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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个矛盾结合体，体现了中国历史的一个真理：越革命的越反动，先激进的越保守。也让丁云桐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有了更深的认识：人人都能收买，个个自私自利。知识分子想的就是当官捞钱玩女人。
大禹治水的时候三过家门而不入，但在台桑遇到了涂山氏，涂山氏就怀孕了，生了一个小孩，就是夏代的创立者启。
齐国名相管仲，第一个开设官方妓院，捞皮肉钱财。
孔夫子周游列国，到处求官。好容易才在鲁国代理鲁相三个月，不到七天就杀了少正卯，只因为少正卯讲课受欢迎，连大弟子颜回都跑过去听。看看，才七天就要独裁了。
屈原喜欢搞基，他爱的是楚王，失意悲伤是因为楚王变心。这是前世国学家孙次舟讲的，他的观点得到了著名文学家朱自清和闻一多的公开支持。
东汉太监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但在政治上的作为却不堪入目，凭借为皇后诬陷其他嫔妃上位，皇后死后，他立即又傍上了另一个皇后，简直就是个皇后控。
三国时代的孔融，七岁让梨，长大了却不肯赡养爹娘，他居然说：亲爹有啥孝敬的，不过是为了解决**；亲娘也没啥特别，不过是个装东西瓶子，东西出来了，跟那个瓶子还有啥关系？
魏晋名士都嗑药。
唐朝的宋之问，他以五言诗出名，想霸占亲舅侄刘希夷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强索不成，干脆杀了，＜全唐诗＞里明文记载。
宋代大儒，理学大师朱熹，天天喊叫〃存天理灭人欲〃，却把自己儿媳妇的肚子搞大了。这叫＂扒灰＂。
＂扒灰＂的典故从何而来，看看历史吧，来自于苏东坡，他也搞上了儿媳妇。为什么都喜欢搞儿媳妇呢？因为儒家说了＂子不言，父之过＂，所以儿子最好欺负，儿媳妇最容易搞，还不许儿子说，这是不是独裁呢？
汉武帝是男女通吃，至于其男宠，卫青霍去病只能说可能性很大。知道吗？汉武帝的墓旁边紧挨着就是卫青的墓，连皇后都靠边站。
明代一代名相张居正，提拔了两员名将，一个叫谭纶，一个是戚继光，谭纶送他伟哥（海狗肾），戚继光则送他美人，最后把张居正折腾死了。
郑板桥搞基，在自传中直接明目张胆说的，＂好臀风＂。一辈子就搞两件事，白天哭穷卖字画，晚上花钱搞男宠。
纪晓岚性瘾狂，吹嘘自己能日御六女。
＂我劝天公重抖擞＂的龚自珍，其长子龚半伦科举不成，就给八国联军带路烧圆明园！
清末民初两湖文坛＂双雄＂之一樊增祥，一边支持利用义和团＂扶清灭洋＂，八国联军一到大沽口，第一个劝慈溪逃跑。看见名妓赛金花，一边斥其淫荡，一边讨价还价想嫖她。赛金花的名声，全是因为樊增祥写的前、后＜彩云曲＞。
与樊增祥并称为＂双雄＂的儒家名士易顺鼎，一天到晚就想跟梅兰芳发生关系，＂京师我见梅兰芳，娇嫩真如好女郎。尤物同销万古魂，天公不断多情种。”管梅兰芳叫＂尤物＂。
而＂尤物＂梅兰芳一辈子恨鲁迅入骨，建国后从不参加鲁迅纪念会。因为鲁迅说过：＂京剧就是，男人看见的是扮女人，女人看见的是男人扮！＂
鲁迅一边骂国民政府，一边担任教育司俭事，领着大笔薪水。鼓动赤手空拳的学生去送死，把一个幸存者搞成了自己老婆，家里的原配守了一辈子活寡！
汪精卫没有赤手空拳送死，他用炸弹暗杀满清贵族，成为了革命英雄，一看国家前途堪忧，摇身一变就是汉奸头子！
五四运动中，参加火烧赵家楼的爱国学生梅思平，日本人一进北京，马上摇身一变成了日伪组织部长！
像不像前世的北大学生们，厉声痛斥克林顿，十年后全是美国人。
孙中山科举不成，又献了＜上李鸿章书＞，想求个一官半职，被拒绝后，愤而出国到檀香山，摇身一变闹革命！而且他还是个罗莉控，专门找小，快30岁了在日本找罗莉女仆玩。他自己也说，他一生最大的爱好是政治和女人。
前世红朝太祖，一辈子马恩列斯，晚年却最爱读二十四史宫廷权谋，当官到死，天下我有。
。。。。。
读尽历史，满眼的龌龊卑鄙，下贱无耻，个个都是小人，人人皆是畜生，英雄都是假的，历史全是编的。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到了最后，全是生意，当官的生意。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就是奴才与主子的历史，二十四朝就是二十四个主子，知识分子就是教人怎么样做一个精致的奴才。儒家都说些什么呢？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天地君亲师，层层等级森严，依次跪拜。
