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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钩弋夫人能活到五十岁，那么，昭帝之后她必然是太皇太后。如此尊贵的身份，在朝中注定是说了算的。就是说，钩弋差不多要影响乃至左右朝政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里，她会不会成为新的吕后，会不会成为像日后东汉的梁太后，乃至像西晋惠贾皇后那样的妖孽，也未可知。
因为无限权力之下，什么样的丑事、恶事都可能发生。可见看似不通人情的残酷的防范原则，在封建专制社会的皇位继承中，却也有一定的预见性和合理性。
其后世的武则天则又完美的诠释了这一原则，从其为了取代而栽赃王皇后，不惜掐死自己的亲生女儿算起，为了实现登上权力顶峰的梦想，她先后害死了自己的女儿、儿子、儿媳、兄弟、姐妹、侄女、孙女、姑母等不下二十人，被她害死的高官也有近百人。更惨无人道的是，她也用类似吕雉的残酷手段来对付她丈夫唐高宗留下的宠妃萧良娣，把被剁掉手脚的萧妃投入酿瓮中，使之受尽屈辱折磨而死。
因此赵昺觉得杨太后能很快相通这件事，不是其有汉武帝一般的政治智慧，否则也不会执意立吴曦为后，可其还是一位母亲，一个王朝的守护者。想当年杨太后在国亡的前一刻受命保护两位小皇子仓皇出逃，要知道其可是在深宫多年的妃嫔，虽说不受宠，却也是锦衣玉食，哪里受过什么苦。
但是她却能在敌军的追击下不畏艰难，保护着两位幼子一路逃到福建，其过程可谓九死一生。而后岁月的艰难自不必说，不仅受尽磨难，杨太后还承受了亲子病死的惨痛，可其很快又立赵昺为帝，以延续国脉。而让一个女人变得如此强大，正是因为母性的伟大，使她可以为了自己的孩子牺牲一切。如今当其发现吴家可能威胁到赵氏的利益后，也毫不犹豫的选择站在了他的一边。
赵昺自来到这个世界最亲近的人可以说就是杨太后了，十年间给了他跨越千年的母爱，并给予了他无私的支持，可以说若是没有其也便没有他的今天，更不可能掌握大权。同时其也是赵昺最为‘惧怕’的人，但绝非那种表面上的怕，而是从心眼儿里的怕，怕让这个可怜又坚强的女人伤心、难过，怕自己让其失望。所以在杨太后表明其态度后，赵昺也终于松了口气。
不过赵昺知道即便自己获得了杨太后的支持，但是处置吴家也是一件极为冒险的事情，他如此做其实等于在与整个士人集团对抗，从他们手中抢夺权力。因为按照儒家的治理思想，天子“君临天下”，但应当“统而不治”，所谓“无为而治”、“垂衣裳而天下治”、“恭己正南面而已”，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从表面上看，毫无疑问宋室君主处于这个权力结构的最顶端，具有最尊崇的地位，同时也是名义上的权力源，所有的诏书都必须以皇帝的名义颁布。但是在士大夫们看来皇帝最好只是作为主权的象征、道德的楷模、礼仪的代表而存在，并不需要具体执政；国家的治理权由一个可以问责、更替的朝廷机构来执掌。
赵昺知道这种国家体制类似与现代的君主立宪制，用现代政治学概念来说，这叫做“虚君共和”；用宋人自己的话来说，叫做“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当然在封建社会的整体下，宋代的实际权力运作当然离理想的“虚君共和”尚有很远的距离，但“虚君”显然是宋代士大夫阶层的重叠共识。
北宋人曾肇说，“帝王号令，务要简大。若夫立法轻重，委曲关防，皆有司之职，非帝王之务。”与其同时代的罗从彦也说，君主“除礼乐征伐大事之外，其余细务，责成左右”。南宋的大理学家陆九渊说，“人主高拱于上，不参以己意，不间以小人，不维制之以区区之绳约，使其臣无掣肘之患，然后可以责其成功。”影响南宋思想的理学家朱熹也认为，“人君之身端本示仪于上，使天下之人则而效之”，实际的治理则“只消用一个好人作相”。朱熹的朋友兼论敌陈亮也提出，“端拱于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
因而如果宋朝的历代君主意欲揽权，则会被视为“越俎代庖”、侵占政府的正当权力，因而免不了要遭受群臣抗议：“今百司各得守其职，而陛下奈何侵之乎？”“天子而侵宰相之权，则公道已矣！”所以即便是皇帝本人，也不敢公然与士大夫的治理共识唱反调，连一向强势的太宗皇帝也不能不承认，“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真宗亦自言“朕未尝专断”；仁宗更是“虚君”的典范，“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当时有人评论说，“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
