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后世还有另一个相当经典的伏击战案例，便是萨尔浒之战后金对刘綎所率明军进行的伏击。在战前，后金军派士兵穿着之前被击败的明军铠甲，并手持之前被击败的杜松部的明军令旗，诱骗刘綎率领明军加速前进。结果刘綎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进入了后金军的埋伏。
那么落入伏击的军队，真的就等于即将全军覆没了吗？其实也未必。伏击在初期对于军队最大的破坏，实际上是对士兵带来的恐慌，因而令军队失控。因此在受到伏击的情况下，如何能够让更多的士兵始终处于慌乱状态，是加重敌军伤亡最重要的一步。
而由于伏击往往是发生在行军地形较为狭窄的地区，所以此事绝不能让敌军从行军状态迅速成战斗队形展开也就成为胜负最关键的事情了。这也是为何古代精锐的要求往往是对突发情况能沉得住气，快速应对。赵昺以为做到这两点，被伏击者实现反杀也不是不可能。
当然赵昺也明白让敌军陷入混乱也只是赢得了战机，此时就要迅速穿插分割遭到伏击的敌军，因为当被伏击的队伍被敌人截断时，才是最危险的。因为在军队被截断后，往往随之而来的便是对于遇伏一方其中一部的围歼开始。
在遇到伏击战的情况下，其实是最考验将领的水平时候。面对这种情况，被伏击的指挥官往往要考虑如何能够尽快收拢手头的己方士兵，然后进行突围了。不过赵昺知道在大势已成的情况下还想要逃出生天，出了敌将出色的指挥以外，还要有相当好的运气了……
“陛下，属下以为若是将江口沿边百姓尽数撤离并不妥当，如此就等于告诉蒙元我们已有准备，他们怎么还会在上钩呢？”众将商讨如何将敌诱过江，发生了争论，多数人以为为了避免百姓的伤亡，应当在大战开始前将居民内迁，而孙恺则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孙都统所说有理，我们若是故意漏出空门，敌将难免会有所怀疑，反而会认为其中有诈！”赵孟锦想想道。
“当下江东其它渡口皆紧邻常州、无锡、常熟等地，皆是人口稠密之所，且是税赋重地，若是蒙元从这些地点渡江损失太大。只有昆山一带最为合适作为伏击地点，可若是漏出破绽，我们一切准备就都成了空！”韩振皱皱眉言道。
“洒家觉得却是无妨，我们既然采用驱鱼入网之策，已经在常州等地加强江防，这里正如韩枢密所言乃是朝廷税赋重地，加强兵力也是理所当然。而兵力集中于此，那么昆山一带兵力必然薄弱，将百姓撤离以防生变也并无什么不妥，且在敌军频繁袭扰下内迁百姓也一向是惯常措施，如此敌军反倒不会生疑。”这时陈凤林捋捋胡子言道。
“嗯，陈都统说的在理，若是在敌军频繁骚扰下，我们不采取应对措施反有欲盖弥彰之嫌。现下不仅百姓要有组织的内迁，御马场也要尽快撤离，这样还能给敌一种这里兵力薄弱的假象。陛下以为呢？”赵孟锦看向皇帝道。
“朕以为有理，但昆山沿江堡寨还是要像以往一样严加防守，不能同时撤出，但要做好应对预案，总之要假戏真做！”赵昺点头道。
“这个有些难，还请陛下赐下锦囊妙计，属下是个粗人，哪里会演戏，别到时演砸了坏了陛下的大计！”孙恺听罢却是苦着脸道。
“孙都统，你三国听多了吧，真当朕是诸葛亮了！”赵昺听了却是苦笑不得，脑子中出现的画风却是诸葛亮战前给各位将军分发锦囊，命令诸将到某处打开第一个锦囊、某处打开第二个锦囊。蜀军依计行事取得大胜，众将叹曰：丞相真乃神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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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48章 醒悟（）
孙恺一句‘锦囊妙计’玩笑话，却在赵昺心中引发了一串涟漪，让他陷入沉思。先说这‘锦囊’以自己所知在古代指挥作战中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也并非诸葛亮所独创，起码其同时代的曹操就用过。其时孙权率军进攻合肥。而之前曹操出征张鲁时，就派人送函到合肥，并写着“贼至乃发”。于是守将张辽等人打开曹操之函，结果里面写到“孙权至，张辽、李典出战，乐进守城。”众将依照行事，真的大败孙权。
从军事学角度上说，所谓“锦囊妙计”其实就是各种作战预案，而随着参谋体系的越发健全，作战预案也就越来越多了，直到现代更是如此。那么，古代的“锦囊妙计”或者说作战预案真的如《三国演义》里那么好用吗？
