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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价值的实现，特别是需要生命的损害和牺牲，完全是个人的自由意志。所以，王炎午劝死文，是对文天祥生命的不尊重和冷漠，它的出现，并非什么文化荣耀，反是一种文化悲哀。文天祥的生死，需要他自己的抉择，他的生命权只能由其自己支配；其他人，无论用多少圣洁的理想或者标准，都没有要求别人去死的权利。而赵昺同样以为自己的生死同样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却不是眼前这位一身‘凛然正气’真的会在失败之时背着自己蹈海的6秀夫……（。）
第356章 ‘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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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王生此篇通文都是表达的忠君之意，劝文相死节也是以保国体，劝人向善。此人怎么杀！”陛下要凭一番‘歪论’杀人，真差点将陆秀夫的鼻子气歪了。
“如此说文山先生理应感到荣幸之至，想身未亡，却能想生祭文，只怕也是百世第一人了。”赵昺看看陆秀夫揶揄道。但也知道其这么想这是有其社会基础的，宋朝自理学兴盛，中国文化对文人的节气和女人的贞节的重视，已经形成了一种高调的社会文化，但能够自觉实践的毕竟还是少数，多数人并不去殉难，而是劝他人为了崇高的道德价值做出牺牲。这种高调的道德要求在文天祥以前就有存在，但是像王炎午如此大胆地直接提出，形成对文天祥的道德舆论压力，还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次。
“陛下，此文一出天下士子无不盛赞，文相也担得起此誉！”陆秀夫再傻也听的出陛下话语中的嘲讽之意，但又不敢反驳，只能以天下人说事。当然事实上也不是他的个人想法，此文一出就有人赞颂王炎午的这篇祭文‘感情壮烈，语言精湛，亦属祭文中的杰作’；还有人认为‘洗练凝重，气势磅礴，对仗规整，铿锵有力’，说实话也确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推动了此时的爱国主义浪潮，同时也体现出王炎午本人悲壮激切的忠贞气节。朝臣们也都言朝廷应大力褒奖宣扬，可偏偏陛下不领情，却说其心眼儿歪了。
“病了，都病了，只怕这要一病千年了，大宋没有希望了。”赵昺听了并没有为其话语丝毫所动，叹口气起身摇头道。
“陛下留步，臣愚钝，实不解其中之意。”陆秀夫见陛下要走，而话语中更是满是失望，好像自己的话顷刻间将陛下的精气神抽了个一干二净，他急忙拦阻道。
“此文充满了悲戚之声，莫名其妙的仇恨和戾气，没有一丝反思，没有丝毫激人奋发之意，充其量只是篇怨妇的哀歌，劝文山先生这样的英雄去死，以满足自己病态的期望。这样的文章却也能得到天下士人的盛赞，朕实在看不到前途所在！”赵昺停下脚扭脸说道。
他前世也曾十分喜爱宋词那委婉的调调，尤其是那些爱国名篇，但细品之下却又觉其中少了点什么，而现如今设身处地让他明白了宋词少的是慷慨激昂的英雄主义，多的是悲恨和无奈，实是弱者之歌，却非强者之音，更像是低端弱智的情绪化产物。而悲切之声却纵贯历史绵绵不绝，久久回荡不息，使疲软之势越来越弱，哀歌也越唱越无力。
“陛下……王生此文虽满含悲切，但也是表达了其不肯侍元的气节，对我朝的留恋之意，激发广大士人心向我朝之情。陛下却斥为哀歌，丝毫没有向上之意，臣实在不敢苟同。”经过这些日子的相处，陆秀夫本以为自己依然很了解陛下了，其聪颖，有主见，胆大心细。可今天陛下对此文反应却如此激烈，甚至将此与亡国之音相提并论，还是让他感到极度惊诧，以致难以组织起言语来辩解。
“难道不是吗？他们这种人除了卖弄文笔，逞口舌之力，还能做些什么？自己既无缚鸡之力，也不具备振臂一呼应者如云的组织力。他们虽号称书友、知音，所有人却又都是各行其是，形同散沙，不愿也不肯合作，大难临头各自飞，他们不过是群言语上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在实际行为能力能量方面确实是最束手无策的边缘懦夫，他们的爱国之心也只是在那辞赋中作下漂亮姿态而已。”赵昺冷笑着反问道。
“陛下、陛下之言臣仍不敢完全苟同，其中或有……或有陛下所言夸夸其谈不务实务者，却也并非全是如此，其中也有人胸有大略，心怀忠义之心的，只是或有难言之苦。”陛下言辞犀利，句句直指要害，陆秀夫自己都觉他的话苍白无力，空洞无物。
