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陆秀夫确也是一位干臣，在获知赵昺的部署和计划后，知道此战的意义非比寻常，一旦收复两淮，则江南稳固，且取得了北伐的桥头堡，临安免受蒙元随时南下的威胁。虽知陛下有以大义相胁之意，可还是积极统筹各方力量，悄然做好各项保障。
首先以尚书省的名义以陛下征战在外，事务繁杂为由，将年假向后推迟，令户部筹备大量资金及先行调拨粮草，用于战争所需；令兵部各训练基地将正在训练的新兵和参与冬训的乡兵编组，并分发武器，留置营中，随时接受调遣；令工部将利用农闲修葺城池和水利设施而征调的夫役，以发放工薪的名义集中于苏州、常州、昆山和建康几座府城，准备协同大军作战。
另外，会同枢密院发布命令，以新年之际保护京畿为名，将江东周边的驻军集中，调往运河沿线，随时加入围歼南侵蒙元之敌的作战中；着令吏部甄选官员，从太学中选拔可用之人，作为派往新占之地，组建各级政权的官员；令刑部严格设卡盘查，抓捕敌国探子；而礼部则依惯例举行各种祭礼，筹备新春灯会，以迷惑地方。
此外又密令位于预设战区的各地州县做好动员，一旦战争爆发，立刻组织百姓撤往安全之地，将粮食和牲畜、财物全部带走、隐藏，做好坚壁清野工作。同时又要安抚好百姓，勿要引起动乱，防止有人趁火打劫，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得益于大宋建立的有利基层政权，虽然时间很紧，从朝廷州府到最基层的保甲都很快被动员起来，诏令得以严格的贯彻和执行，其中尽管不可避免的出现些瑕疵，可都通过强有力的手段执行下去，保证了战争准备工作得以在战前完成。
这让赵昺十分欣慰和感激，尤其是像应节严和马廷鸾等准备致仕的老臣也不顾年迈，依然废寝忘食的巡视、督促各地官员，处理突发事件。当然也有部分官员对此不满，以为当下与蒙元和平相处才是上策，擅自挑起大战，于国于民皆是大害，但这些人很快便被控制、查办，把不利于大局的声音压了下去……
局势发展到此，赵昺明白自己的计划已经成功大半，即便可能会有变数，但是大势已成，玉昔帖木儿部已经的笼中虎，再掀不起什么大浪了，被歼灭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扬州城亦是囊中之物，在外诱敌的脱烈都部已经被自己遣兵击溃，残兵远遁五十里之外。城中之敌就是瓮中之鳖，自己随时可以破城，将其尽歼。
按说胜券在握，赵昺应是满心欢喜，可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被件事情困扰，赵昺知道大胜之后必然会擒获大量俘虏，尤其是这种围歼战，而如何处理这些俘虏也是个大问题。从前抓获俘虏后，一般都是将军官处死，兵丁选丁壮入苦役营，作为廉价劳动力使用。
在收复江南的战争中，赵昺采用严厉镇压的政策，将蒙古人、色目人及通敌叛国者皆处以极刑，兵丁编入辎重部队服役。但当下的情况却有了变化，彼时驻扎在江南的元军大部分是汉军和新附军，无论怎么说他们也是同属一个民族。而两淮和中原地区驻扎的大部是蒙元的镇抚军编成，他们是以蒙古人和依附于蒙古人的契丹、女真及来自中亚地区游牧民族的色目人，他们非是本族，依照此前的政策他们面临的只有死路一条。
赵昺知道在中国古代战争中大规模的杀俘并非稀罕事，仅史书所载的历史记录除了白起之外，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时有发生，比如在秦汉交际时代的项羽，就曾“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而在三国和南北朝时期，坑杀也一度成为了处理那些难以信任的降卒或者是报复性屠杀的普遍手段。比如曹操和袁绍之间的官渡之战，曹操便坑杀了袁绍七万降兵。
按照《资治通鉴》记载，曹操在徐州“坑杀男女数十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虽然这一数据有司马光夸大的嫌疑，但也证明了坑杀这一行为至少在曹魏阵营中。而到了南北朝时期，坑杀敌军俘虏，更是成了一种相当常见的行为。比如在《晋书》中就记载后赵开国君主石勒“勒驰如武德，坑降卒万余。”在后燕和北魏的参合陂之战后，拓跋珪也将数万后燕战俘“尽坑之”。
在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坑杀是处理敌军战俘流行的手段。在南北朝之后，坑杀战俘的现象也时有发生。那么坑杀战俘的意义何在呢？实际上这种方式主要有两个作用，一个是通过坑杀，消灭虽然已经投降，但是实在难以信任，无法将他们编入自己军队的降兵。坑杀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因为大量降军所导致的后勤困难。而坑杀的另一个很常见的意图，便是震慑敌军，从而瓦解对方继续战斗的意志。
