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止是还行，今天我也算是开眼了，也涨见识了。这个年青人讲得真好，今天的座谈会也开得真好，效果明显。钱教授谢谢你啊，谢谢你建议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通过今天的会议之后，我想咱们建筑学院的思想工作应该能走在全校的前列对了，老钱你刚才说这个年青人不止资本家那么简单，这话什么意思？”
老钱横了团委老师一眼：“当然，这个年青人真的不简单，我实话跟你说吧，这个年青人是我两年前认识的，他那时应该才刚高中毕业不久，可是就在那个时候，我就很想招他当我的研究生呢，”
“啊？！”
“没骗你，只可惜那时候政策还不允许，所以我也没想太多，不过现在嘛，这方面的政策好像稍微松动一点，所以我现在又重新琢磨这事呢。”
团委老师若有所思：“我说老钱，你今天之所以建议召开这个座谈会，该不会也有这方面的意思吧？”
“嘿嘿。”
两人的对话貌似有点奇怪，今天不只是个座谈会吗，他们怎么还扯到什么“思想工作”上去？
其实这事并不奇怪，这正是他们召开这个座谈会的本意。并且他们虽然没有和李华勇明说，但李华勇结合这年代大学校园里发生的一些事情，他也基本猜到校方是什么意思，希望自己讲什么。
当然喽，李华勇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做什么思想工作。只是作为一名穿越者，在这样的公开场合说话，保持“政治正确”不是最基本的基本功吗？
这就是为什么他最开始就要提起梁思成先生了。因为李华勇认为，在这个年代提起梁思成先生，拿他的事情说事，这可能就是一种最大的“政治正确”。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李华勇一直认为，在咱们国家的思想界，有两段时期的思想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两段时期，一个就是现如今的八十年代，而另一个时期，则是梁先生所处的民国初年。
这两段时期的共同背景，就是在这两段时期之前，咱们整个国家相对来说是比较封闭的。也就说在这两段时期，国人刚刚开始接触“外面的世界”，是所谓“开始睁眼看世界”的时代。
正是因为这是个“睁眼看世界”的理想年代，所以李华勇作为一位“过来人”，当他回过头重新审视这个年代，尤其他现在置身于其中，深刻感受到周边的氛围，他对发生在这年代的事，尤其是发生在这年代高校里的事，他还是表示能够理解。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一个国家，通常都是什么人在最先“睁眼看世界”呢？毫无疑问，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一个国家的知识界，最先“睁眼看世界”的当然就是知识分子们。
因为就是知识分子们，由于他们距离“世界”最近，所以他们看得最清。因为他们看得最清，所以当他们看到咱们国家和西方世界的巨大差距，他们在受到巨大冲击的同时，他们就会思考，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进而会诞生各种各样的所谓“思潮”。
因此从后世的眼光来看，发生在咱们国家八十年代的事是很正常的，这一切正如“他老人家”后来总结的那样：“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由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共同决定的，这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喽，李华勇尽管对这年代的知识分子表示理解，但不代表他认同这年代很多知识分子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尤其作为一名穿越者，李华勇算是一个网络时代培养起来的“愤青”，他最见不到这年代很多学者崇洋媚外的思想。
仅仅“崇洋媚外”还没什么，毕竟在这年代，咱们国家和西方世界巨大差距这是事实，你个人觉得西方什么都好这是你的自由，李华勇认为这不算错。真正让李华勇受不了的是那些“挟洋自重”之人。而这年代那些兴风作浪的人，包括从这些人演变成后世的“公知”，“大v”，这些人才是李华勇真正厌恶。
原因很简单，因为你如果只是崇洋媚外的话，那只能说明你这人“很傻很天真”，但如果一个人开始挟洋自重的话，那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不说这些人怀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吧，但至少在这些人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心术不正，或者图名，或者求利，他们的动机没有一个单纯。
