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宋末之山河动- 第753部分

　　　　“声伯以为若非陛下授意，庄主事能在堂议上提出此议！”应节严看看庄世林冷哼声道。

　　　　“呵呵……”庄世林脸一红不好意思地笑笑，却未明言，可大家都看得懂其中的意思。

　　　　“好，诸位及无异议。吾便进宫向太后请旨，待太后批准后，即可召集在京执宰举行堂议，商议各处所需，再报陛下御准！”陆秀夫言道。

　　　　“召开堂议，怕是又有一场唇枪舌战，弹劾我等的折子要堆积如山了！”陈任翁听还要举行堂议，颇为沮丧地道。

　　　　“只要我等忠心为国，何惧那些闲言碎语，一切要以国事为重！”陆秀夫听了面色也是一黯，但转而正色道。

　　　　“嘻嘻，当下他们都已经是焦头烂额了，恐怕无心顾及我等了！”周翔却嬉笑着道。

　　　　“哦，这又是何故？”众人皆知周翔出身虽低，但是交游甚广，消息也最是灵通，陈任翁碰了碰其好奇地问道。

　　　　“你们不知吗？京中那几个名士大儒不知道得罪了什么人，被拔出了不少有损名声之事，先时只是在街头巷尾流传，如今许多小报上也开始连篇累牍的宣扬，将他们做下的丑事告知天下。他们现下忙着解释，试图平息舆论，已经是自顾不暇，哪里还有空谈论国家大事。再说过去与他们交往的人，皆避之不及，谁又会与他们聚谈，怕已经有弹劾的奏表送到邓中丞的案头了吧！”周翔绘声绘色地又讲了些自己听来的见闻。

　　　　“嗯，是有人举报几个名士行为不检，德行有缺，请求朝廷夺去他们的功名，并予以严惩，以正视听！”邓光荐点点头道。

　　　　“有些所谓的名士常与些士子和官员以结社会友之名，利用民舆妄论国事，摘指朝政，试图左右朝廷。为此不惜诋毁官员，甚至污及陛下，理应予以惩处！”应节严免有怒色地道。而他对突然爆出的猛料虽感诧异，但转而就想到定然是自己那个乖学生暗自出手了，他当然也要予以配合了。

　　　　“不错，早已传言，称这些人自以为有些薄名，就忘乎所以。而也有些人为博取名声，不惜诋毁朝政，败坏他人清名。如今他们不顾国家危难之机，依然不知悔改，做出有损于国于君之事，吾自然不能姑息纵容，一旦查实定当严惩！”邓光荐点点头表示记下了。作为一个正统的士人，他以为当言行谨慎，严于律己，而非为显示自己的清高而行走花间做出有损私德之事，而夸夸其谈不务实事更不可取，更非名士所为。

　　　　“那便有劳邓中丞了，对于破坏北伐大计者，朝廷不能放纵，只要查实必须惩处，以正朝纲！”陆秀夫点点头铿锵有力地道。

　　　　“嗯，对于这些害群之马定要除之，以免沾污士人之名！”刘黻也表态道。他亦是个热血之人，淳祐十年）试入太学。次年，侍御史陈垓诬劾程公许，右正言蔡荣诬劾黄之纯，他曾率同舍生伏阙上书，论垓、荣专为朝廷去正人以成奸党之恶。痛言“其势必终于空国无君子，举朝无公论”。

　　　　宝祐四年，丁大全谄事太监，得宠于理宗，发兵包围相府，迫使丞相董槐辞职，刘黻激于义愤，和陈宜中、林测祖、陈宗、曾唯、黄镛等人上书参劾丁大全奸邪误国，被削去学籍，分别拘管他州，时称“六君子”。他最是痛恨空谈误国，污言惑众，栽赃陷害者，对此也表示坚决的支持。

　　　　议定此事，众人分头召集所管统计所需，为接下来的堂议做准备。陆秀夫则入宫觐见太后禀明增发纸钞解决财政困难之事，而他在其中也对于小皇帝先前保留公田，倡导工商，发展海贸，减免税赋，发行纸钞等有关经济之事有了更深的理解，也为其的先见之明身为佩服……

第１１９０章　财政为王（）　
赵昺前世就知道钱的重要性，为此自己被困在那艘船上好几年。不过那会儿还是基于个人的私利，即便如此也让他明白没钱寸步难行的道理。而穿越到宋末之时，更让他明白没钱的痛苦，从最初的几十人，到几百人，直至当前统治几千万人口的半壁江山，缺钱几乎伴随始终。

　　　　不过在由弱到强的立国过程中，赵昺也体会到即便在势均力敌的战争中，获胜的一方往往是财政组织最出色的一方，且不分古今。而他亦发现终清一朝将《三国演义》当作宝典，从努尔哈赤青年时期追随李成梁，接触到《三国演义》；到创业打天下，向子侄、将领推荐，《三国演义》就一直是清朝将领的枕边书、军事书目“爆款”，而皇太极更是将《三国演义》当兵法看是有道理的。

