华尔街爆炸案的嫌疑入狱，还被花旗国警察刑讯受伤得了败血症差点死掉。不过吉人自有天相，袁君不但恢复健康也洗脱罪嫌，并且还成了小有名气的作家。”
“诚如雪帆兄所说，袁君确实是以那起大案和新人作家而出名的。不过……”张东荪先是点点头，然后再摇摇头道，“你们的消息有点旧了。鸿渐先生现在不但是一位很受欢迎的大作家，还是一部预算为三百万美元电影的大编剧，更是在决斗中战胜英国佬的大英雄！”
“三百万美元？！战胜英国佬？！”陈望道再有涵养也被这两个消息惊得差点跳起来。
三百万美金在当时什么概念？周氏兄弟置办的帝都四合院也不过折合1700多美金，魔都市中心的公寓楼也不过几百美金而已……这个数字作为一部电影的拍摄预算那真是太夸张了。
至于决斗和战胜英国佬那更是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于是陈代总编瞬间就认定鸿渐先生肯定是一位国术高手。
张东荪见他的样子不由得微微一笑，其实心里面也想起了自己刚刚得知这些消息的时候，那副震撼莫名的样子。
比起陈望道，他的消息渠道就要多得多了，尤其是美国那边的新闻。此时的张君劢和林长民可都在欧洲呢。
“这还不止呢，雪帆兄。孙先生读了他的文章，亲口赞誉袁君在政治学上造诣很高，还托人传话想他请到广州任职。哦……对了，他还成了南洋魏家的东床快婿。”
天魔传人对老张这人的评价是，书生气灼然。所以建国之后才会牵扯进“叛国案”之中，而天魔传人也确实放了他一马。
时人也称赞他为，古之士大夫也。所以他从五四开始就一再声称脱离政治，可是观其一生却始终牵涉在政局之中。
像这种人物儿，听到袁大师“传文采至海外，扬侠气于异域”的精彩事迹，自然是心向往之，恨不得立马见个面握个手合个照，和后世脑残粉也没啥区别。
因此他才会这么关注袁燕倏的译稿，不然以他现在的身份何须亲自来拿呢？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张东荪还有另外一个打算。他想要借这个机会和袁燕倏套个近乎，然后就有机会请他到上海中国公学担任教授。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11月，为反对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东京8000余名中国留日学生罢课抗议，3000余名留日学生退学回国。
1906年2月，因大批留日学生返抵上海，没有着落，留学生中的姚洪业、孙镜清等各方奔走，募集经费，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浜桥租民房为校舍，筹办中国公学。两江总督端方每月拨银1000两，派四品京堂郑孝胥为监督。
实际上，这所学校当时是由革命党和立宪派所把持。胡适和秋瑾这两位就曾经是该校的学生。
1906年4月10日，中国公学在上海正式开学。同年，胡适考入该校。
1908年9月，因为学潮，胡适随一些激进同学离开公学，自办新公学继续学业，同时又兼了新公学低级班的英语教师、兼批改作文。后来新公学经费拮据难以为继，遂与老公学谈判合并，160多人的新公学大部分学生回去了。
1909年10月，中国新公学与中国公学合并。同年，吴淞中国公学校舍在吴淞炮台湾落成（今吴淞炮台湾湿地公园）。
1915年，梁启超任董事长。同年，北京国民大学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合并，称中国公学大学部。
这就是上海中国公学的由来。
梁启超在1920年自欧洲归来，“惟吾欲在上海办一大学，彼若有志相助者最善。”。于是他和同人就承办了这所大学作为培养人才的基地。
经过改组之后，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有着“熊凤凰”之称的熊希龄担任校董会董事长，张东荪成了大学部主任。此时学校的老师中也有颇多名人，比如朱自清和叶圣陶。
梁启超等人非常关注这件事情，他自己说“吾将以此为终身事业，必能大有造于中国。”。然而，“我所最感苦痛者，是吾党人才缺乏。”。
所以，老张就发现了小袁这么一个光彩耀目的人才，而当我们的袁大师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那必定是……呵呵呵。
说到这里，张东荪想到一事便问道：“雪帆兄，恕我冒昧。敢问你们开给鸿渐先生的润笔是多少啊？”
陈望道闻言一愣，沉吟了一下道：“不瞒东荪兄，仲甫做的主，《妻妾成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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