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宋末之山河动- 第313部分

　　　　的确历史上也批孔和尊孔的轮回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多次上演，除因为儒家文化没有形成像圣经、佛经那样的逻辑性、系统性外，君主的金口玉言比论语有时强大千万倍，政客们对孔子的美化和广大民众的思想意志有时也相差太大，这也是导致孔子的思想时出时灭，打倒孔家店与立孔尊儒的交替循环的出现。

　　　　不过大多数统治者们也意识到要维持社会秩序性的长治久安，只用行政和暴力组织的力量不仅有着靠不住的问题，而且维稳的成本会越来越大，使财政支出过重，负担困难。然而用儒家文化完成对民众思想上的统治，就可使维稳成本最小化，对于统治者而言不能不是最有吸引力的选择。再从历史的看，在这种态势下只要统治者在决策上不犯大的错误，通过“儒家文化”的统治都实现了长治久安……

　　　　赵昺是‘过来人’，又在这个时代混了几年，还得三位儒家大师的耳提面命，他觉得比之后世那些所谓大家可能有着更为另类，或是更深的理解。因而他意识到，士人们当然不能杀，也不能驱出朝堂，却是要善加利用，为统治阶级，也就是为自己服务。而不能为敌服务，因为这些人的背叛太可怕了了，不比那些叛降的武将危害小。不过他也清楚战争不仅是抵御敌武力的入侵，也是阻止外族的文化入侵，只有如此才能保住民族的根和魂。

　　　　“官家，几位宰执都到了，在外边候着呢！”王德见小皇帝处理完公务，坐在那里半天没动，也不敢打扰，直到看到其挪了下屁股才赶快上前禀告。

　　　　“请他们到偏殿等候吧！”赵昺醒过神儿来说道。

　　　　“是了！”王德答应着出去传信。

　　　　赵昺稍歇了片刻才起身前往偏殿，皇帝接见臣僚当然得走后门，还得稍微迟到一会儿。他看看除了在崖州陪着太后的刘黻和在海口善后的张世杰外，6秀夫、文天祥和应节严都到了，三人见了急忙见礼，赵昺自然也是赐座、上茶这一套程序。

　　　　“文相护卫太后，又率军赶来，辛苦了！”赵昺先跟文天祥道了声辛苦道。

　　　　“陛下，这是臣的本分，倒是陛下指挥众军击退鞑子辛苦了！”文天祥听了急忙起身施礼道。

　　　　“此战皆是左相和枢帅调度有方，朕是坐享其成，不添乱便是好的了！”赵昺压下手示意其坐下道。

　　　　“臣不敢居功，今日的战报陛下已经看过了，还请示下！”6秀夫起身奏道，他知道陛下将他们这些人召来肯定是有事商议的。

　　　　“朕此次召集诸位爱卿前来，乃是商议出兵广南西路之事。”赵昺点点头书归正传道，“此次敌湖广行省兵力尽出，现大部被歼，正是兵力空虚之时，朕以为正是出兵的良机。”

　　　　“陛下，此战我军物资消耗甚重，积存的火箭弹和开花弹已不足三成，再有连日激战兵困马乏，还需休整，万一敌再犯琼州，我们又如何御敌。臣以为还是慎重些好。”6秀夫见陛下旧事重提，皱皱眉言道。

　　　　“臣以为战机难觅，正是恢复广西诸州的良机！”文天祥却是眼睛一亮，赞同出兵道。

　　　　“先生以为如何呢？”赵昺本想开个扩大会议，让朝中尚书以上的文武官员全部参加，以争取大多数人支持自己的提议，但是想想还是先跟在家的宰执们通通气，无论是出于礼节，还是程序上都有好处，免得君臣为此生出嫌隙。见应节严没有表明态度，他便相询道。

　　　　“陛下执意要攻打广西，怕是另有深意吧？何妨说出来，已解大家之惑！”应节严当然知道小皇帝要打广西的本意，但是仅凭这个理由是难以说服众人的。因为谁都明白，包括小皇帝，都清楚以琼州当前实力就跟打泉州一样，攻下来是守不住的，且此次要深入腹地，冒的风险太大了，一旦稍有误判便是有去无回，那么琼州也危矣。

　　　　“好！”赵昺点点头，沉思片刻道，“自临安陷落后，许多忠臣义士散落民间，还有不少鸿儒大家仍心念我朝，他们不肯接受鞑子的征召就任伪职，而赣榆清贫，隐于乡野。”

　　　　“陛下所言正是，江南士子中忠于我朝者甚众，他们不忘皇恩，蛰伏于乡间，待王师一到便会食箪浆壶响应陛下！”文天祥点点头深以为是地道。

　　　　“文相此言还曾有人说过，但是现实正于此相反，不但没有食箪浆壶相迎，反而刀枪相向拒王师于城外。”赵昺听了却摇摇头道。

　　　　“陛下……陛下可是说的徽宗朝的六贼之一的蔡京？”文天祥听了一怔，略一思索道，但是将自己与一个臭名昭著的奸佞相比还是让他十分诧异。

　　　　“文相一猜就中！”赵昺看看三人惊疑不定的眼神笑笑道，“当年徽宗帝为童贯和蔡京蛊惑，联合女真灭辽收复燕云十六州，但是最终却大败而归，还被女真人看清了虚实，以致和靖康帝双双北狩，失去了中原之地。这其中除了奸佞弄权外，那些燕云我族百姓助辽抗宋助纣为虐也不无关系。”

