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攀爬而上，以致尸体堆积如山，几以城门齐高，竟然将路都堵死了。
而后人们又冲上了城垣，人们受不了火浪的炙烤，纷纷跳城逃生，可城池高大，跳下去的人皆被摔死。而他们这些人寻了绳索缒城而下，才得以逃出城外。留在城中的家人他们估计凶多吉少，不是被炸死，就是被烧死、摔死、淹死，或是死在逃跑的路上了。
刘志学等众人听罢皆是默然，他们也没有料到会是这个结果，一场大火竟然让固若金汤的寿州城化作了一片火海，不战而下，但是民众的惨重伤亡又让他们高兴不起来。而此时又有回报，称城中有人自东门出城，他想想下令让开东城门，对出城的百姓勿要拦阻，任他们自去逃命。
城中大火直至次日清晨才渐渐减小，又燃烧了一天一夜才渐渐熄灭。刘志学才遣兵入城，但此时的寿州城宛如一座死城，四处散发着焦臭的气味，犹如下了场黑雪般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黑灰，到处都是坍塌的建筑物，草木皆化为灰，烧焦的尸体随处可见，死里逃生的人也皆是一脸茫然。
刘志学令伤者与以医治，死者运出成为安葬，尽力安抚百姓，并搜捕城中官员和守军。两日后经过粗略统计，城中近十万军民，死于此战的约有六万之多，大部分烟熏火烤而死；城中的房屋损毁十之七八，衙门仓廪皆被焚毁，财产损失无法统计；城中的守敌经点验也不足千人，根本生不起再战之心，如行尸走肉般的乖乖就降……
“都帅，如实上报朝廷只怕会生出祸事来！”帅帐之中却无大胜之后的喜悦，众将也脸色阴沉，二军都虞侯马瑛看向刘志学言道。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数万人知晓此事，你又能堵住每个人的嘴吗？”刘志学摇摇头叹道，“此战计划是本帅制定的，开炮的命令也是本帅下达的，但有责罚皆由本帅承担，你们只是遵从本帅的命令而已！”
“都帅，仗是我们二军全体将士打的，难道都帅要独占功劳？”一师都统严峰听了却是大为‘不满’地责问道。
“呵呵，就是、就是，都帅怎能独占功劳！”三师都统李挺也接过话附和道。
“我以为就如都帅所言如实上报，洒家就不信咱们不伤一兵一卒就攻下了寿州城，他们不奖赏也就罢了，难道还会为多死了些敌国百姓而惩处我等！”二师都统周复不服气地道。
“唉，你不知那些文臣的心思，他们担心的是我等立下滔天之功，抢了他们的风头，没有事情还要生事，况且我们此战确是杀戮太过！”马瑛看向周复叹口气道。他虽随军作战，却是属于文官，归兵部管辖，最知道其中的猫腻，叹口气道。
“战场之上刀枪无眼，不是你死便是我死，哪里还有那么多的顾及，况且此战造成如此大的伤亡也非是我们的本意，主要还是因为敌军守将封堵了城门，导致百姓无法外逃所致，怎能归咎于我等！”周复依然愤懑地道。
“都帅，吾看可以如此上报，就言我们攻城开炮后，敌将眼见不守，放火焚城。可此前又担心城中军民外逃封闭城门，从而导致百姓葬身火海！”马瑛仿佛从其言中得到了提示，眼睛一亮建议道。
“呵呵，不必了！”刘志学苦笑两声道，“虞侯此前也曾劝过本帅慎用火炮，以免伤及无辜，而本帅一意孤行才导致如今局面。本帅也不会牵连虞侯，会在奏章中言明，来日虞侯如范、种出将入相之时，勿要忘记我等袍泽之情就好！”
“都帅说笑了，本官如今也是朝中某些人的眼中钉了，且吾也不屑与那只知自吹自擂的范希文为伍，更不想作贾济川负气而不得志！”马瑛却是冷哼一声道。
“这作何讲？”刘志学本来是恭维之语，没想到却惹得马瑛不满，奇怪地问道。
“都帅以为本朝只是扬文抑武吗？其实对文臣领兵者也是甚是提防的……”马瑛叹口气说起原委。
话说当年宋对开战期间，还有种世衡、张亢两位文官因为关心国防，多次提出用兵方略，而被转换为武职。种、张二人可谓北宋少见的有为边臣，但却最终遭到压制，仕途坎坷，至死未能显达。行行行，不换就不换吧，以文官的身份打仗拓边可以吗？理论上说是可以的。
事实上很多人想，只是没成。范仲淹向皇帝这样说道：“观察使班待制下，臣守边数年，羌人颇亲爱臣，呼臣为‘龙图老子。今退而与王兴、朱观（二人均为观察使衔带兵将领）为伍，第恐为贼所轻”。范仲淹这事开启了文臣耻于换武的风气。
