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新气象- 第4部分

　　　　皇帝称呼子侄辈，常用其封号加上行第以呼之，例如，元稹之连昌宫词自注有云：念奴，天宝中名倡，善歌。每岁楼下酺宴，累日之后，万众喧隘。严安之、韦黄裳辈辟易不能禁，众乐为之罢奏。明皇遣高力士大呼于楼上曰：“欲遣念奴唱歌，邠二十五郎吹小管逐，看人能听否”？邠二十五郎者，章怀太子男邠王守礼之子嗣邠王承宁也，明皇之从侄。

　　　　在唐代，称呼相熟悉的男子多以其姓加上行第呼之，例如，白居易呼元缜为“元九”，唐德宗曾呼陆贽为“陆九”；而称呼女子则多以其姓加行第再加“娘”呼之，例如：“公孙大娘”、“李十二娘”等等叫法。而“萧郎”和“萧娘”作为普遍的代称，早是大家所熟知的了。

　　　　另外，既讲到了“郎”，另两个称呼也不可不提：当时，女子称呼丈夫的弟弟为“小郎”；而女婿又被称为“郎子”，就如无双传中，无双家人从小就戏呼王仙客为“王郎子”。

　　　　当时称呼女子，也常常将女子的姓氏前加上“阿”字称呼，例如在齐推女（作者牛僧儒），中有：“元和中，饶州刺史齐推女，适陇西李某先生诘之，不伏。乃命追阿齐旨”。夫妻之间，丈夫称呼妻子也可如此称呼，这个也是从古传承下来的，例如酉阳杂俎中记载了魏韦英卒后，妻梁氏嫁向子集。嫁日，英归至庭，呼曰：“阿梁，卿忘我耶”？旧唐书卷一o一辛替否传，辛替否在给睿宗的奏折中有：“昔陛下为皇太子，在阿韦之时”旧唐书卷九二韦安石传附从祖兄子巨源传中有：“于是太平公主矫为陈谟，上官昭容绐草遗诏，故得今上辅政，阿韦参谋以阿韦临朝，以韦温当国”。

　　　　另外，唐代妇女嫁人后，一般被尊称为夫人，但是前面所贯姓氏为女子姓氏，例如唐国史补写道：“苗夫人，其父太师也（苗晋卿——姬水客注），其舅张河东也（张嘉贞——姬水客注），其夫延赏也，其子弘靖也，其子婿韦太尉也”。又如朝野佥载卷一，杭州刺史裴有敞疾甚，令钱塘县主簿夏荣看之。荣曰：“使君百无一虑，夫人早须崇福以禳之。”崔夫人曰：“禳须何物”。再如北梦琐言卷八：张褐尚书典晋州，外贮所爱营妓，生一子。其内苏氏妒忌，不敢取归苏夫人泣而谓诸子曰：“诚有此子，吾知之矣”。而正史如旧唐书中亦多有此记载，例如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中亦有记载：“其母郑夫人，贤明妇人也，家贫，为稹自授书，教之书学”。旧唐书卷一七一李渤传中称呼崔发的母亲为“韦夫人”：“逢吉等奏对曰：‘崔发凌轹中人，诚大不敬。然发母是故相韦贯之姊韦夫人号哭，对中使杖发四十，拜章谢恩，帝又遣中使慰安之”。而新唐书，中亦复如此新唐书卷七七后妃传上昭德王皇后传：“将葬，后母郕国郑夫人请设奠，有诏祭物无用寓，欲祭听之”。新唐书卷一六三柳公绰附玭传：“山南曾祖母长孙夫人年高无齿，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栉纵笄拜阶下，升堂乳姑，长孙不粒食者数年”。而未见从夫姓称呼者也。

　　　　说了这么多，才发现还没有讲到当时的自称。当时的男子多自称为“某”，也有谦称“仆”的，称呼就比较多了。而女子除了像后来的女子那样谦称为“奴”外，更多的是自称为“儿”，同时，也有女子自称为“某”的。

　　　　在唐代，只有宰相才被称为“相公”，而不像后来那样用的普遍；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官员相互之间称为“阁老”；刺使被尊称为“使君”；县令的尊称为“明府”；至于县丞等则被称为“少府”。而他们都常被尊称为“明公”。

　　　　另外，看看唐代官场中的相互称呼和百姓见了皇帝或官员的称呼，就感到那时人们间的关系远较明、清时代更加平等：

　　　　在唐代，“大人”只是作为父亲的尊称，并不用于称呼地位高于自己的官员，而且下级官员见了上级官员或者百姓见了官员，也并不像后世那样奴颜婢膝。当时，对于官员的称呼普遍是呼其官职的，除非是相熟之人可称其“行第”。宰相见了一个刺使会自称为“某”，而称呼此刺使为“某刺使”或者是“某使君”，而这个刺使对宰相的自称亦是“某”，同样，这个刺使治下之民称呼这个刺使，也是“某刺使”或者是“某使君”，而刺使对百姓的自称亦同百姓对刺使的自称——“某“