　　　　“再有我朝南迁之后，在绍兴年间江北百姓冒死追随南迁，王师北伐之时也会倾力相助。可待今日，那些曾经忠于大宋的江北百姓却助鞑子攻伐我朝，那张弘范、史天泽、董文炳等等无不是中原汉人，军中兵将北人竟占军中半数之多。两厢对比天壤之别，这又是为何？”

　　　　“这些皆是数祖忘典之徒，不读圣贤之书，髭易衿与蛮夷无异！”6秀夫听了愤然道。

　　　　“左相偏颇了，吾以为并非全是如此，而是时隔百年，他们早已忘记天恩，屈从于蛮夷罢了。”文天祥黯然道。

　　　　“右相所言正是，不说数代，自敌酋忽必烈称我朝已亡之后，我江南士子自刎殉国者有之，避于世外者有之，但应诏仕元者也不再少数。更有降元的金人伪儒许衡以‘入夏则夏’之名劝说江南士子、大儒仕元，让他们背弃我朝。他们封官许愿、重金收买江南士子又是为何呢？”赵昺对文天祥的答复十分赞同，可接着又反问道。

　　　　“我们士子不仅有上辅君王之责，还有教谕百姓之任，鞑子征辟江南士子就是想为其所用，使得百姓遗忘我朝天恩，如此不出数代便不知有宋了！”应节严黯然地道。

　　　　“先生一语中的，鞑子其心何其恶毒！”赵昺恨恨地道，“如今我朝偏居一隅，又有大海相隔，在那些士林败类的蛊惑之下，百姓皆以为我朝已亡，却不知朝廷尚存。朕执意攻击广西便是要告之天下，我大宋未亡，朕尚存于世，勿要为鞑子所蒙蔽！”

　　　　“陛下所行皆有深意，臣自愧不如。”6秀夫听了起身施礼道，“陛下此时令王师北伐，定能让江南百姓知道陛下威名，他日定能驱出鞑子，使之重沐天恩。而忠贞义士闻知陛下、朝廷在琼必将跨海来投，辅助陛下光复大宋，还都汴梁！”6秀夫起身充满激情地道。

　　　　“左相过谦了，朕还需爱卿的鼎力支持才能达成此愿啊！”赵昺笑着言道。而心中暗自松口气，看来自己这个‘高大上’的理由已经说动其了。

第628章　非我族类（）　
此次琼州之战虽然胜了，却让赵昺很有感触。？？　　　蒙古兵死了也就死了，他们是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而战也算死得其所，奥鲁赤等高级将领不管蒙汉也都如此，战死和自杀殉国也是他们的本分；而那些江北汉人，说起来自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后又落入女真之手至今已经数百年，两、三代人就足以改变一个民族的结构和信仰，他们死战到底也说的过去。

　　　　让赵昺气愤的是那些江南汉人，南宋失国不过近年的事情，可他们却已经堕落成蒙古人的帮凶。当然这也不能都怪在百姓和普通军士身上，说实话宋末这几位皇帝和史弥远及贾似道一窝奸佞把老百姓折腾的够呛，各捐杂税多如牛毛，连年的战争和军将的贪墨、欺压也让军兵苦不堪言，但赵昺以为这也不能成为他们背叛的理由。

　　　　可大宋不仅出了刘整、吕文焕、范虎臣这些叛臣，但也有江家满门忠烈，李庭芝、还有那个应死没死的6秀夫和文天祥等等留名青史的忠臣义士。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说得直白点儿就是社会道德沦丧，百姓的是非观念单薄，礼乐崩坏，主要责任当然是皇帝来负，任用不良之臣将有识之士被排挤出朝廷，打压忠贞的士人所导致的，使得劣币驱逐良币，世风日坏，没了廉耻之心。

　　　　赵昺以为这也是每一个末世王朝的通病，此刻的汉文明从政治学意义上观察，它是一种衰败的文明。因为作为传承几千年的中原文明的主要敌人是来自于北方的游牧民族，而他们与汉文明相比尚处于原始阶段，所以原始蛮族没有任何心理和政治负担，他们会不顾一切地为了抢劫和破坏向这种“先进”而又衰弱的文明动进攻。

　　　　由于“先进”文明的统治内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等的复杂性和联动性，其力量反而四趋分散和消解，文明最终成为“拖累”。而旷日持久的备战和战争使“文明”的成本呈几何级数放大，社会负担越来越沉重，最终被简单而又野蛮的力量消灭掉。