以赵昺来看，却未必。首先，用“锦囊计”精确控制每一步作战行动是不可能的。指挥作战要尽可能及时、充分、精准地掌握前线信息，而古代战场获取情报的手段非常少，除了逐级上报外，其余全部依靠斥候，也就是侦察兵。侦察兵的速度十分有限，一旦战场距离拉的比较开，侦察兵就无法第一时间送回情报。
东西魏河桥之战，西魏丞相宇文泰率主力与东魏主力决战，双方战阵沿邙山和黄河一线摆开，东西相距大概有一二十里。西魏诸阵之间斥候来往不便，信息报送出现了严重的延时。西魏军左、中、右三军无法掌握友军的战况，以至于当战斗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左军主将竟误以为中军已败而撤退，由此引发西魏全军总崩溃。主帅亲自置身一线，尚且不能确保准确掌握情况，更不要说主帅远离前线时了。
贞观四年唐军灭突厥之战，名将李靖一边轻兵疾进，一边沿路擒捉突厥斥候，大军到达阴山时，“遇其（突厥）斥候千余帐，皆俘以随军。”这一举措，使得颉利可汗完全丧失对前线的控制，以至于李靖大军进至可汗牙帐十五里，颉利才惊觉敌至。这也说明，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说所有斥候都无法提供准确情报。但关键时刻斥候屡屡不可靠，也让统帅不敢任性地给一线将领下精准命令。万一掌握的情况不准，岂不是害了前线军队？
南朝宋文帝刘义隆便是这样的统帅。他身为皇帝却指挥打仗，而且动辄预制方略遥控指挥，命令诸将严格依计行事，有些命令甚至具体到每一处城池如何进攻。数次元嘉北伐中，将帅们对文帝的“锦囊妙计”都头痛不已，但又不敢不依令行事。宋军与魏军作战屡屡失败，文帝的瞎指挥难辞其咎。
其次，《三国演义》中那种“锦囊计”未必真管用。《三国演义》描写的锦囊计，大多用于出奇制胜那种。实战中出奇制胜的招数到底有没有用，是在两可之间的。如果敌我双方在战役层面胜负之数已定，战术层面再多的奇思妙想，也不足以变不利为有利。
北周武帝灭齐之战时，也玩过一出“锦囊计”。北周军夺取北齐重镇晋州后，第一阶段作战结束，武帝考虑到诸军疲累，诏令主力退回关中暂作休整，而以大将梁士彦留守晋州。临退前周武帝以计授之，说北齐肯定会以重兵反攻晋州，到时梁士彦一定要凭城坚守，以消耗北齐军有生力量。
后来北齐果如武帝所料，以十余万大军围攻晋州城。然而武帝预料的消耗敌军有生力量的局面没有出现，反而是梁士彦几乎顶不住北齐进攻，差点丢了晋州。危急关头，武帝不得不放弃既定的“妙计”，急调主力驰援才勉强稳住局面。武帝之所以差点玩脱，正是因为错误地估计了战场形势，制定的战术措施期望值过高。
最后，真实的“锦囊计”只可能出现在战略战役层面。以两个最著名的锦囊计为例分析一下。例如合肥之战的曹操之函，与《三国演义》式的锦囊颇为相似。然而细观逍遥津之战的形势，曹操与张辽诸将在战前已取得战役层面的共识，即凭城坚守、先机制敌。
从张辽、李典、乐进等人拆函后的反应来看，曹操的命令并没有超出他们的预期。从这个角度看，曹操之所以远隔万里地送来这么一个无关痛痒的“锦囊”，主要目的不过是敉平张辽、李典诸人的矛盾，并再次强化统帅和前线将帅之间的战役共识。
而东晋义晋八年，太尉刘裕遣兵平蜀，也曾向前线大将发过一个密函。由于五年前晋军进攻蜀地遭遇了失败，故而东晋高层围绕进兵路线有过争论。可选路线有三，第一条从垫江沿内水北进路途最近，但此道五年前晋军由此进攻被蜀军击败；第二条从安乐沿中水北进路线适中，第三条从犍为沿外水北进最为迂远。刘裕预先定议，主力迂回外水，疑兵各出内水和中水以作牵制。
但刘裕又怕消息透露出去，蜀军会提前戒备，于是故布疑阵，给征蜀统帅朱龄石一个密函，内藏进军路线的最终版，函边题书“至白帝乃开”。晋军诸军不知到底如何进兵，蜀军也无法有针对性地防守，于是只好重点戒备内水方向。朱龄石到达白帝城拆书一看，原来刘裕仍然命令从外水进攻，诸军如法进兵，最终取得胜利。从本质上看，刘裕“锦囊”的实质不过是个烟幕弹而已……
“我是关心则乱啊！”赵昺意识到自己参与制定具体的作战计划其实不止是干涉指挥之嫌，且这种做法是有害无利，也正如前世皇后吴曦所言自己是摆不正身份。
想想自己不在是固守琼州一隅的时候了，那时自己只有一府之地，不足百万人口。说是皇帝，其实做的也就是一个知府的工作，腆着肚子往大里说也不过是一个割据一地的小军阀。自己事事过问，甚至‘亲征’也说的过去，可当下自己已经占据了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区域，管理着数千万的人口，谦虚的说也能算上个皇帝了。