不过坑杀终究是一种极为浪费人力资源的行为。赵昺知道在同时期的欧洲，处理战俘的一般手段，都是将他们作为奴隶强迫他们进行高强度的劳动，或者变卖。一般被俘虏的骑士之类具有贵族头衔的贵族，则会保护起来，通过他们换取赎金，而一般的普通士兵如果家中无力支付赎金，也会被卖到热那亚或者威尼斯，并通过他们卖给***做奴隶。比较有趣的是，当时中东***也同样是这种操作，如此被俘虏的贵族无疑是可以换得大价钱的金蛋。
只不过在十字军战争时期，无论是十字军还是***，都会选择杀死战俘，而不是将他们作为奴隶或换取赎金。，而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开始，能够花钱赎人的情况却并不多，不过对于被俘的小兵们来说，只要不是因为不被对方将领不信任而坑杀以外，也很少有情况会被卖掉当奴隶。
实际上中国比较普遍的处理战俘方法，还是将这些士兵编入自己的军队中。因此在古代对于战俘，比较稳妥又不浪费人力的处理方式，还是将他们投入到一些无关大局，但是同样规模巨大的战事中。比如秦灭六国之后，便将大量六国战俘投入到进攻百越的战争中，让这些士兵一边征讨一边拓荒，即消耗了大量战俘，同时也使得秦朝疆域得到了极大开拓。在蒙元时期，忽必烈的两次对日征伐，同样是派出了大量来自高丽、金朝、南宋的战俘。
赵昺还知道这一做法，在明代和蒙古人的作战中也常被使用。尤其是在明初明军缺乏骑兵的情况下，俘虏的大元士兵无疑是最好的骑兵来源。也因此大明的开国君主朱元璋对于手下将领滥杀战俘的行为极为反感。而在清初的征战中，降清的明军，同样机会成了清军消灭大顺和南明政权的急先锋。但将战俘安插到一线部队，其实也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
第１１２３章 难以效仿（）
赵昺对于未来如何处理敌占区的蒙古人十分头疼，‘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普遍存在。只是改编鄂州降兵不仅在朝中，就是在军中也是引起了诸多的反对声，不信任一直存在，便是当下参战也是质疑声不断，担心他们的反叛会将整个计划破坏。好在当下护军五旅打得十分顽强，这才压下了质疑声。
从本心来说，赵昺当然以为最好的敌人就是死人，只有从**上消灭才是最放心的。但是他也懂得一味的屠杀并不能解决面临的问题，你将所有与蒙古有关的人员尽数屠戮，那又由谁来提供税赋和从事生产；且屠杀虽然能够起到震慑作用，让敌人不战而降。可同样屠杀也会引起敌军更为坚决的抵抗，死战不降，这对于宋军未必是什么福音。
而另一方面，大规模的杀俘同样会让引发朝中的反对声。别看那些士人们一个个嚷嚷着杀尽鞑虏，并对敌占区的同族百姓都充满不信任，可要是真将这些降兵都宰了，他们一定会转而将矛头对准自己，什么杀俘不祥、残暴不仁、嗜血好杀……等等一连串的帽子都扣在自己的脑袋上。反正他最后是杀、是用皆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赵昺明白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侵略者或是殖民者要能够成功统治所谓的侵占之地，最为重要的就是统治者‘得人心’。当然这里的所谓人心并非所有人的心，就是现代的西方政党选举也只是最大程度上动员自己的支持者，能够取得到中间力量的认可就是硬。
满清能够成功统制中国二百年是获得了明朝旧官僚的支持，且获得了士人和地主阶层的认可；日本人能够占据东北同样是利用了满清遗族的力量，获得了他们的支持才得手的；至于现代强权国家的吃相稍微好看点儿，不再直接占领，而是通过扶植亲近自己的势力和政党，建立傀儡政权，从而实现间接统治。
所以只靠杀人只能是特殊时期的策略，并非是实施长久统治的明智之举。就赵昺而言，当初群臣对他继承大统百般质疑，但也不敢动手杀人，便因大宋的国策即是‘与士大夫共治’，儒士已经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社会其它各个阶级所接受，并渗透到国家的每个角落。
而赵昺若只是因为质疑自己继位的合法性，且不断从中作梗，他就要放手大杀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地位，那么他必将被士人阶级抛弃。所以他尽管憋屈，却不敢轻易撕破脸，只能够通过培植亲近自己的士人势力，来不断削弱反对者的实力，并利用武臣集团来进行牵制，藉此获得他们的支持。