　　　　例如，像郭子仪这样地位的人，对给他家修墙的工人讲话时，自称为“某”，而工人回话是也自称为“某”。

　　　　同样，对于一个侍郎，无论是其长官或是其下级以至于百姓，俱呼其为“某侍郎”，而对于大理寺卿即使是在狱中待审的囚犯，也是称呼其为“某卿”，例如，张文瓘为大理寺卿的时候，获罪的人都说：“张卿所罚，不为枉也”。即使在公堂之上，百姓若是男子也是自称为“某”，而女子亦自称“儿”同常时一样，例，开元传信记中记载，裴宽审案，曾接到状纸，为两女子争猫，其状纸云“若是儿猫，即是儿猫。若不是儿猫，即不是儿猫”，这状纸也可为一笑。

　　　　唐代官员有自称为“卑官”者，但记载中很少见。大唐新语卷三有拾遗王求礼谓钦望说：“卑官贫迫，奈何不使其知而欺夺之，岂国之柄耶？”

　　　　另外，百姓见了皇帝，也同百官一样自称为“臣”，这可见于明皇逃难时和一蓍老的对话，以及德宗出巡时与一农民之谈话。

唐代家具（）　
隋唐五代时期，垂足而坐成为一种趋势，高型家具迅速发展，并出现了新式高型家具的完整组合。偷母咝图揖撸缫巍5省19赖龋谏喜闵缁嶂蟹浅a餍小？

　　　　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唐代家具的装饰风格也摆脱了以往的古拙特色，取而代之是华丽润妍、丰满端庄的风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所创制的月牙凳，月牙凳在唐画中屡屡可见，它是唐代上层人家的常用家具，也是贵族妇女的闺房必备。月牙凳腿部作大的弧线弯曲，配以精雕的花纹，华美的彩穗，以及编织的坐垫等等，既美观又舒适，与体态丰腴的贵族妇女形象浑为一体，风格情调极为谐和。是具有代表性的唐代家具。

　　　　唐代画家周昉宫乐图。画中的餐桌体大浑厚，装饰华丽。贵妇们座下是月芽凳，又称腰圆凳，凳面略有弧度，符合人体工学。

　　　　板足案：案面为长方形，四边有拦水线，下有两足板状腿，是一种进餐用的食案。

　　　　曲足香案：案面两端卷翘，两只板状腿弯成一个s形的流畅曲线，在板腿的下端，前后各有一条横枨托住板腿，好似托泥的形式，以此加固板腿。此种弯曲的板腿形式比较少见，是由板足案变化发展而成。

　　　　撇脚案：造型极为特殊，案面两端卷起上翘，有束腰，四条腿上端彭出，顺势而下，形成四只向外撇的撇脚，腿的上端有牙条，前后有拱形画枨。

　　　　翘头案：板状腿，从其造型来看是一种书桌。

　　　　曲足案：案面长方形，曲腿之下有横木承托，比较矮。

　　　　平台床：这种四面平的造型是传统床的式样，从整体看造型古老，但局部的精心雕饰却也显得华丽不凡。

　　　　箱式床：床座为一箱形，四周镂出扁圆形图案为饰。

　　　　屏风床：床上左右无屏，仅在后部设四扇高屏，光洁无饰。

　　　　独坐榻：正方形，下有托泥，共有八只腿，腿间为壶门轮廓，是魏晋的古制。

　　　　方凳：座面是正方形，但边缘是曲线形，四条直腿的里面内缘是曲线。

　　　　三彩柜：有四只较细的兽面腿，柜顶盖已经加大为整个柜盖，身有花饰，很秀气，这是汉以来柜子的发展。

　　　　唐代有了较大的柜，能放置多件物品。杜阳杂编：唐武宗会昌初，渤海贡“玛瑙柜，方三尺深，色如茜，所制工巧无比。用贮神仙之书置之帐侧。”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唐代已有了专门存放书籍的书柜。唐五代时期的柜子从形式看与汉代的柜子区别不大，西安王家坟村90号唐墓出土的三彩柜，有粗壮的四足，柜身较高，周身饰乳钉儿。上部前面正中，有可以开启的柜盖，同时都装有暗锁。

　　　　在唐代，有关箱子的记载很多。明皇杂录：“玉龙子，太宗于晋阳宫得之，文德皇后常置之衣箱中。”这类箱子，也有称为巾箱的。同书载：“张果乘一白驴，日行数万里，休则折叠之，其厚如纸，置之巾箱中，乘则以水之，还成驴矣。”这个故事虽系神话传说，然已出现“巾箱”之名，由此可知，箱子在当时已是常见之物。

　　　　唐代漆家具以雍容华贵为特征，造型华美，宽大舒展，许多家具仍喜用壶门式结构；装饰常采用螺钿、金银平脱、金银绘、木雕、雕漆等高档装饰工艺。唐代家具对日本家具产生过重要影响。当时日本大阪盛产中国式家具。江户时代仿中国家具已在日本广为流行。至今日本奈良正仓院还珍藏有唐代金银平脱漆箱、螺钿棋案、金银绘（日本称高莳绘）八角镜箱和大量仿唐漆家具。唐代家具用材讲究，家具上的漆饰光亮滑、润。

