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天津大沽火车站。
汽笛长鸣，母后皇太后回銮的专车，吐着浓烟，缓缓启动，愈来愈快。
阳光明媚，车厢内看出去，窗外飞驰而过的景物，一件跟着一件，清晰历历。
关卓凡微微眯起了眼睛。
他终于拿到了那块拼图。
他的宏图，完整了。
来天津之前，实话实说，是否可以拿到这块拼图，关卓凡并没有百分百的信心，如今，天遂人愿，一切圆满。
他应该以手加额。
此刻的他，权倾天下，是这个庞大帝国的真正第一人，似乎……已经没有什么不在他的掌握之中了。
他的理想，他的抱负，如描如画，正在不远的地方向他招手。
这个时候，本该兴奋、心跳、浑身发热的。
可是——
车厢之外，阳光灿烂，为什么，我周身上下，却笼罩着一层隐约的寒意？
仅仅是“高处不胜寒”吗？
怎么说呢，好像……好像自己的魂魄脱离了身体，徘徊高处，俯看这具本该无比熟稔的躯壳，心底，却觉得……陌生，觉得……隐约生寒。
我似乎还没有变成那个“最坏、最毒”的我——不对，事实上，我已经走到了“最坏、最毒”的位置上了，只是，天人交战，反复折冲，最后，觉得……呃，似乎火候还稍稍欠了一点点，于是，从那个位置，小小的退后了半步。
仅此而已。
唉——
其实，并不是一开始，我就想走到那个位置上去的。
关卓凡曾经有过这样子的幻想：一面依靠慈禧的支持，实现自己最终的理想，一面用“赎买”的手段，引导慈禧逐步放权，最终退出政治中枢。
他一度以为，自己距实现这个幻想仅一步之遥了，可是，现实无情地证明了，幻想永远是幻想。
给这个幻想致命一击的，是安德海一案。
慈禧对于吕氏的反应，是完完全全出乎关卓凡的意料的。
他一度认为，自己和吕氏的关系，并不损害慈禧的利益——自己在外头养了个女人，不代表自己和慈禧的私情会有任何变化嘛！感情上头，自己对慈禧，本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心一意、旁无他鹜，上海、美国，自己已经有了好几个女人，将来，自己还要迎娶正妻——这些，慈禧都是晓得的，也是已经接受了的呀！
还有，慈禧对丽贵太妃母女的大度，也证明了，她不是一个“善妒”的女人。
事实证明，他错了。
他拿慈禧和丽贵太妃的关系来比拟她和吕氏的关系，就是错的——倒不是身份上的差异，而是——慈禧和丽贵太妃竞争的那个男人已经不在了，她们两个之间，已经不存在竞争关系了，丽贵太妃已经不对慈禧构成任何威胁了，所以，慈禧才能够如此大度——如果文宗还在，慈禧怎么可能如此大方？
她可能不是一个“善妒”的女人，却一定是一个正常的女人——正常女人该有的、会有的感情——包括嫉妒，她都有。
关卓凡是在上海、美国都有女人，可是，第一，那些女人，不但已经既成事实，且都已过了明路，嫉妒也嫉妒不来；第二，上海、美国，天遥地远，关卓凡自个儿，也轻易够不着，所谓……嗯，眼不见，心不烦。
吕氏可就不同了！
第一，慈禧晓得此人之时，她和关卓凡，并未“既成事实”；第二，她是在北京，是在慈禧眼皮子底下的！
最关键的是，关卓凡“收”吕氏，是慈禧明确警告过他之后的事儿。
而且，慈禧的警告，不仅仅是出于嫉妒，也是真心实意的对关卓凡好——那个女人“克夫”呀！被她沾过的男人，哪一个有好下场的？陈玉成、胜保、德兴阿……无一例外！
你不但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而且——欺君罔上！
真真是可忍孰不可忍！
关卓凡悲哀的发现，如果仅仅是男女之间的感情纠葛也就罢了，关键是——他和慈禧之间，无论如何，也抹不去“君臣之别”四个字，越不过君臣之间那道分际鲜明、深不可测的鸿沟。
不论“帘眷”如何深厚，君还是君，臣还是臣。
自己的那些“扶危定倾”的大功勋，都还热乎乎的，公事上，也没有任何的纰漏，说翻脸就翻脸，说黜出弘德殿就黜出弘德殿，而且，他心知肚明，黜出弘德殿，仅仅是个警告，自己如果不改弦更张、降心屈志，更严厉的处分，陆续有来。
靠，这一切，不过就是因为老子养了一个女人！
君是君，臣是臣。
臣子荣辱生死，只在君上一念之间。
惊愤交集之下，关卓凡甚至起了造反的念头。
反复权衡之后，终于还是忍了下来。
第一，情势并未糟到必须造反的地步。
第二，彼时造反，并没有十足成功的把握。
第三，就算最终成功了，可是，国家元气未复，再罹大乱，旧伤未愈，又添新伤，伤上加伤，何时才能复原？如是，不但之前一切兴作努力，皆付诸流水，周围群狼环伺，若因此再次趁虚而入，我的祖国，我的民族，何时才能够重新崛起？我的理想和抱负，何时才能够实现？