这就是李华勇今天愿意“说两句”的原因了。本来作为一名重生者，李华勇这辈子又不准备在体制内打拼，这种事情谁也知道能不碰就不碰。只是他的“愤青”脾气发作，不同于这个年代的愤青，李华勇应该属于后世的那种“网络愤青”，因此当他面对这些同龄人，尤其这些人未来可能都是“同行”，于是他答应来参加这个座谈会，并配合校方意图和学生们做起了“思想工作”。
李华勇并没有说这年代的事，他一句都没有说。他从头到尾都在说梁思成先生和他所处的那个年代。为什么这样呢？要知道说起崇洋媚外，除了如今这个年代比较严重以外，梁先生所处的那个年代同样严重。
甚至从某种角度说，他那个年代的情况还跟严重。毕竟包括废除中医，甚至包括废除汉字，可都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提出来的。
而作为建筑界公认的大师级人物，成长与那个年代的梁思成先生，李华勇认为说他的事，对现实依然有指导意义。
时间过得很快，座谈会也接近尾声，到了最后，李华勇的一个问题引起众人思考。
“在咱们国家近现代建筑学家中，有公认的“中国建筑四杰”，他们就是梁思成先生、杨廷宝先生、童寯先生和刘敦桢先生。这些建筑学大师，他们个个才华横溢，学贯中西，是他们开创了中国现代建筑创作先河，推动了中国建筑史发展，甚至有人说，中国建筑四杰，这应该算是中国建筑史的巅峰了，我这样说大家应该没有异议吧？”
见众人点头，李华勇抛出了他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这四位大师应该都算是民国人物，因为他们的学习，成长，甚至创作的黄金期都是在民国年代。我这就有点奇怪了，按说论各种条件，无论是外部环境或内部条件，民国应该都比不上现在的，可为什么在他们之后，咱们国家却很少再出现新的建筑大师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
第三二二章 融贯中西，通释古今（）
“为什么民国能产生像“建筑四杰”那样的大师，而现在却出不了建筑大师？”
当李华勇抛出这样一个问题后，座谈会的现场愈发热闹，更多师生开始议论纷纷，老钱和那位团委老师也停止了窃窃私语，他们饶有兴趣的看着大家议论。
教室里的声音越来越大，参加讨论的人越来越多。是啊，虽然在如今的大学里存在诸多毛病，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八十年代毕竟算是咱们国家的“理想年代”。实事求是的说，如果单纯“讲情怀”的话，那这个年代的大学生们可能是要比他们的后辈们多具备一点点情怀。
而只要是“有情怀”的人，那多半就会对李华勇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这就是师生们展开热烈讨论的原因。
只可惜参加议论的人虽然很多，大家也找了很多理由，分析了很多原因，只不过没一个人把自己的说法摆到台面上这当然不是因为这些大学生都腼腆，而是大多数人分析的原因，可能连他自己都觉得不怎么站得住脚，所以不太好意思在这样的场合公然说出来。
大家商议半天后，最后由雷雨彤代表她的同学说出一个答案：
“勇哥，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大师的诞生，其实是可遇而不可求”
听到这个答案之后李华勇笑了，他先用目光巡视一周：“这种说法虽然唯心，不过也有其一定的道理，大家都是这样认为的吗？”
没有人接李华勇的话，不过有不少人默默点头。李华勇既然又说“唯心”，又说“只有一定的道理”，很显然他是有不同看法的。见雷雨彤说完话后不再有其他人开口，老钱开口发话了：
“那小李你来说说看，你认不认同这种看法？”
李华勇对老钱一笑：“可能是我刚才的问法有问题吧，这主要是看什么级别的大师了，假如是像诗坛李杜，棋坛吴清源，或者科学界牛顿爱因斯坦这种级别的大师，那我承认雷同学刚才的话有道理，人类能诞生这种级别的天才，这本身就是一种运气。”
顿了一顿李华勇继续说道：“现在我们就不扯远了吧，就仅限于咱们建筑行业内部，大家说就像梁思成先生，杨廷宝先生，他们这些建筑大师，那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吗？”
没人回李华勇的话，和前面一样的道理，没人好意思在这个时候说个“是”字。
必须承认梁，杨二位先生的确是大家公认的建筑大师，然而要说他们这种级别的人物是“可遇而不可求”，那搞建筑的还没有那么厚的脸皮。
冷场，当李华勇说完这句话后，教室里出现了短暂冷场。
是啊，既然像“建筑四杰”这样的人物并非是可遇而不可求，可为什么在他们之后，国内却很少出现能和他们比肩的建筑大师呢？这时候有些人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有些人在继续思考原因。