皇帝如此软弱无为，竟然导致有些谏官都看不过去了，质问仁宗：“今政事无大小，皆决于中书、枢密，陛下一无可否，岂为人主之道哉？”仁宗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屡有人言朕少断。非不欲处分，盖缘国家动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宪度，便成过失。以此须经大臣论议而行，台谏官见有未便，但言来，不惮追改也。”所以宋人自认为，汉唐以下言家法者，莫如我朝；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宗。
按说作为来自现代社会的赵昺应该十分乐于接受这种‘民主共治’思想，但是他现在却难以接受。当然这不止是他对于权力的贪恋，而是因为这种不纯粹的民主实际上已经成为皇权和相权之间争斗的根源。若是在和平稳定的时代，他尚可接受。可在这动乱的时期，这种民主便成了致命的缺陷，使得君臣之间相互扯皮，政府效率低下，执行力被削弱，结果只能是战略上往往被动、滞后，战术上处处挨打。
所以赵昺以为非常时期当行非常之法，他不期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独裁者，但是也希望能掌握权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班子，如此才能应对复杂多变的时局。他是这么想的，也是一直这样做的，几番争斗下来也算是掌握了主动权。但是进入江南后，随着江南士人的涌入官场，此前那种根深蒂固的‘虚君’思想也随之开始影响到朝廷的运作。
而吴家作为江南士大夫势力的代表，理学的坚强拥趸者，那么双方因为理念上的分歧，产生冲突是必然，即使联姻也只能解决一时，却不能保证长久的妥协。赵昺觉得以其等矛盾爆发，不若先一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统一了思想，消除根本上的矛盾才能实施自己计划。
赵昺在琼州时想的是收复江南后，自己便可以获得充足的财赋及人力的补充，进而可以大举对蒙元用兵，以季风扫落叶之势收复中原，将蒙古人远逐塞外。但他发现现实与自己的构想还是有极大的差距的，内外形势和面临的情形与隋朝有着很大的相似度。
那时经过多年的战争，四百年上下长时间的大分裂时代，终被隋朝划上了句号。中华民族在四百年的过程中海纳百川，吸收胡族尚武之风，汉化了胡族，民族实现融合。可这“阵痛”以及遗留问题又哪有那么容易过去！经过隋文帝的整合后，形势依然不容乐观，而随后这个任务就落到了隋炀帝杨广的身上。
隋炀帝此人在历史上的评价，一个‘炀’字就说明了问题。但是也不能因此全盘否定了其功绩。他斯一上位面临的不光有民族融合问题，尚有世家控制了文官系统，贵戚控制了军队实权，“皇帝”就相当于“世家联盟的领袖”。换言之，皇帝多有掣肘，所以杨广要巩固统治，唯有集权！
杨广修大运河的事情则是人尽皆知，而史书上往往强调其是为了满足自己下江南的私欲，却忽视了大运河的作用，它连接南北全国各地，加速了南北融合，便利的交通也利于隋朝控制、消灭地方集团势力的威胁。此运河对于后世华夏之重要性，大家有目共睹。其进一步发展科举制度，恢复“国子监”、“太学”，打开寒门冲击上层的通道；打击突厥等外族，重建了西域丝绸之路。
而杨广之过其实罪在三伐高句丽之战，导致了隋朝的灭亡。赵昺一直认为以隋的综合国力，灭高句丽应是易如反掌之事，而之所以连连失败，则是败在杨广不知兵，且刚愎自用，亲自出征指挥，如此一来造成军事指挥错误，二来为保护君主军队有所顾忌。
另外君主因一己之事功，求片面荣耀，为意气颜面，不计代价，对弹丸之地数次倾全国之力，终至大错。本来征伐失败无甚大碍，只因亲征失利而意气用事，一方面一得力将帅即可解决，却征用举国财富人士，再次以身犯险重蹈前辙。
三次出征的失败导致了统制集团的分裂，使隋朝两代皇帝拼尽力气削弱的世家大族重新壮大，中央集权再度被虚弱。于是乎杨玄感跳了出来，你杨广不行，换我做皇帝吧；李渊为首的关陇世家，叛变了；山东世家大族拥立窦建德，叛变了；贵戚重臣宇文家族、王世充，叛变了，对赵昺来说这都是教训啊……
第９１８章 各有不同（）
