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宋末之山河动- 第643部分

　　　　首先从政治上讲，贡乃是臣服者向胜利者奉献，这在古代发展成了一种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制度和礼仪。即作为统治阶级的特权，同时也可以彰显自己地位的形式，迫使臣服者纳贡体现出了自己的权威。这在封建社会也是帝王维护统治的一种方法，想要去除就等于自取灭亡一般。

　　　　再有封建社会，不同品秩之人的饮食用度，都有着严格的区分与等级规定，居下位者，就算得到了不属于自己使用范围内的东西，也必须要呈献给上位者，否则就是僭越。且封建时代的特供，除了有产品质地上乘、珍异难求之类的因素外，就连瓜果蔬菜长得忒巨大，也不是普通人能享用的，必须要敬献给皇帝。

　　　　另外这也是皇室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皇帝作为天下之主，吃穿用度都得是天下最好的，因此各地进贡的东西不止是什么金银财宝、珍禽异兽、奇花异草，而是涉及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吃的油盐酱醋，从里到外的穿戴，写字的笔墨纸砚，烧的炭，喝的茶，甚至出恭用的手纸都是各地进贡的，这省下的都是钱。

　　　　制度和惯例使然，赵昺也只能入乡随俗了，但也是有底线的。他以为在官场上，收点儿小礼物，可以视之为人之常情，可如果礼品的价值过限，就是腐败了。同理，皇帝按照定制收受贡品，自是帝王维持正常生活和统制的需要。一旦皇帝过度收受贡品，毫无节制的收受礼物，那也是一种严重的腐败行为，当然就是犯罪了。

　　　　因此赵昺自继承皇位后，便一再消减各地的贡品，在琼州时甚至一度取消。而收复江南后，才有所恢复，这不仅是生活所需，也是昭示百姓已经换了天。但他也是一再以体恤民生为由，减免各地的贡物，加大在市场的采买维持所需。

　　　　可习惯使然，地方官吏们想着弄点稀罕物上贡，一者也有真的表示自己孝心；二者也存着一旦皇帝见了龙心大悦，自己也就飞黄腾达的侥幸心理。所以时常换着花样的给赵昺上贡，使他不得不分心来处理这看似的小事，将那些劳民伤财，哗众取宠之物勾销，即便是必须之物也予以勾减……

　　　　审核地方贡物这种事情还算轻松的话，那么审核死刑这事赵昺就不能不慎重了。在古时候执行死刑一般都是在秋冬季节，也就是影视剧中常说的‘秋后问斩’。而之所以选在秋冬季节集中执行死刑，其实谁也说不大清楚，按照师傅们的解释是因为要顺应天意。

　　　　在古人的自然神权观里，春夏是万物生长的季节，而秋冬是树木凋零的季节，象征肃杀。人的行为包括政治活动都要顺应天时，处决犯人也是如此，否则要受到天神的惩罚。皇帝即是天的儿子，更要遵守天意，按照天时行事。而赵昺以为主要是考虑示警的作用，农民在秋冬二季较为空闲，也方便地方官动员民众观看，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看着堆积在书房中的案卷，赵昺实在有些头疼，这些都是关系到人命的东西，自己御笔一勾就是条人命，让他不能不谨慎，可要全部通读一遍这工作量就不小，别说从中一一甄别了。所以现在他处理完日常的公务外，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消耗在审核工作上。

　　　　可能有的人会说，你傻啊，有必要自己看案卷吗？黑脸老包向来都是先斩后奏，根本就不需要事先禀告皇帝，事后做个备案就算完了，用你这么劳心劳力啊！那赵昺只能苦笑着告诉你——戏看多了。首先就要告诉你，包拯虽然是宋朝人不假，但这个时代的戏曲真的没有什么‘包公戏’。

　　　　其实“包公戏”是在元朝兴起的，至晚清时才终于蔚为大观。数百年间，包公审案的故事被编入杂剧、南戏、话本、评书、小说、清京剧，以及众多地方戏中；近代以来，包公案”还被多次改编成影视剧。无数中国人都通过“包公戏”了解古代的司法制度与司法文化；一些学者也以“包公戏”为样本，煞有介事地分析传统的“人治司法模式”，反思“中国传统司法迟迟不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原因”。

　　　　赵昺只能说，戏剧作为一种在宋代文明湮灭之后才兴起的民间曲艺，“包公戏”的故事几乎都是草野文人编造出来的，他们在舞台上重建的宋朝司法情景，完全不符合宋代的司法制度。如果以为“包公戏”展现的就是宋代的司法过程，那就要闹出大笑话了。

　　　　后世传颂的包拯办案就如《封神榜》中的各路神仙登场必亮出法宝，“包公案”的包青天也携带着皇帝御赐、代表最高权力的各类道具，元杂剧中尚只有“势剑金牌”，到了明清传奇中，则出现了权力道具大批发：金剑一把、铜铡两口、锈木一个、金狮子印一颗、一十二第御棍。断皇亲国戚臣的黄木枷梢黄木杖，专断人间事不平的黑木枷梢黑木杖，打三司并九卿的槐木枷梢槐木杖，日断阳间夜断阴所用的桃木枷梢桃木杖……

