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忽必烈震怒，将王著、高和尚和留守大都的中书省平章政事兼枢密副使张易通通处死，阿合马死后，真金荐举支持汉法的和礼霍孙出任右丞相，并告知其大胆对朝廷体制进行改革，自己做他的后盾。与此同时又大量起用汉儒以为后盾，中书省以何玮为参议，徐琰为左司郎中，又征召潞州的杨仁风、东平的马绍，并任用杨恭懿到中书省议事，命卫辉总管董文用练达官政，与杨恭懿同调入中书省中。
赵昺一直抗拒儒士们的教导，就是因为担心自己被他们‘教坏’了，因为他懂得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道理。这些士人做事有激情，有担当不假。但是也太过理想化，行事往往不切实际，且十分偏激，看人看事都是非白即黑。而到了关键时刻又犹豫不决，导致错失良机。
这个时期正是察必皇后病逝，忽必烈陷入消沉中，酗酒无度，对政务倦怠，按说正是他们儒法派借机培植实力，闷声发财的机会。实际上真金又做了些什么呢？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众人在他的关怀和支持下和礼霍孙主要完成了这么几项重大任务：一、查处阿合马的罪行，籍没阿合马家财；二、起用汉人旧臣；三、改善吏治。
见其这么做，赵昺都替真金着急，阿哈玛已经死了，又何必急着‘鞭尸’，是想证明自己正确，还是欲证明阿哈玛错了呢？如此虽然抄了些家财，也让忽必烈将阿哈玛从坟里刨出来剁碎了喂狗，但是其在政治上已经失分。他分析忽必烈如此愤怒，多半不是因为气自己眼瞎，而是怪自己的儿子太不懂事，从而以此泄愤，同时表达自己的不满。
另外，赵昺认为真金做事分不出轻重，虽说以整顿吏治作为起用汉臣的借口也是培养班底的措施，但还为时过早，只会引发其与蒙古旧臣的对抗，而这些人可都是功勋卓著，手握兵权，对其能否继位有着话语权的实权派。因此在登基之前要做的不是得罪他们，而是要收为己用，以便保证自己能顺利继承汗位。
而真金最不该是居然忽视了忽必烈的想法，其起用理财派的目的正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所以真金打倒了阿哈玛后，这时的首要工作也应是‘敛财’。但是，真金没有那么做，反而利用汉臣们实施所谓的‘仁政’，结果是成全了自己的仁名，却忽略忽必烈的想法，结果是什么用脚丫子都能想得到。一个不能领悟自己意图，与自己政见相左的儿子不是一个好的继承人。
真金政治上短视也就罢了，最离谱的是错估了形势。他太看重自己太子的身份了，却没有想过自己一日没有继承汗位，那么他就仍然只是一枚棋子，即便已经参与朝政也无左右朝政的权力，而大权终掌握在精明专断的乃父手中，随时可以剥夺给予其的权力，这也导致他一再犯错。
就在去年，真金在不断推动汉化政策的同时，他还要求蒙古国子生学习汉文，对其只学蒙古文不以为然，又在十月通过和礼霍孙奏请开设科举，不过没有成功。而忽必烈对理财派的念念不忘和对其的失望之下，于十一月任用汉族商人卢世荣理财，同时新任正宫南必皇后颇有干政的迹象，这又为真金与汉臣所不满。
在发现自己有失宠的苗头后，赵昺觉得自己若是在这种情况下，要做的即便不支持，也不能明目张胆的反对忽必烈的决定。而应该趁着卢世荣的理财政策引起权贵们不满的机会，转移自己于蒙古旧臣和大汗之间的矛盾，坐视他们斗的你死我活，然后再坐收渔利，扭转自己在朝中不利的局面。而南必皇后没有子嗣，其弄权无非是想为自己寻个后路，真金要做的应该是与其交好，换得其支持，却不是着急与其对抗。
但是一帮糊涂蛋培养出了一个自大的糊涂蛋，在如此形势下，不但没有趁机避让，反而将自己推到了风头浪尖，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自己作为‘领袖’的作用。卢世荣上任不到十天，御史中丞崔或即“言卢世荣不可为相”，随即被忽必烈以忤旨罢职。明眼人一看便知，大汗的意思是告诉众人，卢世荣是我罩着呢，你们都不能擅自动他。
真金却不以为然却大秀自己的存在感，还从儒治角度对卢世荣“以言利进”的政策进行摘指，曰：财非天降，安得岁取赢乎。恐生民膏血，竭干此也。岂惟害民，实国之大蠹。他自己可能以为自己说得很对，是一片好意，却没有考虑忽必烈的心情，自己亲自选拔的官员、推行的政策，可自己的儿子带头反对会让其怎么想？