范仲淹也只是编些“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的歌谣自吹自擂，让几个诗人赞美自己“智名勇功不入眼，可用折笞羌胡”，说不战而屈人之兵，派人修几个堡寨混到战功就入朝了。如果想要学晋朝的谢玄，唐朝的韦皋，组建强兵雄峙一方，亲临战阵扫破强敌。那么贾涉的下场就是很好的例子。
金宣宗时代的宋金战争中，宋的反击是非常有限的。无论是西路的安丙、张威，还是中路的赵方、孟宗政，实际权限不过沿边数个州军而已，反击有余，进取不足。按照宰相史弥远的想法，能把金人打回去就谢天谢地了。而在东路，几乎完全靠从金国境内招募的山东义军作战，也不愿意扩编自己的野战军。
当时宋朝在淮东的最高官员是淮东制置使贾涉，他不是范仲淹、庞籍、韩琦这种只会躲在后方让部下修堡寨混战功的文官。当时南宋把楚州交给义军们驻守，然而义军各有首领，朝廷控制力不足。贾涉就招募北方流民万人，组建了一支帐前忠义军，由自己亲自指挥，调动他们攻打金国颇有成效。
但是宰相史弥远得到消息之后，非常恼火。贾涉你擅自自募军队，什么意思？是不是想要出将入相，建立战功了好夺我的宰相位置啊？于是每当贾涉与义军中的龙头老大李全发生矛盾，贾涉想要限制李全势力，史弥远就偏帮李全。
时准摄帅事丘寿迈本来就嫌帐前忠义军都是北方人，不好管理，向史弥远请求批准之后，竟然把这一万人交给了李全。贾涉苦心建立的直属于淮东战区的精锐力量，最终落入他人之手。于是贾涉愤懑辞职，没多久就被气死了。
“如此咱们就先向陛下禀明事实，再向朝廷报捷。如此即便有人借此生事，陛下也能维护我等，而免于为小人所算！”刘志学听了也是愕然，但他觉得两人实在是遇人不淑，而小皇帝非是昏君，又熟知兵事，定然能辨明真相，给他们一个公道……
第１１７９章 好事难做（）
其实无论是扬文抑武，还是同僚相妒，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知道是政治斗争的需要，而根源还是老板要靠谱。比如神宗朝的王韶、哲宗朝的章楶皆是得到了皇帝的支持，才得以一展才华，并得以善终。刘志学追随小皇帝多年，坚信小皇帝不会做出卸磨杀驴的事情，况且当前还需要驴拉磨的时候。
但是刘志学对于朝堂上的那些文臣们还是心存警惕，尽管这几年在小皇帝的打压下他们有所收敛，可他也明白事实上文武之间的明争暗斗并没有停止，只是更为隐晦，也缺乏适当的时机。一旦有了借口，平时那些人便会跳出来群而攻之，他们奈何不了小皇帝，却可以拿自己的过失开刀。
众人当然也都明白其中的道理，因此对于刘志学的提议皆为赞同，先如实报与陛下得知，即可以免于圣上被蒙蔽，也可借机请罪减轻处罚。同时也可以让小皇帝对群臣的攻喧有所准备，免于骤然得知陷于被动。至于朝廷晚于陛下得知‘寿州大捷’，自有一万个借口来搪塞。
第二军的众将达成共识后分别起草了报之小皇帝的战报，详细禀明了攻城面临的困难，战斗前期准备工作，作战计划的制定，以及轰城之后造成的出人意料的后果，并战后采取的一系列善后措施皆一一写明。同时对造成百姓重大伤亡深表愧疚，请求处罚。
对朝廷的捷报自然要简略的多，内容也是避重就轻，多些取得的战果，对于造成的损失则一笔带过，但是六万百姓的死忘看起来依然格外刺眼。在刘志学的坚持下，奏报皆是由他和马瑛两名军政主官联署，这么做除了保全众将之意外，他也明白众将联名则有了‘要挟’之意，担心引起小皇帝的反感，事情反而不美。
在寿州停留三日后，第二军继续依照计划北进，渡过涡河前往宿州与先头部队会合，准备夺取符离。而此后的进军极为顺利，往往炮声一响，敌军便纷纷逃窜，对火炮畏惧之极，少有接战。询问之后，才知寿州这场大火也起到了出人意料的效果，出逃的人群将寿州战后的惨况风似的的传向四方，除了恐怖的大火场面外，且多了许多传奇色彩。
寿州春秋时期曾是楚国的国都，而根据玄学之说，立都的地方皆有龙脉，才能地杰天灵。而在大火中寿州城曾出现‘火龙’在空中盘旋，其实现代人都明白那是因为起火后冷热空气的流动引起的旋流，也就是俗称的龙卷风。但是古人不明，就有了宋军的火炮不仅可以开山裂石，还能弑神杀魔的功能，护佑寿州的神龙被宋军炮火所伤，腾空弃城而走，才导致城池毁于大火……
盱眙城虽然暂时远离了战争，但是依然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每日各处的公文和各个战场的战报汇集在这里，又变作一道道谕令从这里分送各处。赵昺依然十分忙碌，除了批阅奏章之外，还要协调各军的进度及敦促朝廷加紧向前线输送粮草、军械物资，调集兵员，为接下来的大战做好物质上的储备。