“呵呵，或许？！或许是真的吧，他们这些人很懂得打着忠君为国的幌子便宜行事处处卖乖，知道在适当是地方要装聋作哑，可倘若有人说出真相，他们必会挥起所为忠君的巴掌施以耳光。因为他们明白维持脸面比追究真相重要，道德至上、表态抒情比实际行动重要。其清楚打着誓不侍元的旗号就有朝廷的俸禄可拿，还能够博取名声，而蒙古人却视他们这些所谓名士如****，不会给他们这些眼高手低的玩意儿一文钱。”赵昺干笑两声说道。
“他们这些人早就学会了伪装、苟且、委屈、自私、投降、收买、退让、沉郁、悲怨、窝里斗、自相残杀，但在君王朝廷最为艰难的时候远避。而文山先生却是他们中的另类，一个真正的忠君为国的英雄，所以只有其死才能让他们心安理得的继续唱着爱国的高调。世人不知一个真正的英雄死了，另一个虚伪的英雄却诞生了，最终士人的尊严也永远消失了，而一个没有尊严的士人即便拍断栏杆、哭破嗓子又有何用？”赵昺说罢拿起几上的那篇‘传世经典’扔进了火盆之中。
“陛下……”陆秀夫惊叫一声想伸手去拿，但是纸遇烈火顷刻便燃起火苗，化作青烟，而他的心也像那纷飞的纸灰在殿中飞舞、飘荡。
“朕也知道朝廷如今全靠陆相一力维持，独撑将倾大厦，可也有英雄气短之时，只靠缅怀昔日辉煌赫赫的战功，感叹蹉跎岁月年华老大，憎恶蔑视敌国胡虏之强，怜悯遗民之苦，感慨时无英雄，建功立业、匡扶社稷终将是梦想，是幻想！”赵昺见陆秀夫呆呆发愣的样子，心里也是一软，这个中年汉子可以说为国耗尽了心血，却因自己一番话深受打击，但他知道在这危急时刻能左右形势的也许只有其了，希望自己能让他走出桎梏，干一番事业，而不是动辄以死明志……（。）
第357章 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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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昺十分清楚王炎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不能完全怪他，也不能都归责于整个士人集团。要说应该有人为这病态的社会负责，以他对历史肤浅的认识以为根节应该是皇权社会，君主至上的国家体制和古时的政治传统，具体到人也就是当权者——皇帝。
在赵昺看来，中国古代史就是皇权不断更迭的历史，最大的特征就是国家不断的被颠覆，尤其是在战乱频繁的年代，换皇帝就如同换衣服一般的频繁，于是便给国人留下一个极其尴尬的背反难题：究竟我们应该忠诚于哪一个国家？忠诚哪一个皇帝？忠于前朝，在本朝我就是叛逆；而忠于本朝，我就是当朝的‘走狗’。
左右为难之下，一部分人心里就产生了虚无的不爱国家的理念，背叛者就有了理所当然的理由。既然我们没有一个可以永恒真诚热爱的国家，国家也是皇帝的，那么背叛就成了顺理成章的怪事。每一个朝代都来一个当代政治正确的律令，百姓就只好变得滑头而识时务者为俊杰。抽象的道德问题演变成简单的常识难题，大家就只好学会了没有原则的油滑软弱。
事实上那些沦陷区的民众往往不太计较这个国家的主子是谁，时移世迁，人心都会渐渐接受事实，除非异族统治者把他们当作次一等的奴隶。北宋年间范成大出使到金，经过了淮河以北的故土，写了不少诗词，其中一首绝句《州桥―南望朱雀门北望宜德楼皆旧御路也》：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迴；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可这却是明明白白的作弊行为。
同样在范成大自己的日记《揽辔录》中却记载着真实的事实：“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写相州也只是说：“遗黎往往垂涕嗟啧，指使人曰：‘此中华佛国人也！’”哪里有遗老敢在金国“南京”的大街上拦住宋朝使者问为什么宋兵不打回老家来的！其后三年韩元吉出使金国，记述使者避嫌疑，躲在车内，也不敢和当地百姓说话，下车讨水喝，遇到小孩和妇人，用语言试探，让亲信多次去偷偷询问，“然后知中原之人怨敌者故在而每恨吾人之不能举也！”
于是乎绝大多数的文人清客，都绕过了具体的常识难题，去抽象地把爱国难题无限拔高，让老百姓无所适从。而一大批古代愤青们，只看人挑担不吃力，在一边说风凉话最气壮山河，到大事临头，人人得而藏拙，万马齐喑，明铺暗盖的当了顺民，甚至改弦易张当上‘伪朝’的官，为新帝效力。
到了宋朝，自其立国便面临着一个深刻的“国际关系”困局，先是面对着整个北方契丹之辽，其后是女真之金和西羌之西夏，以及当下的蒙古之元的军事威胁，整个北方游牧民族史无前例地发展成为一个个国家前赴后继地向宋要求领土和财富，和战周旋成为了宋朝皇帝踌躇苦心的最大难题。