　　　　当然赵昺知道《三国演义》是本演义，其中三分实七分虚，但因其语言生动活泼，并不晦涩，又加以故事性强，引人入胜，所以非常适合文化水平并不高的普通将领，自己也曾以此来作为军事初级范本来教育自己的侍卫们。

　　　　但赵昺对内容解读却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其反应的不仅有军事上的奇谋妙计，还有战争财政的秘密。可以说，三国的竞争，首先是财政的竞争，其次才是军事的斗争，谁能够建立起更加持久有效的财政体系，谁才能击败其他的竞争者。

　　　　人所共知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属于典型的战乱期。董卓之乱后，整个东汉帝国的财政体系彻底崩塌。这一年，整个中原都处于混乱之中：袁术、袁绍、吕布、公孙瓒等各霸一方，征战不止。这也是东汉末年最残酷的时期，每一个军阀都拼命挣扎，图谋吞并别家，成为最终的胜利者。而各地的州牧和将军们为了供养部队，首先实行的是掠夺式财政政策。

　　　　作为灭亡东汉的第一推手，董卓也是推行掠夺式财政政策的典型代表。攻克了城池之后，他的军队都会将城市的财富洗劫一空。根据以往的经验，更看重货币。他认为只要有了钱，就可以买到一切。他劫持了皇帝之后，就废除了五铢钱，铸造另一种小钱来流通，希望持有更多数量的铸钱。

　　　　在和平时期，这种做法可以直接从民间抽取大量的财富。但在战争时期，由于民间已经抛弃了货币，董卓的做法最终失败。但不管是劫掠钱财，还是铸造更多的铜钱，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军粮。有了军粮，才能招募更多的士兵，才能形成战斗力。但在战乱时期，许多百姓都无法耕种田地，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这时，不管出多高的价格，都无法买到军粮，钱币又有什么用处呢？

　　　　董卓被吕布刺死后，部将郭汜、李傕继续作乱。当时的物价已经涨到了一石粟五十万，一石豆麦二十万，大约是和平时期物价的一万倍。由于没有足够的粮食，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白骨成堆，腐烂的人肉和残缺的尸体处处可见。

　　　　以劫掠作为财政支柱向来是暂时的，正是由于董卓、郭汜、李傕等人大肆掠夺西部，导致农民无法种粮，至于曾经繁华的长安城，更是一无所有，连人都看不到，整个关中平原成为一片荒地。随着粮食的枯竭，军队也成了受害者，战斗力下降，最终西北军阀被东部的军阀所消灭，正是这种暴虐的做法促成了他们的败亡。

　　　　在东部的中原一带，与曹操争天下的二袁——袁绍和袁术，同样不知道后勤的重要性。在争霸战争进行期间，他们的军费是临时筹措的，也以掠夺为主。彼时中原一带尚分布着大面积的水域，有丰富的水产，可以暂时解决军队的食品供应。可一旦进入战争状态，这些水产却无法成为辎重。以致袁绍的军队要靠路边的野枣糊口，而袁术的军队则寻找贝壳充饥。

　　　　在军阀混战时期，货币经济也已经停止，中国重新回到了以物易物的时代。当战争向着长期化发展时，谁第一个反应过来，从掠夺式财政政策走向可持续的生产式财政政策，谁就会成为受益者。而最早发现战争财政秘密的是曹操。

　　　　当所有的人都关注军事，曹操却强调农事。他四下招募流民，把他们安置在许都一带的空田进行耕作，得到了百万石的粮食，为军队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保障。之后又将这个经验四处推广。许昌屯田成功后，他将经验向全国推广，每年粮食产量已经达到了几千万石。

　　　　定都邺城后，由于局势的稳定，除了屯田之外，曹操将普通农田的税收加以制度化：普通的耕地要求每亩收租四升，每户每年再缴纳两匹绢、二斤绵，除此之外不得擅自征收。自此，屯田成为惯例，他及此从强大的北方军阀中脱颖而出。这一看似不经意的举动，成为他统一北方的关键步骤。

　　　　而曹操也最早意识这条规律：战乱时期，最擅长筹措军费的人，就会成为最后的赢家，统一北方后，曹氏的魏国已经到了人人谈论发展经济，讨论如何获得更多粮食的地步。在这个阶段，精通各种经营的能臣辈出，经济头脑已经成为谋士必备的素质之一。

　　　　在三国的竞争中，曹魏也是最重视粮食生产的一方。为了快速生产粮食，政府招募大量的流民，令其耕种土地，这些人称为屯户。按照当时的规矩，如果屯户自己有牛，种地的粮食就和政府对半分；如果屯户没有牛，由政府提供牛，那么种出来的粮食由屯户分四成，剩下的六成给政府。而政府则保证这些屯户不缴其他的税，也不服兵役。屯户的生活反而比普通的农民还要舒服。