眼看自己的发言没有引起忽必烈的重视，真金又指使自己的亲信监察御史陈天样就上章弹劾卢世荣过去有贪赃劣迹，执政后所奏行者多无成效，建议将其免职。而卢世荣也不肯坐以待毙，频频上奏自己改革中自己遭受的阻力，变相的告真金的状。忽必烈又表示了支持，告诉其自己知道了，对其所奏之事皆照准。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聪明人应该看出忽必烈的意思，本应及时收手，避免引起大汗的猜忌。可真金无事警告，继续指责卢世荣。
俗话说狗急了还跳墙呢，被真金逼到墙角的卢世荣便展开了反击。经卢世荣重新起用的阿合马余党答即古阿散等，找到了一个搞垮皇太子真金的绝好机会。在此以前，南台御史曾封章上言：“帝春秋高，宜禅位于皇太子，皇后不宜外预。”真金深知忽必烈不愿禅位，闻知此事后甚为恐惧，指示御史台因秘其章不发。担任都事的尚文偷偷地把这份奏章隐匿下来，然而此事已被阿合马余党答即古阿散等得知。
卢世荣就在忽必烈面前请收内外百司吏案，名为大索天下埋没钱粮，实为揭露此奏章，乃悉拘封御史台吏案，谋取这份奏章。尚文深知关系重大，请准于右丞相安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拒不付予。答即古阿散乃报知忽必烈，想想有人想篡位，忽必烈能不生气吗？即刻命令大宗正薛尺索取该奏章。真金得知此事后，知道害怕了，可关键时候也没了主意……
赵昺得到的消息现在只有这些，他现在是大松了口气，忽必烈已经是病入膏肓命不久矣，若是一气之下嗝屁了岂不合了自己的心意。而在如此局势下，真金能否顺利继位也难说了，到时候己方势力打成一锅粥，自己的机会也就来了。而即便真金能顺利继位，其能力和威望比之忽必烈也差之千里，这样的对手也不足为惧。
另一个可能就是忽必烈没死，而真金却先被吓死了。赵昺相信连遭打击的忽必烈也多活不了几天，那样其即使在弥留之际再度指定了继承人，恐怕这么一位未经培养，又缺乏根本的新皇帝能否顺利上台，并掌控朝政也不会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同样会给赵昺留下可乘之机。
正当赵昺欣赏这部真实的宫斗大戏，并期待出现自己想要的结局时，事务局送到的一份元廷人事变动的情报却让他紧张起来，这件事不仅可能打乱自己的复国计划，且可能会让自己和大汉民族蒙羞千年，他绝不能等闲视之……
第695章 危机乍现（）
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频繁，但大家都知道，不管朝代如何更迭，也不管是谁统治，对历朝历代的皇陵总是保护有加，其目的就是为了稳定江山，确保私家万世家业。盗掘皇陵，除非是有刻骨仇恨的对头，抑或是没有文化的农民起义军，一般稍有点见识的人，都不会使出这样的下三滥手段的。但是在元朝开了先例，南宋六帝陵及百余座后妃、皇族及臣僚的陪葬墓皆被盗掘，罪魁便是一个番僧——杨琏真迦。
赵昺手中的那份情报正是忽必烈任命杨琏真迦为‘江南释教都总统’的消息。这可能世界上第一份签发的‘总统’任命书，不过这个总统好在只是掌管江南佛教事务，否则不知道还要造下多大的罪孽。而他也对杨琏真迦所为异常熟悉，那对于大汉民族是一块永远无法抚平的伤疤，每次揭开都是鲜血淋漓！
首先还要从宋朝的陵制说起，从唐末五代到宋建国这几十年间，政权更替频繁，武人逞强，礼法不修，所以宋建国伊始便大力提倡文治，而要达到以文治国的目的就必须大力弘扬已经被抛弃多年的礼法制度，便首推“七月而葬”的古制。也就是说自帝王逝去，要在七个月内入土下葬。
如此虽主要是为了重建尊卑有序的礼法制度，不过中国古人提倡事死如事生，皇帝死后还要等待奇迹的出现，盼望其能死而复生，所以不愿早早将天子入土。另外皇帝的死是十分重要的大事，各个与北宋有邦交的国家都会派使节前来吊慰，而当时交通工具并不发达，所以向各国报丧、客使前来吊慰的路上都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且皇帝陵寝毕竟非同一般，而所以皇帝死后皇陵的修建也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所以定为七个月丧期。
不过前朝历代往往都是自帝王登基起便着手修造陵墓，动辄十年、数十年，所以规模宏大，而宋帝王生前不营建寿陵，所以建陵时间紧，修建的规模要小的多，设施相对简陋，对于百姓的生活影响也较小。靖康之变后，赵构南渡建立南宋，但是人终归要死的，可祖陵远在河南巩县无法归葬，只能在江南另择地安葬。
绍兴元年，哲宗昭慈圣献皇后孟氏在绍兴病逝。皇太后遗诰：殓以常服，不得用金银宝贝，权宜就近择地攒殡，候军事宁息，归葬园陵，所制梓宫，取周吾身，勿拘旧制，以为他日迁奉之便。意思是就近攒殡，攒集梓宫，等收复失地后再隆重归葬，此也是攒宫之始。那么宋六陵作为南宋王朝的临时殡葬之地，所以墓葬属于浅埋，也更为简陋，以便于迁葬祖陵。