　　　　这里的“势剑”“金剑”，即所谓的尚方宝剑；“金牌”即丹书铁券，俗称“免死金牌”；“铜铡”后来则发展成我们非常熟悉的“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龙头铡专杀贵族，虎头铡专杀官吏，狗头铡专杀平民。凭着这些神通广大的法宝，包青天成了有史以来最厉害的法官，遇佛杀佛，遇鬼杀鬼。

　　　　有意思的是，包公所要对付的罪犯，有时候也拥有类似的法宝。于是，本来应当以法律为准绳分出黑白是非的司法裁断，演变成了谁拥有的权力道具更厉害谁就胜出的权力对决，恰如周星驰电影《九品芝麻官》所演示的那样：一方祭出御赐黄马褂护身，另一方祭出可破黄马褂的尚方宝剑，这也坐实了批判传统的人士对于“人治司法模式”的指控。

　　　　然而，赵昺只能笑着告诉你如此富有戏剧性的权力道具对决的情节，决不可能出现在宋朝的司法过程中。包公不可能手持尚方宝剑——因为宋代并没有向大臣御赐尚方宝剑、赋予其“如朕亲临”“先斩后奏”的超级权力的例子。包公的三口铡刀更是民间文人幻想出来的刑具，因为历代都未见将铡刀列为行刑工具，这更像是从蒙古人用于铡草的铡刀获得灵感。

　　　　至于免死金牌，这东西还真有，不过正名却是叫做——丹书铁劵……

第1030章　包公违法（）　
赵昺掌政后一直希望建立其依法治国的制度，对此‘法外开恩’的道具自然做了番研究。其实所谓的“免死金牌”，是在宋朝开国初太祖皇帝赵匡胤为安抚地方军阀用的招数而已，其曾赐李重进、苗傅、刘正彦等将领丹书铁券，但赐丹书铁券并非常制，且随李重进、苗傅、刘正彦叛变事败，自焚、被诛，铁券也随之被销毁，铁券之制遂不复存。因此在宋朝司法过程中，不可能出现丹书铁券对抗尚方宝剑的戏剧性情景。

　　　　可见即便领了丹书铁劵的人也并非就能都能逃得一死，且是赵匡胤的个人行为，其后再为出现赐丹书铁券的好事发生。而据赵昺所知事实上宋人的法制观念是排斥免死金牌的。他们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故王者不辨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

　　　　太宗时，任开封府尹的许王赵元僖因为犯了过错，被御史中丞弹劾。元僖心中不平，诉于太宗：“臣天子儿，以犯中丞故被鞫，愿赐宽宥。”太宗说：“此朝廷仪制，孰敢违之！朕若有过，臣下尚加纠摘；汝为开封府尹，可不奉法邪？”最后，贵为皇子的赵元僖“论罚如式”。

　　　　宋太宗也曾想庇护犯法的亲信，陈州团练使陈利用自恃受太宗宠爱，杀人枉法，被朝臣弹劾，本应处死刑，但太宗有意袒护他，说：“岂有万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宰相赵普抗议道：“此巨蠹犯死罪十数。陛下不诛，则乱天下法。法可惜，此一竖子，何足惜哉。”最后太宗不得不同意判陈利用死刑，想想皇帝本人也庇护不了犯罪的亲信，何况免死金牌？

　　　　由此可见宋人的司法，并不倚重代表特权的权力道具，而更强调三尺之法。至少在理论上，宋朝法官要让犯死罪的权贵伏诛，只需凭头上三尺之法，不必看手中有没有尚方宝剑。

　　　　而如潮剧《包公智斩鲁斋郎》、川剧《破铁卷》讲述的世家公子鲁斋郎自恃有祖传的丹书铁券护身，无恶不作，无法无天。为了能将其铲除，最后包公只好采用瞒天过海的非常手段，在刑事呈报文书上将“鲁斋郎”写成“鱼齐即”，骗得皇帝核准死刑，批回文书，再改为“鲁斋郎”，才将这个大恶霸押上刑场处斩的事情。

　　　　所以在此案中的包拯才是个‘二傻子’，其费劲巴适的忙乎半天完全是画蛇添足，根本不需要。事实中就像包公审案中诉讼两方被带上公堂，下跪叩首，然后整个过程都一直跪着及“那厮你怎么不跪！”的戏码在现实中都不会出现。

　　　　赵昺知道按照现代人的研究认为在古代司法实践中，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诉讼……涉讼两造，包括其他干连证人等一旦到官受审，不仅要下跪叩首，而且还要受到‘喝堂威’的惊吓。这一制度的设定，是为了“使涉讼之人在心理上有了自卑感。