　　　　江东在战争对经济的破坏小，意味着孙吴并不迫切需要屯田；而门阀势力更强大，意味着皇帝的命令无法贯彻得那么彻底，行政效率更低下。但孙吴政权仍然进行了一定的屯田工作。由于曹氏统一了北方，江淮一带成了争霸的主战场，孙吴的财政需求也在增加，故而陆逊上表请求屯田。孙权亲自劳动，鼓励农耕，也获得了一定的效果。

　　　　在三国中蜀汉的地盘最小，也有过短暂的屯田。丞相诸葛亮平南蛮，开拓了云南市场；他在四川也大力务农；在陕西境内，也有计划进行屯田，以供征伐，同时姜维在甘肃境内进行了屯田。然而，蜀国的粮食却浪费在了连年的北伐战争之中，这些战争大都没有结果，几乎每一次撤军，都受困于粮食的不足和运粮的困难。且蜀国缺乏应对危机的物质基础，最终蜀汉成为最早灭亡的国家……

　　　　赵昺的发家史是从两艘被其引进浅滩的元军战船开始的，其后他又攻取广州和泉州，也可以说是变相的劫掠财政。彼时他甚至对这种来钱快的买卖十分惬意，甚至有一旦在琼州无法立足就转行当海盗，专干这种没有本钱的买卖的念头。

　　　　行朝同样如此，失去了大片国土后，财政开支只能依靠逃出时携带的资财和爱国人士的捐献，随着流亡日久也将耗尽，没有了银钱支撑，别说招募新军，吃饭都成问题。也幸亏赵昺醒悟的早，知道仅靠劫掠和捐献是难以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行朝也就是形如流寇，早晚要灭亡的，所以赵昺在继位后一直谋划将行朝迁往琼州。

　　　　但是这条路也是走的十分艰难。赵昺十分清楚自己继承了大宋的衣钵，获得了前朝的‘统治权’，却也继承了前朝政权积累下的诸多毛病。虽然只是个流亡政府，可政权内部结构盘根错节，形成了巨大的惯性，这样的政权不可能重新设计政治和经济制度，只能在前朝的基础上做些许的改变，政权也就只能是维持式的，而不是革新式的。

　　　　赵昺在依靠忠于自己的帅府军和近臣的支持下削弱相权，确立了皇权主导地位后，想到的就是自己要想保持皇权独立的状态，就要控制财权，从而才能进一步左右朝廷的走向。所以他利用陆秀夫急于解决财政困难的心情，半强迫的与其达成协议，获得了盐税的分成和吸引人口进行民屯等经济政策。

　　　　与此同时，赵昺又利用事务局的特权，大肆进行走私和海贸聚起了大量的财富。而朝廷获得的财政收入一直处于饿不死也撑不着的状况，必须依靠向内藏库借贷才能维持运转，如此便又借机让总计司参与朝廷的财政，控制了钱物的走向，迫使朝廷不得不与其在政治问题上向他妥协。

　　　　当然手中有钱，也让赵昺可以壮大自己的私军——御前护军和事务局，拉拢行朝中的臣僚，掌握了人事权，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让他更加深信财政为王的道理……

第１１９１章　不败之地（）　
在收复江南后，形势虽然对赵有利，但是他也明白在政治上自己继承皇位是得予流亡政府的拥戴，而非是正统的皇位传承，且德帝依然活着，所以在有些人的眼中，他的皇位是有瑕疵的。财政上税源随着人口和地盘的扩大，定然会得到缓解，但是在经过蒙元残酷的盘剥后也需要休养生息，因而也并不乐观，更严重的是土地高度的集中化。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这个局面直到现代社会才有所改变，而农业社会财政的根本问题就是土地和人。如此耕者有其田则是最为理想的社会形态，也是历朝开国者用来收买人心的口号，赵占领江南后自然也希望能够借此获得江南百姓的拥护和支持，并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可他发现这却不容易。

　　　　首先，由于自靖康之变后，大量北方军民因战乱逃亡到江南，许多北方的贵族世家也跑到南方来购买和霸占土地，土地更加成为稀缺资源。这造成了人多地少的现状，产生了大量的流民。其次是蒙元侵占江南后，权贵们大量掠夺土地，再加上宋朝不抑土地兼并的政策导致田地集中到官僚世家的手中，难以进行土地的再分配。

　　　　蒙元占领江南后，只是将此作为自己的钱包和粮仓，并没有实施有效的土地再分配，也就难以改变土地占有结构。而宋朝当时实施优待士人的政策，官员不仅可以比普通人多占几十倍的土地，他们的土地还都是免税的，同时包括他们的亲属，甚至还可以庇护一定数量的佃客和衣食客。

　　　　因此许多自耕农为了逃避朝廷的税赋，便将自己的土地挂名在官员名下，甚至将自己的土地白送，充当佃户，进而形成了大量的逃户。如此导致大量的佃户就从依附于国家变成了依附于官僚和世族，他们在国家的户籍上没有登记，也不需要服兵役，只需要向他们依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