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殿试的士子取为一甲，参加部试的前五十名录为二甲，将四十以上的士子五十名赐进士出身。
不过这次放榜却没有似往届开科那样排名，更没有钦点状元、榜眼和探花，也算破了大宋开科以来的先例。而这批参考的士子大部分来自于琼州，得中进士者占了半数之多，超过了宋朝历届总和，可以说琼州每个县都有进士，以致新科进士上殿谢恩时赵昺耳朵中都是琼州琼州腔的官话。虽然大家都知道占了行朝迁琼的光儿，但还是十分感谢小皇帝的，许多人在殿上便痛哭流涕称绝不负皇恩。
至于落榜者，赵昺也没亏待让他们皆入国子监学习，待来年开科再参试。那些跨海前来的士子们本来还有些酸意，以为自己怎么也比这些荒蛮之地士子们学问要强，若是赶上了怎么不会落榜的，可听到这个消息后也算安下心来，安心备考。
赵昺如此安排，落榜士子们当然高兴了，因为他们知道上京参加科举，国家发给关券解决路费和待考时的食宿，高中者授官挣工资了，但是落榜者回家的路费都要自己负担了，可入了国子监就不同了，学好了可以直接授官，国家管饭还给零花钱。而若想进国子监读书在过去也是件极为困难的事情，不是官二代，也得是学业有长才行的。
国子监初设于随朝，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其具备了两种功能，一是国家管理机关的功能，二是国家最高学府的功能。国子学的设立相对于“太学”而言，除了是国家传授经义的最高学府外，更多的承担了国家教育管理的职能。
同时国子监与太学也可互称，“国子监”出现后，“学”与“监”不同的含义说明了二者在承担两种功能上的不同分工，“学”是传授知识，指向教育和最高学府的功能；“监”是督查监管，指向国家教育管理的功能。所以经常用太学来指代国子监。
宋时的太学体制比较完整，从八品以下的官员子弟和平民的优秀子弟当中招收，庆历年间，内舍生由太学供及饮食，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寄宿生。然而这些学生大多是学籍挂靠在国子监，却不现身上课，只有老师住在监内，国子监于是沦为单纯的考试场所。每逢解试期，国子监召集四方学子前来应试，优者选送。此时监内颇有人满为患。迨考试终结，即云消烟散，热闹一时，寂寞永久。
国子监成了有教育之名，无教育之实的机构。为了遏制这种离谱的现象，后来规定监生必须上满五百日课才有参加解试的资格，可惜实行没多久就形同虚设了。那会儿除了国子监，当时还设有广文、太学、律学三馆—用来容纳前来京师备考的各地学子，多时能有千余人。但仍然是徒有虚名，没考试时三馆不过寥寥二三十人暂住其内，只能算是国子监的补习学校。
神宗年间的变法则第二次成就了太学。王安石不仅对太学实行扩招，还改革了用人体制，实行“三舍法”。即将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类，其中上舍中成绩优异者，可直接选拔为官。此举蕴含的是养士取士之意，与战国时期田齐的稷下学宫相仿。也可比作现在大学的预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
到了元丰二年，太学已有八十斋，每斋五楹，可容纳三十人；外舍两千人，内舍生两百人，上舍生仅百余人。后来新法虽废除，太学却未见受影响。徽宗时期，恢复部分新法，将外舍生定额提高到三千人，内舍生六百人，上舍生二百人。除了太学的常规儒学教育之外，还设有医学、律学、武学、算学、道学、书学和画学。
武学生一百人，主攻兵法；律学生无定额，主要学习断案和律令，案例和法条并重；算学生二百人，学习《九章》、历法和天文；书学生兼学篆、隶、草三体，画学生分为佛道、人物、山水等科；医学生三百人，分作方脉科（内科）、针科、疡科三科，每科均有一名教授带领；道学生自是学习《道德经》、《庄子》等道家典籍了，与当时宋皇室崇尚道教不无关系。
按照现在的说法国子监就是现代的教育部及其名下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大宋国土沦陷国子监自然也就不存在了，而行朝忙于奔命当然也不会去想着重建。但是其作为士人的最高学府，他们必然希望能够恢复，赵昺明白士人在国家中的重要性，他们不仅承上启下代表皇帝管理国家，维持着国家机器的运转，还是文化的传播者，基层百姓行为的引领者。