不过他依然延续了此前的管理方式，大事小情还都想一一过问。如此辛苦说好听点儿是事必躬亲，难听点儿就是不想放权，欲做一个独裁者。如此不仅让赵昺觉得自己很累、很烦，也时常感到力有不逮。太后也曾劝过他将些事情交给底下人去做，皇后甚至还给他开了‘批判会’，不过他嘴上虽然答应了，但是心中却是不服，依然如故。
直到刚才孙恺一句无心的玩笑让赵昺忽然醒悟。明白“锦囊”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东西，最终能够发挥作用，与战略战役层面的正确预判是分不开的，事实上都发挥了未战而先算胜败的作用。但是在古代条件下，这种预判都是粗略的、方向性的、战役层面的，并不涉及具体作战行动的安排，才起到了正面作用。
而那种事无巨细全部指挥的“锦囊计”其实已经超越了现下的技术能力，属于不懂军事的人的脑洞了。明智的统帅或将军，一般不会对一线作战做太多干扰，却是制定大方向后，授权前线将领临机指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正是这正是历代帝王亲身经验的体现。
同理，处理政务也是一样，各地政情、民情都有不同，而远在百里、千里、万里之外的赵昺自然不能完全了解每一个事件的细节，并能有针对性的做出处理方案，他若是仅凭自己过往的经验去处理，也许有效，也许就会适得其反。而地方官却是不同，他们能够直面事件，并能了解事件始末，从而根据事件的演化及时做出妥善处置。
赵昺意识到自己工作方法有误后也是冷汗直流，如果再这么下去，自己就也走上了当年大将出征，皇帝授予‘阵图’的瞎指挥老路上了。于是他断然退出了会议，改由韩振主持会议，但内容也只是涉及战略方向和方针，针对可能出现的战略问题制定相应预案。至于具体的作战计划，赵昺则授权赵孟锦去制定和执行，战术问题下放到军、师，他只要结果。
江东作战会议也随之很快结束，在授予兵符之后，众将各归驻地紧锣密鼓的展开。而赵昺很快就对自己此前的决定大呼幸运。在西征之战中，他参与了作战计划的制定，但同时也授予了文天祥‘机宜’之权，可以对作战计划进行调整和改变，而不需层层请示，导致贻误战机。
进军川蜀面临的第一关就是冲破三峡天险。长江三峡处于长江中、下游交接之地，东出有长江水道，顺流可到荆州平原、江汉平原及江南大地。东北部有巫、巴山脉环绕。西部有川江、嘉陵江之险，以及成都平原之富。北部有汉中，能通中原，进关中。同时由于山高水险、河谷幽深、关隘丛生，三峡又具备与外界阻隔、封闭的条件，为历代兵家据险而守、破险而攻的必争之地。
三峡是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三段峡谷的总称。它西起它西起重庆市奉节县的白帝城，东迄湖北省宜昌市的南津关，跨奉节、巫山、巴东、秭归、宜昌五县市，全长约四百里。这里山势雄奇险峻，江流奔腾湍急，峡区礁滩接踵，夹岸峰插云天，是闻名遐迩的游览胜地。自古就有“瞿塘雄，巫峡秀，西陵险”的说法。
三峡区域的自然地理位置，决定了这一区域通常采用水战和山地战的战争模式，决定了其区域内通常使用舟船、弓弩、浮桥、堡寨、关隘等天然武器和工事，也决定了三峡区域的占有者的战略格局只能是防御为主。而要在三峡区域进行的进攻性战役，就是摧毁三峡的军事防御工事，冲破三峡天险。
三峡既然军事地位突出，那么必然也会设防，历代在峡谷两岸修建了诸多的堡寨，并在险要之处筑城，布置重兵防守。不过在蒙元先后平定川蜀和江南后，这些军事堡寨便丧失了其军事价值，且蒙元不擅攻坚，又担心有抵抗者利用这些堡寨形成割据，便拆的拆、废的废，只保留少部分作为驿站使用。
蒙元自废武功对于大宋西征来说可以算是件幸事，但是在大宋收复江南，尤其是攻取峡口外的夷陵、江陵等城池后，蒙元也意识到宋军有可能会溯江而上征伐川蜀。于是试图恢复峡谷中的军事堡寨，但是拆起来容易，重建却难了，所以只能采用重点防守的策略，利用峡谷中的关隘阻敌西进。
三峡的第一个峡叫瞿塘峡，又叫夔峡。长江到了这里骤然变狭，最窄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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