　　　　跪礼在宋代之后，含有卑贱、屈辱之义。事实上，赵昺当了这么多年皇帝，臣僚们日常上朝都是躬身施礼，不必行三拜九叩的大礼，不过他们却不能坐着，只能站着听自己训话。而诉讼过程中有点儿像现代司法中，在宣判前‘不能确定谁有罪的情况下’，只能以嫌疑人对待，不会出现‘跪讼’的情况，当然也不会像现代给他们座位的。

　　　　这些当然也不是赵昺瞎说，而是有明文规定的。据官箴书《州县提纲》规定的州县审讼标准化程式是：“受状之日，引（诉讼人）自西廊，整整而入，至庭下，且令小立，以序拨三四人，相续执状亲付排状之吏，吏略加检视，令过东廊，听唤姓名，当厅而出。”可见宋朝平民到法庭递状起诉是用不着下跪的。

　　　　朱熹当地方官时，甚至还曾制订了一个“约束榜”，对诉讼程序作出进一步的规范，其中一条说：州衙门设有两面木牌，一面是词讼牌，一面叫屈牌，凡非紧急的民事诉讼，原告可在词讼牌下投状，由法庭择日开庭；如果是紧张事项需要告官，则到“屈牌”下投状：“具说有实负屈紧急事件之人，仰于此牌下跂立，仰监牌使臣即时收领出头，切待施行。”跂立二字也表明，民众到衙门告状无须下跪。

　　　　进入庭审阶段，按《州县提纲》的要求，开庭之际，法吏“须先引二竞人（诉讼两造），立于庭下。吏置案于几，敛手以退，远立于旁。吾（法官）惟阅案有疑，则询二竞人，俟已，判始付吏读示”。朱熹的再传弟子黄震任地方官时，也发布过一道“词讼约束”，其中规定：法庭对已受理的词讼，“当日五更听状，并先立厅前西边点名，听状了则过东边之下”。也就是说宋代法庭审理民事诉讼案，并未要求诉讼人跪于庭下。

　　　　不过跪讼的制度当下确是在一江之隔的蒙元的诉讼人的规定动作，他们那边都是跪着听讼的，所以赵昺以为后世的明清正是继承了蒙元的这项制度，只有取得功名的士子乡绅，才获得“见官免跪”的特权。而“包公戏”的编剧们，显然是将元明清时期的庭审制度硬套到宋人身上去了。

　　　　另外我们看“包公戏”或“包公案”小说，还会发现一个细节：人们到开封府诉讼，不管是大案小案，还是刑事民事，都由老包一个人审理，仿佛偌大一个开封府，只有包青天一个法官，加上御猫展昭这个刑警队长领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几个衙役，再顶多有一个公孙策在幕后赞襄，其他人连打酱油的机会都少。

　　　　但实际上，宋时开封府设置有庞大的司法机构，其中的判官、推官、司录参、左右军巡使、军巡判官、左右厢公事干当官，都负有司法之职能，他们的主要职权便是审理刑事案与民事诉讼。百姓到开封府告状，通常是左右军巡院受理，开封知府不过是统率一府之公事而已。如果每桩案子都要包公亲审，老包估计早就鞠躬尽瘁了。

　　　　其实赵昺刚来到这个世界时，也以为如此，事实上在他掌政琼州的初时也是这么干的，一地主政官员就几乎包揽所有诉讼。这其中自有手下缺乏可用之人的缘故，更多的还是不懂，而随着政局稳定，行朝的迁琼，他才发现宋时已经有了司法专业化的构架，已经建立起一个专业、专职的司法官员队伍来处理司法事务了。

　　　　州郡一般会设有三个法院：当置司、州院与司理院。有些大州的州院、司理院又分设左右院，即有五个法院。当然一些小州则将州院与司理院合并，只置一个法院。每个法院都配置若干法官，叫做录事参军、司录参军、司理参军、司法参军。主管当地置司的推官、判官，他们的主要工作也是司法。他们都是专职的法官，除了司法审案之外，不接受其它差遣，即便是来自朝廷的派遣，也可以拒绝。

　　　　此外随着各级机构的完善和建立，赵昺还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近现代出现的司法考试，其实在宋时已经出现，也就是说宋朝的司法官在获得任命前，必须通过司法考试，只不过叫做‘试法官’。考试由大理寺与刑部主持，两部相互监督，以防止作弊，并接受御史台的监察。

　　　　试法官每年举行一次或两次，每次考六场，其中五场考案例判决，一场考法理。案例判决必须写明令人信服的法理依据、当援引的法律条文，如果发现案情有疑，也必须在试卷上标明。考官逐场评卷。考试的分数必须及格，且标准很高，绝不是六十分就行的，且对重罪案例的判决没有出现失误，才算合格。

　　　　可惜的是宋人开创的高度发达的司法体系，以及司法专业化的历史方向，并未为后面的朝代所继承，元明清三朝的司法制度，退回到非常简陋、粗糙的状态。，府县的司法完全由行政长官兼理。长官力不从心，只好私人聘请刑名师爷襄助。

　　　　所以《三侠五义》中的公孙策，其实就是清代艺人根据当时的刑名师爷形象塑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