所以恢复国子监符合士人的利益，同样也符合赵昺为代表的皇家利益。但是嚷嚷了半天，也任命相应的官员，扩建了府城文庙作为国子监的驻地，无奈学生太少了，因而现在基本上是空置，并没有发挥作用。此次开科参加部试的落榜士子正好可以作为他们的第一批学生。
当前是战时，办学条件又不足，因而赵昺决定以‘学以致用用以促学’为宗旨办学，国子监暂时只恢复经学、律学、算学、医学和武学这五科，这几科都是当前最为需要的。而武学也相当重要，当前风气之下让士人入伍当兵还是件苦难的事情，可军中又急需通晓军务，精通战略、战役谋划之才，且勘测、参谋、政工等专业都需要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正可借国子监培养一批军中所需人才……
进入十一月，几件大事皆以处理完毕，琼州的雨季业已结束，此时第一届新军入营一年了，赵昺下旨着令他们成编制进行环岛徒步拉练。此次拉练不仅是检验一年来的所学，也是为了让他们完成野外行军、宿营、生存、构筑野战工事等相关相关演练，要求他们在一个月内徒步走完全岛，并完成相应的训练计划。
另一方面也到了招募第二批新军的时候，鉴于当前的形势及第一批新军训练取得的经验，新军军营也全面修建完毕，赵昺决定扩大第二批征募计划，增招兵员三千人。此外由于新的条例已经在全军实施，各部业已完成基础训练，他决定对各部基层军官进行每期半年的轮训，让他们熟悉火枪的使用方式，基本战术的运用，强化对新条例、条令的认知。
此外，中高级将校也将进行为期一年的入营训练，他们不仅要完成地形勘察、地图识别、筑城技术、火器使用、军用文书等基础知识的学习，还要学习战役、战斗的组织指挥、诸兵种合成指挥及军种间的配合作战。赵昺这么做也是没有办法，现在各部的高级军官多是行伍多年的老兵，尚能知晓如何行军布阵，调兵遣将。而中层军官却多是义勇、豪杰出身，他们过去对行伍的基础知识都不懂，还是通过几次整训和这两年积累的经验带兵。
如今面临全军换装，大量的新兵器将入编，响应的战术也将发生巨变。如此那些中高级军官过去的经验和知识就不够使了，而有些军官却连地图都看不懂，更缺乏组织指挥能力，所以有必要对他们的知识进行更新，学习新的战术。若是经过学习后仍然不能胜任，也就只能被淘汰出军中了。与此同时，江璆上奏水军学堂业已组建完毕，开始进行对各部进行整训。另准备征募新兵一万人，在新训基地完成基础训练后按需补入各军。
到了月底，两税已经征收完毕，由于第一批上岛的移民免税期已满，今年共征收稻米八十万石，银钱二十万贯。商税收入十二万贯；关税三百一十万余贯，其中多是没收斡脱商人的货物所得；榷务司盐税却高达四百余万贯，当然九成都是‘外销’所得；另有杂税十余万贯。加上征北缴获所得，今年共收入约一千三百万贯。
收的是不少，但是花销同样巨大，其中仍以军费最巨，约占了四成之多；安置移民也是个大头，花费了百万贯以上；此外就是官员的薪俸和补贴也有七十万贯。再就是琼州的基础建设投入和赈济灾荒等七七八八的开支。不过今年总算没有出现赤字，国库中尚有存留三百万贯，存粮六十多万石，如此大家都松了口气，谁也没想到这么个弹丸之地在小皇帝的经营下居然能有盈余。
国库剩了钱，而左藏库又有多少大家就搞不清楚了，虽然小皇帝今年并没有按照约定将关税纳入左藏库，不过有四成的盐在手，大家估计陛下收入肯定也有三百万贯以上。赵昺听了议论只是哭穷，称自己修建新军军营，匠作坊生产的火器的费用都是出自内库，再加上内宫的开支及各种赏赐，自己那点钱早就花完了，全靠前几年的底子支撑。
但赵昺心中却十分不屑，今年花的虽多，但是左藏库的积蓄也超过了千万贯，说富可敌国并不为过，他清楚若是自己的计划能顺利实施，完成战略布局，那么数年后局面将发生大变……
第689章 局势（）
祥兴八年的春天到了，淡泊阁已是生机盎然，经筵结束后赵昺回到阁中换上常服便来到书房批阅公文。现在他由对经筵听讲的最初的极为排斥，到可以接受，尤其是胡三省主讲的《资治通鉴》，这可以说是本当皇帝的百科全书。里边不仅有兴亡之道，也有经验教训，且其对此书沉浸多年，又在编撰广注，两人还能探讨一番。而马廷鸾曾主编《经武要略》，对这个时代的武备、战略沉浸甚深，也让他系统的了解了当代的兵备，所以还是有所收获的。
“官家，请用茶！”苏岚递上茶水道。
“苏姐姐，又出宫去看素馨了？”赵昺抬眼看看苏岚道。
“嗯，奴婢未及禀报，还请赎罪！”苏岚点点头施礼道。