而如雪片般的奏章中自然也少不了不和谐的东西，打小报告者有之、出谋划策者有之、还有打着为国出力的名义伸手要官者有之，反正是林林总总皆是无聊之事，这让赵昺本就繁重的案前工作是雪上加霜，不得不分出时间来处理这些狗屁倒灶之事，否则就会有人说你不重视人才，不喜纳谏。
赵昺也知道纳谏自唐朝以来已经形成了制度化，更成了皇帝是否昏聩和英明的标志。从本心来说，他对谏议并不反感，这也是了解社情，倾听民意及发现人才的重要渠道。但是有些人却将这条渠道当成了晋身的梯子，打击异己的工具，并利用皇帝都‘好面子’的特点不得不重视他那些废话。而这皆来援于千百年来文人们乐而不疲的‘清谈’。
清谈误国”这句话现代人都很熟悉了。那么那么，什么是＂清谈＂？为什么古代知识份子，尤其是官僚士大夫阶层，会喜欢＂清谈＂呢？
清谈涵盖的意思比较广，在漫漫的历史长长河中，也因时因地而常有变化。但是有两个特征是不变的，一是清谈对应于俗谈，它谈的一定是高尚话题。象我们平时爱讨论的哪里开了个新馆子啦，王老五又泡了哪个马子啦，这种庸俗的东西是要排除在清谈之外的。
二是清谈的人，必须是文化人。象工农兵的关心的都是四时农桑啦，国土防御啦，这些也都是俗务，不能参与清谈的。清谈的内容开始主要是谈学术。因为中国古代学术没有自然科学，也不讲实验，那么学术的增进主要是靠谈来交流。
这种情况到两晋时期发生了变化。因为那时候门阀垄断了进身之阶，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第一不不需要看工作成绩，第二那时候不用考科举。只要是士家大族子弟，天生就有了当大官的本钱。这样子，自然没有必要关心实际的东西，再加上门阀子弟天生就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所以更不愿意谈论世俗的话题。有关国计民生，自然物理，军事政治等等一概视为降低身份的东西。反而谁要是能“谈“，能把人侃晕，谁就被视为水平高。
所以那时候是在朝也谈，在野也谈，谁也不管正经事。甚至有州县官一到任就关起门来喝酒清谈，在任数年都不知道本地人口多少，赋税几何的。这在当时被视为“清高脱俗”，以此为荣。大家是要争相仿效的。即使是很久后，还有人不断的仰慕，有“可怜东晋最风流”的诗句。这就是后人所说“清谈误国”的由来。
清谈还有一位形影不离的兄弟，就是清议。南北朝时期外族对中原的扫荡和军阀混战，摧毁了门阀士族的社会基础。隋唐始创科举，又打破了士家大族对人事的垄断，寒门出身的知识份子可以参政，官员定期要考核，清谈也只好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就是清议了。
与清谈不同，清议在于论政，针对当时的政治和人物。清议是清谈的孪生兄弟。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与政治息息相关，所以谈着谈着，自然就免不了瞻否时事，品评人物。早在汉末，阉宦当道，官场成了买卖场。在野文士无由仕进，又痛恨政局腐败，所以就“匹夫激扬，处士横议”。
由是可知，清议一开始是在野人士的专利。因为既关心又插不上手，所以就只有“议”。清议当然也不是谁都能议。这些“议员“都是所谓的清流，也就是纯正的文化人。富商大贾再有钱也是没有资格议的，后来甚至不靠科举而登入仕途，或在战场上一刀一枪爬上来的武官，都算不得清流。
而清议比起清谈，显然进了一大步，它所本的是入世哲学。由于清流士风使然，他们不畏权贵，倡导廉洁正义，揭露贪官污吏。如果晋代时还有不同的学派和学说，那么自宋以后，士人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已经高度统一。他们的清议，往往众口同声，其利断金。
在以名节为重的当时社会文士阶层出身的官僚不论在朝在野，都为其所左右。清议俨然已经成为政治舆论的导向，时事的风向标，让统治者都不得不重视起来，因为它的背后是整个封建官僚的土壤——士大夫阶层。
当然任何时代都有主流文化和非主流的文化之分。清议在另一方面，赵昺也以为喜欢研究时事不是坏事，但是一旦脱离实际，胡说八道那就成祸事了。因为他们对待政事和人物，总是从道德角度出发。政务的讨论也首先抢占道德至高点，而不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