只可惜有人没让大家思考多久，是那位济同大学的团委老师，他笑着对李华勇说道：“这个，小李，李同志还是你来说说吧，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
“在我看来，现在之所以很难出现建筑大师，很可能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
哦？李华勇不仅说他知道原因，并且一说还有两条，团委老师来了兴趣：
“说，你给我们说道说道。”
“这第一条，很可能是咱们国家现行体制造成”
李华勇刚说完这第一句话，团委老师脸都绿了，不仅是他，老钱也同样色变。两人不由自主对视一眼，心说不会吧？这个年青人前面的表现都好好的，标准的伟光正啊，满满的正能量啊，可怎么到了这最后关头，他怎么也说起什么“体制问题”？难道
李华勇却没有去观察他们俩的表情，他再次环顾四周，然后继续说下去：
“大家知道，咱们是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咱们国家政治生态的一个特点，那就是重集体，轻个人，我们历来都推崇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应该说因为这个原因，这导致在现行体制下，很难出现让大家熟知的建筑大师。”
老钱松了口气，团委老师同样松了口气。不要以为国内的体制真的不能批评的，那只有政治幼稚的人才会这样认为。
比如李华勇刚才说的这一条，他这算是在批评“体制”吗？从字面上看着当然算是，然而他说这种话会有什么大问题吗？如果这都有问题的话，那肯定是个不太正常国家。
只不过在现如今的八十年代，咱们国家还算正常，所以这话李华勇敢说，老钱和团委老师也敢听。
李华勇的话当然有其道理，这其中的逻辑也不难理解。抛开其他领域不谈，仅在建筑行业内就事论事的话，“集体主义”当然会阻碍建筑大师的诞生。
这是因为建筑行业本身就是一个需要高度协作的行当，不说李华勇现在从事的施工，哪怕是从事建筑设计，一个项目也很难由一个人设计完成。
众人皆知香江中银大厦是由贝聿铭先生设计，然而真要较真的话，这栋大楼真是他一个人设计的吗？嗯，更准确的描述，说这栋建筑是由“贝聿铭建筑设计事务所”设计也许更合适。
李华勇刚才说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由于建筑行业本身就需要高度协作，如果你在这个行业再强调集体主义，那自然就导致建筑师很难出头，即便出头了也很难扬名。
完全可以想象啊，香江中银大厦能让贝聿铭先生名扬天下，但如果是换成让国内来做这个项目的设计的话，国内基本都是“某某省设计院”，“某某市设计院”，“某某行业设计院”，以这种名义出设计的话，那谁会知道设计师是谁？谁会对你“某某省某某市设计院”感兴趣？
既然设计师的名字都不为人所知，那怎么会有什么建筑大师？
李华勇说的这个问题，可能也算是国内建筑行业的一个弊端吧。就在李华勇穿越之前，如果你在那时候统计国内排名前十的十大高楼，你会发现一个很憋屈的现象：
在这十栋高楼中，施工自然全部都是由国内企业施工，然而翻看这些高楼的设计单位，你会发现十栋高楼倒有八栋半是由外国设计事务所设计。甚至那栋联合设计的大楼，也是由外国设计事务所为主，中方设计院为辅，名字排在人家的后面。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由很多因素凑成。
然而李华勇认为，咱们国家太过强调“集体主义”，应该算是原因之一，在建筑行业，尤其是在建筑设计领域，那最好还是多强调一下“个人主义”为好。因为这样做更容易让建筑设计师扬名，而在国际建筑市场，建筑师的名望其实是非常大的竞争力。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因此哪怕李华勇的确是在“批评体制”，他也可以说得坦坦荡荡，老钱和团委老师也能听得坦坦荡荡。
当然喽，仅仅只有这条还缺乏说服力，这还不是无法诞生建筑大师的全部理由，毕竟再怎么说，这样一条也只能算是“外因”，而世界上很多问题，真正起关键作用的那应该还要数“内因”。
而这个“内因”，那就是李华勇准备说的第二条。
李华勇稍微停顿一下后，他缓缓开口，说出了他个人认为的第二个原因：
“咱们刚才提到了四位业内前辈，探讨为什么在当下还没诞生能和他们四位比肩的建筑大师，既然承认和他们有差距，那我们还是先来看看世人对他们这四位前辈的评价吧，也许就在这些评价中，大家就能读懂其中的差距。”
在接下来，李华勇开始像背书一样介绍起四位前辈：
“梁思成先生，，中国著名建筑学家，他创办了华清大学建筑系，他撰写了中国人的第一部建筑史；他是解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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