当下赵昺面临着同样的状况，但不同的是一个是敌我矛盾，一个是内部矛盾。如何统治新收复地区，让北地之人为己所用，他所能借鉴的经验并不多。蒙元能成为一统中国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且他们得到了汉人军阀的效忠，以汉人武装为主力打下了大半个中国，显然是成功的，起码初期是成功的，可他觉得自己却难以复制，因为其中有些东西是学不来的。
蒙古人从成吉思汗时代就非常留心拉拢各族炮灰，而在他们的意识中契丹人、女真人等都被视作汉人的，但态度算不上礼贤下士，而蒙古人那时候也并不知道啥是礼贤下士。赵昺认真的分析后以为他们成功说起来让人觉得好笑，也不可思议，他以为正是蒙古人‘马大哈’的算账习惯才让这些汉人军阀死心塌地为其卖命。
耶律留哥是契丹人，乃是金朝北地边将，后来不满女真人的怀疑在辽东故地造反，拉起了十几万人的武装，攻占了金朝东京辽阳。后归附蒙古人，成了其在辽东攻略的好帮手，成吉思汗对他的优待就是把他的儿子薛闍弄到身边当人质。耶律留哥去世时，成吉思汗还要耶律留哥的另一个儿子顶替才放薛闍走人。这种政策也被推行到投靠蒙古人的汉军世侯哪里，谁要是不派儿子到蒙元大汗那里当人质，谁在大汗眼里就是叛徒。
再者蒙古人对金元之际的汉人军阀势力采取了模糊对待的政策，完全不计较他们的过去。董俊是董文炳老爹，而董文炳被忽必烈叫做大哥、史秉直则是元朝唯一的汉人右丞相史天泽的父亲、刘黑马是汉人三万户之首，这些主动投靠蒙元汉人军阀固然受到重用。
而打下巴格达的郭侃祖父郭宝玉、张弘范老爹张柔等一度受到金人重用的人，也很受蒙古人的欢迎。在蒙古人看来，能打的汉子好比漂亮女人，管她的过去干嘛，能干能用就行。就连李全这样和蒙古军多年血战，有血仇的反复小人，其母亲、长兄死于蒙古攻金的乱兵之手，可谓是国恨家仇两者加身，可蒙古人也乐意招纳，并给了李全家族在山东世袭的军政大权。
更重要的是蒙元给的封赏远远超过前人，蒙元给这些汉人军阀庞大的封户股权。传统的中国封建王朝在秦朝以后封户的含金量就开始逐渐缩水，西汉每个封户给侯爷们的年收益是三百到四百文钱，而当时西汉一匹马的价格是六千文，如此一个家有近百亩地的平民家庭年收入才是八千文，算是不少了。
而宋廷的封户含金量只是每户二十五文，缩水了十余倍。可蒙元的封户含金量是丝银全科户，其中封户还包括有医户、匠户等，每户每年上交丝一斤、银四两，此外还有减半科户、止纳丝户等区别，总之含金量是宋朝封户的上百倍。
赵昺曾研究过蒙元封赏数量可以称之为中国历代王朝之冠，李世民给一百一十一家功臣一共封赏了七万一千户实封封户，而蒙元仅给刘黑马一家就赏赐了实封七万户，整个华北蒙元贵族和汉军世侯瓜分了七十多万户封户。且汉军世侯的领地上拥有司法、税赋等全部权限，可以为所欲为。
忽必烈正式建立元朝后，即便减少了汉军世侯的封地，但巨额赏赐不断，蒙元朝廷赏赐最多时将全年七分之一的年收入都赏给了自家亲戚和功臣。而元朝的皇帝们甚至稀里糊涂到怯薛们瞒着他们颁布了千多道旨意，以从中谋取利益，可其对底下人贪污也是爱管不管，但确实是大方到极点的豪爽老板，当然也被汉人军阀们视为最好的合伙人了。
与蒙古人相比，赵昺以为当时南宋朝廷不仅小气，赏赐上不给力，且态度也差了很多，甚至可以称为歧视。他们认为这些汉人军阀有奶就是娘，早就不是贞节烈女，远不如自己手下的嫡系部队忠心，在招纳的北方汉人武装和自己的军队发生矛盾时，便毫不犹豫的采取了无条件支持己方的政策。因此在北方汉人军阀眼中，南宋朝廷并不是好的靠山，不值得为其卖命。
现下虽然时过境迁，但赵昺以为这种思想在朝廷中同样盛行，自己若是敢像蒙古人似的进行大手笔的赏赐，那些士人老爷们的奏本估计得与自己等身，唾沫星子会把他淹死。那些人最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好，况且还是曾经的敌人，所以这招儿他估计大面积实施的话很难行得通。
除此之外，另一个可为借鉴的，赵昺以为非明朝莫属了，即便当下历史已经拐了弯儿，老朱基本上没有了当皇帝的可能，但不妨碍他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毕竟朱元璋在元朝生活了不少时间，对元朝的政治军事状况也非常了解，而且面临的形势也有些相似。
当明军沿着大运河逼近大都时，元顺帝在夜晚像做贼一样离开了。朱元璋没有命令前锋大将徐达追击元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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