而且，“大乱”是必然的，“大乱”到什么程度，却无法控制，会有多少事情，最终失去控制，更无法预测！如果国家竟因而四分五裂，再也合不拢来，我……我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则我穿越过来，所为何事？！
关卓凡终于选择了隐忍和屈服。
但是，当他伏在两宫皇太后面前，放声痛哭之时，刻骨的屈辱，已经叫他暗暗的下定了决心：这个君臣的格局，一定要改了过来！
我的命运，一定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中国的命运，一定要掌握在我的手里！
*（未完待续。）
第六十六章 时空交错，功过是非（）
事实上，如果不考虑一己的荣辱，安于臣位，依靠慈禧的信任和支持，未必就一定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可是，关卓凡觉得，他冒不起这个险了。
特别是，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个女人成长和变化的速度，愈来愈快，迟早有一天，自己将不再有足够的能力，影响她、控制她。
这是非常讽刺的，慈禧“成长和变化”的“速度”，虽然愈来愈快，但是，其“成长和变化”的”方向”，不是保守，而是开放，和关卓凡自己的“方向”，其实是一致的。
可是，正因为如此，关卓凡才担心，自己那套玩意儿，在慈禧那儿，终有一天，会不够用了，这个独立意识强烈的女人，终究会发展出一套自己的独立的主张，进而自行其是。关卓凡如果不追随，就会和她产生冲突，甚至站到她的对立面去。而慈禧对政治对手，会采取何种手段，作为穿越者的他，是清清楚楚的。
究其竟，这个女人，天赋太高，太聪明了。
如果慈禧的“独立的主张”，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还好，关卓凡失去的，不过是主持中枢的地位和权力；可是，如果，她的“独立的主张”，分歧于历史的发展趋势呢？毕竟，她再怎么聪明、天赋再怎么高，对于历史的认识和预判，也不能和穿越者相提并论——她没有一百几十年成败得失的经验和事实打底儿呀！
再想一想慈禧的“成长和变化”，完完全全出于关卓凡刻意的影响和引导，就更觉得讽刺了。
除此之外，关卓凡也承认，“一己的荣辱”，嗯，我其实也是要考虑的。
所以，我不能不向“最毒、最坏”的位置上走去。
至于原先设想的，通过“赎买”的手段，引导慈禧逐步放权，最终退出政治中枢，事实证明，也是一个幻想。
并不是说“赎买”没有用——事实上，“赎买”非常有用，几年下来，关卓凡“赎买”到了愈来愈多的信任和权力，可是，信任再怎么多，也还是一个君主对于臣子的信任；权力再怎么多，也还是一个臣子的权力，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慈禧会因此放弃君主的最高、最后的决定权。
即是说，慈禧没有任何“退出政治中枢”的意思。
慈禧给他的，只是“办事权”，不是“话事权”。
而我要“赎买”的，不仅仅是“办事权”，还有“话事权”，乃至最终的“话事权”。
形势很清楚，如欲“赎买”发生足够的效力，单靠“引导”是不够的，必须加之以足够的外力，等到形势比人强了，你不接受这笔交易，亦不可得了。
即是说，必须“强买强卖”。
不过，无论如何，这依旧是一笔大致公平的交易——如果显失公平，那就不成其为“交易”了。
“交易”若达不成，“名正言顺”四个字就没有了，就算取得了所谓的“话事权”，居于高处不胜寒的位置，也是八面来风，摇摇晃晃，大部分的心思和精力，都得放在如何不掉了下去？如何坐稳了屁股下的位子？
如是，上上下下，又能拿出多少的心思和精力，一致对外，改革开放，发展兴作？
关卓凡必须正视和尊重以下的事实：
第一，此时的清朝皇室，在普通中国人的心目中，依然拥有相当的威望。
第二，国家初臻太平，两宫皇太后，确实厥功甚伟。
厥功甚伟，唉，关卓凡苦笑了。
关于慈禧的功过——
在本时空，迄今为止，慈禧的表现，于国于民，于公于私，都是无懈可击的：
简贤任能，虚己纳谏，信用汉员，支持洋务，小心翼翼的控制着自己对于奢华享受的欲望。