“这叫什么罪，倪亮领兵在外，你去看看她也是应该的。倪家二郎也快百日了吧？”赵昺摆摆手又轻笑着问道。那年发现倪亮和素馨对上眼儿后，他却没有急着赐婚，而是担心其欺负倪亮而让她留在太后宫中学学规矩，三年前才下旨赐婚，现在儿子都两个了。
“奴婢代素馨谢官家了！”苏岚又施礼道，“不过官家却是性急了，还要有月余呢！”。
“倪亮还能赶得上喝他儿子的百日酒，朕也要去凑凑热闹！”赵昺算了下言道。
“官家明年就要戴冠了，也将大婚，太后正忙着为官家选妃呢！”看着小皇帝已从当初的小胖墩变成了翩翩少年，也跟自己一般高了，笑笑说道。
“强虏未灭，中原未复，朕又何以为家？太后太性急了！”赵昺连连摆手道。
“官家如今局势越来越有利于我朝，相信用不了多时官家便能挥军扫荡江南、江北，重回故地的！”苏岚指指墙上挂的舆图言道。
“但愿如此吧……”赵昺也扭头看看被各种颜色染的斑驳的舆图叹口气道，为了这片红色的斑块自己耗费了多少心血，又有多少人为之牺牲……
祥兴五年赵昺与斡脱商人达成协议，琼州方面不再拦截其商船，靠岸琼州诸港只需缴纳两倍的关税。而作为回报，斡脱商人利用的他们的关系为事务局的商队提供庇护，保证他们可以通行江南；另外要求他们利用上层的关系勒令沿海诸州的边将不得任意派兵围剿隔离区；此外就是要求斡脱商人为他们筹措马匹、铜铁等禁运物资。
赵昺当然清楚商人言利，协议和承诺跟个屁差不多，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双方合伙，将他们拉入自己的生意中。于是这些斡脱商人便也成了私盐贩子中的一员，但是他们却不能在江南贩销，而琼州盐贩也不会过长江，双方各自取利。
与斡脱商人合作，往小了说是勾结奸商损害国家利益，往大了说就是通敌了。因而赵昺不能不与几位重臣通报一声，他当然是该瞒就瞒了。但是经过一番激烈的友好协商，他还是说服了大家，毕竟盐已经是行朝支柱产业，而谁都知道以琼州的盐产量全体军民天天拿盐当饭吃也消耗不完，主要还有靠外销。如今已经和斡脱商人交恶，断了元廷的财路，若是他们严打‘私盐’，那么自己同样得被困死，更不要说复国了。
但是起初这帮君子怎么能为斗米折腰呢！于是赵昺又是一顿劝，讲了一番道理，称自己这么做并非只是为了钱，一是让江南百姓能吃的起盐，二是正可借此摧毁敌人的江南的经济体系，三是能通过盐的贩运支援抗元力量。如此一说，众人觉得还能接受，但是仍然心存疑虑。于是乎赵昺只能又解释一番……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逐步在中原建立起一套规范化的盐务管理体制，并引入盐引作为管理手段，与此相应统一的商运商销的行盐法也开始广泛试行，盐商凭盐引到盐场支盐，在制定的销售区发卖。南北统一后元廷将北方的食盐管理体制推广到南方，江南一时间盐商云集江南，盐价也随之大降。
元政府垄断盐的生产，每年都掌握数以百万引计的盐，如此大数额的盐，除了极少的一部分供应给皇室、军队、工匠食用以外，绝大部分都用来投入流通过程，换取货币，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但是好景不长，随着琼州水军的崛起，沿海盐场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且随着琼州盐场的投产，大量私盐开始涌入江南市场，这导致盐开始滞销，盐价大幅下降。
在座的人都知道，盐的生产都是由国家垄断的，除了生产成本外都是利润。而国家也正是通过定价权控制盐的价格，抛去生产成本外，差价就是利润。也就是说价格越高，利润也就越高，但前提是必须要把盐卖出去。而历朝卖盐的方式：一种是由商人经手销售，即商运商销；另一种则是由国家直接销售，即官运官销，基本程序是政府按照居民人口或户数强行分摊盐额，按额征收盐价，也称为桩配。
起初元廷只在少数地方实施官运官销，但是随着战争的持续和私盐的冲击，必然导致入不敷出，而盐作为重要的财政收入，他们就不能不把主意打在这上面。在阿哈玛的主持下，开始推广‘食盐法’，施行官运官销。食盐法下，是国家对广大百姓进行直接的、**裸的掠夺，购买食盐成了每个编户齐民必须承担的义务，就连在襁褓中的婴儿也不得面，分摊盐额时不管户口有无减耗，只依原额桩配，逃亡死绝人户的盐额便落到四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