当时高宗赵构临安建都，会稽设府。会稽乃是赵氏宗室的聚居地，宋室的宫学仍留在那里，所以将皇陵也确定在会稽城东南上皋山下的赵家岙里。陆续建起了高宗赵构永思陵、孝宗赵永阜陵、光宗赵淳永崇陵、宁宗赵扩永茂陵，理宗赵昀永穆陵，度宗赵棋永和陵，总称“南宋六陵”。
杨琏真伽是西夏藏传佛教僧人，吐蕃高僧八思巴帝师的弟子，见宠于忽必烈被忽必烈被任命为佛教江南总摄，驻扎杭州。当他来到临安时，当地的金银财宝早被前面的元军抢劫一空，他什么也没有得到。正当他垂头丧气时，杭州天衣寺的一个不怎么守清规戒律的和尚福闻，为了向杨琏真伽献眉讨好，将天衣寺献给了他。并告诉杨琏真迦，要想得到大批财宝，只有挖掘坟墓。
为了获得更多的财物，杨琏真迦决定挖掘绍兴皇陵。于是杨琏真迦便上言朝廷：“江南之所以战事不休，南宋不能彻底灭亡，主要是他们的帝王陵寝风水好，保佑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毁拆规模宏大的绍兴南宋六陵，以死其心”。任何统治者都知道，挖皇陵那等于给自己树敌，而蒙元宰相桑格居然同意了，忽必烈时候也没有对其处罚，显然也是默许的。
杨琏真迦便在两位大人物的支持下，盗掘了会稽六陵。由于理宗皇帝在位三十年，埋葬的时间还不长，陪葬也最为丰富。开棺之后，发现他的尸体面色如生，而且体肤还有弹性，全身缠绕着珠光宝气，用金丝罩包裹，所垫的织棉褥，缀满了珍珠、翡翠、玛瑙，闪闪发光。于是，杨琏真迦下令，脱下金丝罩，扒下龙袍，撕毁内衣，脱下鞋袜，将周身珠宝搜索精光。同时又把棺椁内外及地宫里摆放的全部随葬珍宝抢掠一空。
其取了财宝也就算了，令人发指的是杨琏真迦听说皇帝口内的夜明珠最为珍贵，就宋理宗尸体拖出地宫，倒悬树上，沥取水银一大盆，含珠也随之掉出来。其见理宗头颅硕大异于常人，竟然丧心病狂的将其头盖骨锯了下来，涂漆镶上金银珠宝，时人避尊者讳称被做成了酒器，其实是被当做了溺器。此外杨琏真迦还将盗掘的帝后尸骨埋在临安故宫，上面建起十三级白塔予以镇压……
赵昺前世中也只认为这是一次贪财的疯狂举动，但是现在看来绝对是场政治事件，其融合了敛财、民族仇恨与歧视等多方面因素，而杨琏真迦作为执行者不过是个取悦当权者的变态。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于从心理上对江南百姓进行打压，从而摧毁自身的优越感和反抗意识。
要知道这时江南的政治环境并非那么和谐，赵昺自身领导的行朝依然存在，这表明大宋并没有完全被征服。而江南反元起义此起彼伏从未断绝。且创立元朝的蒙古人虽然在政治与军事上都取得了胜利，但是这无法弥补他们在经济技术、科学文化上的落后，汉人也因为他们的这些落后而看不起他们，视他们为野蛮人。
在赵昺看来杨琏真迦虽然是个僧人，但是在取悦当权者上其是很聪明的。在风水上讲，帝王的墓穴都是占据龙穴的，只要不被破坏国脉就不会断绝。而杨琏真迦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才会得到忽必烈的默许，桑格的支持。其盗墓不仅挖断了龙脉，阻断了大宋的复兴，同时也是最大程度上对宋王朝以及整个汉族社会予以侮辱，表达元朝政权对南宋偏安王朝的极大蔑视。
对于风水学说赵昺自然是不信，但是他现在作为大宋朝的继承者，赵氏皇族后裔就不能置身事外了。他知道在中国不止是古代，即便在现代，被挖祖坟这种辱及先人的事情都会被视为奇耻大辱，你若是不拼命复仇都会被人瞧不起，一辈子无法抬头做人，在社会上难以立足。如此一来，杨琏真迦的盗墓就把他推到了风头浪尖，自己必须要做些什么才能立足于世间。
但是赵昺不是冲动之人，且事情还没有发生，尚有补救的余地。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另事务局派出一支精锐的别动队将杨琏真迦暗杀，神不知鬼不觉的将危机消于无形。可是他已经不是刚到这个世界的那个单纯的企业小高管，而是‘堕落’成了一个政治家，懂得利用一切手段维护自己的统治，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的‘坏人’。
如今在赵昺的字典中危机已经和机会成了同义词，他可以将一场可能引发危机的事故变成名利场，塑造出几个英雄人物转移视线，把坏事变成好事，将危机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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