　　　　元朝平定南宋，混一南北，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变局。以前北方游牧民族曾经屡次征服华北半壁山河，却未能平定江南，一统华夏。而元朝则是第一个游牧民族所肇建而统治全中国的征服王朝。元朝的统一中国，一方面结束了晚唐以来四百年的分裂与扰攘，另一方面却对中国—尤其是江南—的文化与社会秩序造成甚大的冲击。

　　　　赵昺前世很小的时候就接受过中华民族的苦难史的教育，他知道在中原建立的异族王朝不止蒙元一个，还有女真、满清，不过他们很快被汉民族同化，完成了文明的融合。可蒙元是个异类，他们的传统文化与汉文化差距最大，因而对中原传统尊崇也就最少。

　　　　蒙古人乍起之时，如同那些攀越雪峰的勇敢者一样，他们尽其所能，使用全部的精力、气力和智力。所以，他们把每次进攻都当作是迈向万丈深渊前的一博。面对这样的进攻者，又有哪个瞻前顾后、思虑多端的“文明者”能抵挡呢？这让他们凭着快马、强弓打遍天下无敌手，迅夺取了天下。

　　　　可在坐天下的时，蒙古人在汉文明这样一个高级而又成熟的体制面前，使得统治者既无力使本民族产生更成熟的集体主义意识，又没有展出更积极的个人主义精神，而是选择了一种“戒备主义”和“实用主义”相结合的高难度统治方式。但是与汉文明的巨大的差距，最终让蒙古上层贵族因为自身能力方面的无法企及和对汉文明的借鉴产生了厌恶。

　　　　最终，蒙古人将这种厌恶又蜕化为愚昧的、盲目的、不知就里的仇视。他们既不能改造这种文明，又不能完全融入这种文明，能做的就只有摧毁了。在蒙古人灭金之际，华北地区遭受兵炙之害极烈，当地社会文化亦受到巨大破坏，以致汉族文人甚至有“天纲绝，地轴折，人伦灭”的毁灭感。所以后世人常说蒙古人险些将千年中华文明毁灭，也才有了‘唐朝文化在日本，宋朝文化在朝鲜’之说……

　　　　赵昺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又是历史的亲历者，他觉自己有必要在维护中国文明的传承上做些贡献，绝不能让小鬼子和棒子们以正统自居。另外他清楚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承，不仅反映出本民族特质和风貌，还能增强民族凝聚力，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正是以儒家文化为内核。

　　　　另外赵昺前世还听说过一个关于蒙元短命的说法于此有关。管理国家无非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对于来自北方大草原的蒙古人来说，经济方面最容易被吸收和改造，政治居于次，而对一向内敛的汉文化最难吸收，当然包括，但不限于蒙古人，直至现代西方国家对说话喜欢说一半、藏一半的汉文化都难以接受。

　　　　而蒙古人最初的信仰是萨满教，接触到佛教后又转投佛教，后来是打到哪信到哪，伊斯兰教、基督教，在他们中都不乏虔诚的信徒，形成一个多种元素粘合而成的硕大无边的统一体，可偏偏对高级的汉文化难以理解和吸收，让他们选择了酒精和美色与自暴自弃。文化的解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精神文面的格格不入，成为元帝国只维持百年便灭亡的根本原因。

　　　　赵昺虽然对儒家的学说并不全部赞成，尤其是所为的礼法，实在是太麻烦了，但不能否认其中的积极意义。古代孔孟倡导有条件的忠君观念，有如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人臣没有为一族一姓竭尽愚忠的义务。两宋时代，此一观念为绝对忠君观所取代，其形成与宋代君主**政体的强化相平行。

　　　　北宋司马光倡尊君之论，认为君尊臣卑，“犹天地之不可易也”。程朱理学更使君臣大义名分提升到近乎宗教的境界。二程、朱子皆视君臣关系为纲常中最重要之环节，“君臣父子，定位不易”，是“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强调君臣关系一经形成，永不可变。即使朝代变革，亦不可改事他主，“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都反映绝对化的忠君观念，为朝廷守节遂成为人臣应尽的义务。

　　　　不过赵昺也知道说教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有多少人做到又是另一回事。尤其是在历代鼎革之际，亡国遗士们也会有思想斗争的，是应该高蹈远引以期保全节义，抑是改仕新朝而求行道泽民？这是一个困扰历代士大夫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家文人鉴定古人忠奸的争论焦点。而这个问题之所以争论不休、难以取舍，皆因牵涉到儒家价值体系中“忠君”与“行道”孰轻孰重的大是大非。

　　　　在征服王朝取代汉族王朝的时代，此一间题更因牵涉到“夷夏大防”与“由夏人夷”而益形尖锐。事实上，在任何重大历史变革的时代，都不免泥沙俱下，鱼龙同现。面对外在环境不可抗拒的改变，每个人根据其政治理念、道德信仰与实际利益的轻重权衡而作出不同之反应。即便是汉族王朝相互取代之际，出仕行藏对士大夫而言已是一个不易取舍的难题。当下江南士大夫在出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