赵昺以为当时隋朝收拾了魏晋的烂摊子，另立了乾坤，是需要锐意改革，但错在杨广操之过急。开科举是功在后世，利在千秋的好事；迁都洛阳，占据中原要地，亦是巩固统治的必需；开运河贯通南北，也是促进民族融合，物资流通的好事；而征高丽是开疆拓土，巩固边防的需要。可以说这几件事杨广做的都不算差，但最后怎么就落了个暴君之名呢？
当前赵昺面临的情况应该说与杨广相似，在世人眼中他领兵收复江南是延续大宋的国脉，可大宋已经陷入敌手十年，说是复国不若是重新开国。他现下也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来巩固统治，北伐中原来完成统一。他们欲发动战争的原因却是一致的，都是想通过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携大胜之威来促进内部的改革，且以此来缓和国内的矛盾。而他与杨广之间的差别就在于一个是好大喜功，一个是迫于形势。
杨广征高丽一败再败，但他为了面子却一意孤行，连番出兵，而没有顾及开科举引发的统治阶层间的矛盾，迁都和修运河已经是举倾国之力，民力和物力几乎消耗殆尽，从而导致国内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矛盾爆发，而贵族借机反叛，利益集团分裂，陷入万劫不复，导致隋朝两代而亡。
赵昺比之杨广胜在头脑尚还清醒，没有因为连番胜利而傲娇，而他发动战争也是为了改善被动的防御态势。与此同时，在他意识到自己的底子太薄，迁都、亲祀、大婚等一系列的大事不仅将国库的积存消耗殆尽，连自己的私房钱也没剩几个。
而战争打的就是钱粮，一旦战争不能按照计划迅速取胜，陷入胶着状态，就得靠增加赋税来维持战争，结果显而易见。另一方面，赵昺发现朝廷内部已有分裂的迹象，而对于自己的改革士大夫阶层也一直十分抵触，废黜自己的心思一直就没有断过。
所以赵昺及时踩了刹车，以免矛盾激化，重蹈杨广的覆辙。而回手先行积存钱粮，整顿朝廷内部，稳定民心、军心，再待时机。那么吴家作为江南士大夫阶层的领军人物，就有可能成为自己改革的潜在障碍。但也会成为赵昺的心头之患，其若是配合自己完成改革，作为有功之臣，自己只能大加封赏，使其地位更为稳固；若是领头反对，就必须加以镇压。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赵昺算是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妙处，无论吴家怎么样，即使是闭嘴不言，也难以让他消除怀疑。而他来时之所以大张旗鼓的领兵回宫，就是欲先行处置皇后以做个预热，先行除去吴家在宫中的臂助，却没想到的是吴硕这个败家玩意儿居然拦驾耍威风，还大放厥词，让他有了一个能够处置吴家的合情合法的理由
上元节午宴便皇帝的家宴，往年只有太后和赵昺两人，今年自己一下娶了五房媳妇，自然热闹了不少。她们之中有能歌善舞的，有会吟诗作赋的，加上陈淑这个活宝调解气氛，把一场午宴搞得有声有色，全无往日的冷清和沉闷。而赵昺发现吴曦真能藏事，居然表现的亦十分得体，丝毫没有受到家事的影响。
家宴一直持续到了黄昏，已经到了点灯时分，众臣请皇帝和太后及众后妃登城观灯，与民同乐。赵昺准奏，亲自为太后扶辇，领着后妃登上城楼，接受万民的朝拜。而此时灯山皆已点亮，照的如白昼一般，而向远处张望，城中亦是灯火点点，宛如空中银河坠落人间。
城头之上已然搭建好了彩棚，楼上皆垂黄绿簾，中一位乃御座，用黄罗设一彩棚，有内侍执黄盖，掌扇列于簾外。两朵楼各挂灯球一枚，约方圆丈余，内燃椽烛。簾内亦布置了乐队，楼下用枋木搭起一座露台，露台用彩结，两边皆有侍卫排立，身穿簇新的军服，持枪面向外警戒。城上东棚演奏，露台上表演杂剧，近门亦有护军排立。百姓皆在露台下观看，而乐人不时引导百姓山呼万岁。
“那些台上都是何人！”赵昺居中就坐，其他人亦是各自就位。他向城下看去，只见宫门前临街已然建有几十座看台，他扭脸问王德道。
“官家，那边皆是左、右相，枢密使和六部尚书及他们的家眷在台上。”王德听见陛下招呼，马上凑过来回答道。
“哦，那其他官员呢？”赵昺点点头，自己在楼上看灯，那些大臣们只能在楼下看台上观灯了，他又向下边左右张望着问道。
“官家，那些品阶不够的官员只能挤在人群中，挨挨挤挤的赏灯了！”王德嬉笑着道。
“嗯，这才叫与民同乐，朕坐在这里赏灯却是与民添麻烦。”赵昺却是苦笑着道。
“官家切不可下楼，万民赏灯是假，欲见龙颜才是真。若是官家下楼，岂不是会惹得百姓们争先一睹龙颜，那还不天下大乱了。”王德听了还真怕小皇帝一时兴起下楼与民同乐去，连忙讲明厉害关系道。
“呵呵，开个玩笑罢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