　　　　唐代家具在造型上独具一格，大都是宽大厚重，显得浑圆丰满，具有博大的气势，稳定的感觉。高元珪的座椅，四脚粗大，牢牢地钉在地上，安定牢固；六尊者的禅椅，经桌，更是宽大庄重，周身雕以花饰，极为精美。另外如箱式床榻，高大的立屏，板式腿的大案等，都体现出胜唐时代那种气势宏伟，富丽堂皇的风格特征。

　　　　五代时，家具造型向简练方向发展，许多家具在结构上借鉴了中国建筑大木构架的做法，形成框架式结构；构件采用圆形断面，线条流畅明快；腿与面之间加有牙子和矛头。这种法式在日后成为中国家具的传统结构形式。其中有直背靠背椅、条案、屏风、床、榻、墩等等。完整简洁的形式也向我们预示了明式家具前期形态，为中国历史家具的最完美阶段打下了基础。

“五姓七家”中国最后的贵族（）　
中国历史上的士族政治，萌芽于东汉中期，亡覆于唐朝末年。于是，在一种感觉上认为：士族政治，从东汉，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随着经济上的“占田荫客制”和政治上的“九品中正制”两大特权的消失，而呈逐渐削弱消亡的局面。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因为，就历史事实看，中国士族政治时代有两个阶段最为辉煌，一是两晋北朝，二是唐朝。唐朝时，尤其是中晚唐，士族政治不仅没有暗淡；相反，却再次奇异地辉煌起来——这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回光返照”。

　　　　东汉末年至魏晋时代，汉族士人讲求门第出身，这种影响波及胡人政权，以至于鲜卑建北魏，出于与汉人高门达成政治合作的考虑，亦极重视门第，在孝文帝时代，曾十分隆重地对汉人腹地——“山东”地区的士族进行排名：“魏主（孝文帝）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这里的“山东”（崤山以东），主要囊括今天的山西一部、山东、河北大部与河南。在时人眼里，“山东士族”最高门也即天下士族最高门了。排姓氏时，陇西李氏担心不在尊位，故乘驼星夜赴洛阳，但到时“四姓高门”已定：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没有陇西李氏。其实，在当时，陇西李氏亦十分显贵，孝文帝定士族，陇西李氏（虽然当时其房支已内迁至“山东”各地）虽未列“四姓高门”，但其李宝一支亦被定为甲族，最终也成“四海大姓”之一。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崔、卢、郑、王名列“四姓高门”，与当时掌握重权的陇西李冲有密切关系：“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姻，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特别是太原王氏，更是得到李冲的推荐。但王家的影响力在北魏时已减退，至唐时更是大衰，“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鈒镂王家’，喻银质而金饰也。”故唐时新“四姓”已为崔、卢、李、郑。

　　　　崔、李均有两支，所以唐时“四姓”中的崔、李到底是指博陵崔氏、清河崔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中的哪两支一直为后世所争议。就崔氏而言，曹魏前，清河崔氏的影响力低于博陵崔氏，但自曹魏时起，清河崔氏开始赶超，因至北魏时出现崔宏、崔浩、崔鸿这样的人物而使家族名望达到顶峰，一举超越了博陵崔氏。当时，清河崔�＇对范阳卢元明说：“天下盛门唯我与尔，博（陵）崔（氏）、赵（郡）李（氏）何事者哉？！”但到了唐朝，博陵崔氏影响日深，再次超越了清河崔氏。唐初作氏族志，以出身博陵的黄门侍郎崔民干为天下第一门户，且整个唐朝，来自博陵的宰相也超越了来自清河的宰相，博陵崔氏遂被“天下推为士族之冠”。至于陇西李氏和赵郡李氏，在北魏时，前者的地位要高于后者，同是到了唐朝，后者亦反超前者。在北魏时，赵郡李氏和博陵崔氏并肩前进：“（帝）纳陇西李冲女为夫人，纳崔、卢、郑、王‘四姓’女充后宫。赵郡李氏人物尤多，各盛家风。世言高华以五姓为首。”有唐一代，赵郡李氏更为显赫，出宰相17人，于世家大族中为最多。博崔、赵李之荣盛，是依整个唐朝而综观的，若按传统理解，唐初时的“崔、卢、李、郑”，仍指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荥阳郑氏。不过，由于自唐起博崔、赵李已正式成为超级豪门，所以有唐一代更流行下面的新说法——“五姓七家”：博陵崔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

　　　　“五姓七家”的概念在唐朝时的广泛流向，使得自魏晋而建立起来的唐朝士族实际上呈上升趋势，尤其是自中唐开始，人们世家大族的观念进一步深固，士庶高寒之间仍有着极深的鸿沟。“五姓七家”，“恃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傲慢地进行着内部通婚，以保持高贵的血统。如按北魏以来的传统，清河崔氏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世代为婚姻；赵郡李氏则与博陵崔氏世代为婚姻；范阳卢氏与荥阳郑氏世代婚姻，陇西李氏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