由于关卓凡的介入，本时空的中国，国势之蒸蒸日上，远过于原时空的同一时期。但是，不论关卓凡在其中起了多大的作用，这一时期，政治的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两宫皇太后手里，考虑到慈安和慈禧见识、能力上的差异，慈禧其实是整个帝国这一时期事实上的最终“话事人”，她对关卓凡的信任、理解和支持，至关重要。
关卓凡以为，她的作用和功绩，值得一个颐和园。
本时空，如果中国最终按照关卓凡的设想，重新崛起于万国，扬威于世界，则慈禧的功绩，不盖棺，亦定论，史书之上，她一定是比拟甚至超越汉之吕雉、宋之宣仁的英明女主，史笔如铁，仅仅为了这个，关卓凡也得善待慈禧。
更何况，不论两人曾经有过什么龃龉和风波，她，毕竟是他的女人。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胎传遗毒”这种幌子，在目前的中国人的科学认知水平的大环境下，暂时性的拿来做政治斗争的手段，是可以的。但是，随着民智渐开，科学昌明，这个罪名，一定经不起历史的推敲，与其叫后世史家来翻案，不如自己见好就收。
关卓凡可不是“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那种人，他还是非常爱惜羽毛，看重自己身后名声滴。
所以，他要从那个“最毒、最坏”的位置上，后退一步，庶几，对自己交代的过去，对伊人交代的过去，对历史，也交代的过去。
以上是本时空，原时空呢？
我是说，原时空，慈禧的功过是非呢？
唉，这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题目，而且，也必定是要引起争议的。
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一点应该确认：在慈禧“归政”，将权力正式移交给德宗之时——当然，也不是百分百的交权——她的声望和权威，达到了自辛酉年“垂帘听政”以来的顶峰，朝野中外，都目慈禧皇太后为“贤后”，为“英主”。
彼时的慈禧，在国人的眼里，浑身上下，闪闪发光。
这块“贤后”、“英主”的招牌，里面没有任何水分，实在是由慈禧多年来治国理政的一系列辉煌成就打造而成的。
平定洪杨，将清朝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就不说了，说说之后发生的事儿吧。
之后，是“同治中兴”。
“同治中兴”不是虚美，不是“回光返照”，是实实在在的“中兴”，人口，财政，军事，外交，中央的权威，政治的稳定，社会生产、生活的活跃和发展，以及遍地开花的新兴事物——不论从哪方面来看，都百分百符合“中兴”的标准。
太平天国运动，被后世史家定性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类似规模的农民起义，或者直接毁灭王朝，或者，王朝虽然暂时逃过灭顶割喉之灾，但再也不能振作，一路断崖式下跌，名存而实亡。
秦、汉、唐、元、明……一一数去，概莫能外。
清朝是唯一的例外。
这，说明了什么呢？
今天，我们提及洋务运动，都会给其定一个“失败”的性，不错，洋务运动最后确实是失败了，但是，它不是没有成功过，而且，这个成功，不是“个别”的、“局部”的，是“全面”的，这个成功，集中反应在收复新疆和对法战争两场战争的胜利上。
原时空收复新疆，面对的局面，远比本时空恶劣：阿古柏已经获得了英国的全面军援；同时，沙俄不但已经占领伊犁，兵锋更直逼乌鲁木齐。就是说，较之本时空，阿古柏在新疆的统治，更加稳固，实力更加强大——这也罢了，关键是，要收复新疆，就要冒和沙俄直接开片的巨大风险。
彼时，放弃新疆，已经是朝廷的主流意见，甚至可说是一边倒的——绝不仅仅是李鸿章的“海防派”的一家之言。在这种情况下，慈禧、文祥，坚定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主张，并且做了勒紧裤腰带、长期战争的准备。
平叛的过程中，西征大军虽然客地作战，但在军事上，对于获得了“英援”的阿古柏叛军，却拥有碾压性的优势，差距之大，仿佛二鸦之时，英法军队对阵中国军队。
这支军队的表现，获得了列强的高度评价——其中评价最高的，竟认为左宗棠军队的战力，并不在欧洲军队之下；更令沙俄深为忌惮——沙俄就在旁边儿盯着，西征大军的战力何如，老毛子大约比中国中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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