在世人看来，契丹精兵不过十万，金军围汴京时人数只有六万，蒙古势力最高氵朝时人口约百万，而宋朝人口超过一亿，常备军经常在百万以上。传统中国的物质文明，至宋朝已达到极高峰，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裕和最有文化的朝代，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庶强盛的国家，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城市世俗文化高度成熟发达的时代。
但是，偏偏这样强大的帝国就是不敌落后文明的游牧民族小国，为什么？相信这是今日的中国人都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然而宋代士大夫文人仍然一面自夸自己方面的英雄豪迈，一面极力贬低异族国运渐衰，我军万夫不当之勇，敌人如鼠虫狼狈污秽。除了不把对方视作人之外，也总是给予民众一种很错误的假象，以为胡虏只是乌合之众草寇鼠辈。可是战事一起，这种爱国主义的豪言壮语和英雄气概便全是一一落空。
既如此，那么皇师不举，失地不收，究竟是皇帝朝廷无心于此，还是军队兵将无能？如此糟糕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管理状况，文官集团、文人阶级有深刻的反省和认知么？即或有识之士有所察觉，也是徒有道德空论，忧患情绪大于政治改革的洞察与操作。即使在宋人的策论里，也是空论“和或战”的主题，只在道德意义上奢谈国策，并不致力于反思这些难题。
当真是宋代这些士大夫阶层都是鼠目寸光之辈，士人皆是空谈之辈吗？赵昺以为也不是，而是这些人在当前的制度之下不愿不能反思这些难题。众所周知当有宋进入到一个近代性的经济世俗社会的时候，其政治行政组织却反而形成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管理系统：一方面是文官官僚统治相当庞大繁复，另一方面却依然是一个极简单的中央集权制度。
一个富庶而庞大、乱七八糟而**、涣散而内耗、享乐而过度斯文、懦弱而自私、退缩而保守、道德而虚荣的国家，这就是宋代整体的实质形象。于是制度混乱，管理冲突，**丛生，一切都缺乏有效性和优质运行的力度，而**日渐泛滥而无法禁止，导致人心、士气、民族精神涣散，徒有焦虑，萎靡不振，茫茫然，前后失据，艰难应战而屡屡以惨败割据赔款告终，一种颓丧失败的气氛弥漫社会，同时激起偏激愤懑、沉郁顿挫的精神心理障碍症。
除此之外，宋代士人最大的难题是在爱国与忠君之间产生了无可逾越的政治障碍。宋高宗赵构害怕北伐胜利夺回被俘的父兄，自己的皇位就要退还，所以主观上宁愿以财物金钱领土收买金人，同时指使宰相秦桧执行投降政策，又经营排除军人拥兵自重趋向之制度，甚至不惜以莫须有的罪名自毁长城，置名将岳飞于死地。皇帝这样极端自私的行径，在士人笔下有真实的追究责问么……（。）
第358章 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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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答案这不仅赵昺知道，恐怕天下人都知道。几乎所有人都宁愿放弃爱国理智而选择忠君，连质问君主的勇气和愿望都没有，何况深刻透彻的洞察力呢！这种不能面对真相的爱国主义，从此毒害所有的人，使识时务者的国人学会了回避真相，向强权屈服，而学会了用沉郁顿挫豪放愤激的美文抒发漂亮的空洞的爱国深情。宁愿抛弃或压抑最高的价值、践踏最低的底线，宁愿委屈尊严、牺牲国本，逐渐形成了一个病态的文化。
这种思想潮流不但让大宋承受了无尽的灾难和耻辱，也形成了士人可怜、可悲、可辱的性格态度，而士人集团除了在道德问题上虚张声势之外，在实质性的问题上并没有什么作为。但这个看似只是国家内部本身的问题，却导致国家陷入致命的困境，让一个比三个游牧民族国家还要强大数倍的大宋帝国，在战争中屡屡被动，不断退缩，表现的极为软弱无能。
可要是说整个大宋朝就没有敢挺身而出为国谏言，想为国出力的士人，赵昺以为也过于绝对，如李纲、赵鼐、胡铨，眼前的文天祥、陆秀夫和师傅应节严都在其列。但这些人绝对没有好下场却是绝对的，不是被贬嫡、就是被流放，或是孤老乡间终生不得起用，甚至是兵败身死。管你是出于何种目的报国，偏偏国家就不理睬你，断绝你的任何报国希望。如果大家没有权利去爱国和保卫自己家园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其实是不属于他们的。那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