存在就有其合理性，儒家被中国人想出来，又被中国人发扬广大，因它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能被中国所接受。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
千年前的希腊，欧洲人刚从树上下来，学会直立行走没多久，就会高喊：＂雅典城的公民们！＂，这是文化基因。听听，公民，中国人到了二十一世纪还是屁民。
维京海盗，加勒比海盗都要讲民主，加勒比海盗还搞了一个＜法典＞，内部事务还要投票表决，这是文化基因
中国出不来社会契约论，出不来天赋人权，出不来三权分立，只能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文化基因。
真的是衣食足了，才能知礼节吗？瑞典1766年，英国1883年就实现财产公开，这是文化基因。
洪秀全、孙中山，哪个不是科举考试不成，没希望当官当奴才，才愤而起兵？跟康有为本质上都一样。知识分子要革命也罢，要保皇也罢，异曲而同工。开始都想当＂从龙之臣＂，从龙不成，就想造反。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未曾阔气的要革命，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大体如此。
为什么前世满清科举一废除，王朝就垮台呢？所有人都知道科举的弊端，但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当官的渠道，渲泄的渠道。一废除科举，旧的渠道毁掉了，新的渠道未建立，知识分子就造反了。革命不为别的，是为了当官。同盟会元老胡汉民更是直接明言：＂科举不废，谁来干革命？＂
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这就是中国的先贤圣人。圣人干什么用，就是帮统治者洗脑，中国五千年历史，就是圣人的洗脑史。孔孟程朱，论罪都应该千刀万剐，挫骨扬灰。
外国有政治家、军事家、艺术家、科学家、思想家，但没有圣人，只有圣母玛利亚。
有这样的精英阶层，有这样的文化基因，有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还怕独裁不成功？
看透了这一切，丁云桐得出了一个结论：
集权无罪，**有理，独裁万岁，万岁，万万岁！
浪子的几句话（）
第七十九章 曾宝协议（）
更新时间：2014…01…06
1881年，8月19日，晚。
看着面前的＜曾宝协议＞的文本，丁云桐笑了。
协议的关键有两点：
第一。让局势回到从前。法国仍将保有交趾支那，嗣德帝仍将是越南唯一合法的皇帝。
第二。双方互相都不赔款，并释放一切战俘。同时也将向对方支付战俘的伙食费和医疗费用。经过双方协商，以每个战俘需支付350法郎计算，扣除中方应支付部分，法方仍须支付700万法郎。（按照1881年的国际汇率比，相当与100万两白银）。
其余的只是一些细则。
这个协议表面上很公平，第一条说让局势恢复到从前，也就是双方停战，法国还要从台湾撤军，嗣德帝回顺化皇宫，而法国也不会失去交趾支那，双方面子都过得去。
但最妙的是这个＂从前＂，是什么时候的＂从前＂。法方在备忘录里承认，是指1874年之前。因为＜西贡条约＞签署于1874年，法方是以这种含蓄的方式，变相承认＜西贡条约＞无效，而越南是属于中国的藩属国，同时顺化傀儡政府不合法。
而第二条，法国等于变相赔款100万两白银。法国政府经过权衡利弊，认为这笔＂伙食费＂，能够使法国不需要派援军，还能保住交趾支那，道理也讲的过去，很划算，也就咬牙同意了。
而对丁云桐来讲，这一百万白银数额不大，却是一个伟大君主的铁证。谁不服我的统治？谁敢说我不是明君？我能让法国赔款，你们谁能？谁？
这是丰功伟绩，将一直宣传一百年。有这个打底子，任何错误都好说，七分功，三分过嘛。
两天后，在丁云桐面前的桌子上，出现了一份报告。报告详细的描述了在8月19日，欧洲及美国各大报纸，对法军主力投降这一消息的报道和评论。虽然之前已经有所预料，但是当这个事情终于来临时，显然这些洋人们还是觉得很震撼。
在美国，由著名新闻工作者普利策执掌的＜圣路易通讯报＞最先刊发了这条消息，普利策亲自撰写评论：＂一个新的大国正在崛起，世界历史正在改变。＂丁云桐知道，正是此人在未来设立了普利策奖，奖励新闻记者勇于揭弊的精神。丁云桐记得在穿越之前，最后一期普利策奖，是颁发给了一名揭发某国总理家族巨额财产的记者。虽然随后记者和记者所在的报社都受到了强烈的报复。包括股票市值被恶意打压，记者签证被刁难等。
接着＜世界报＞、＜纽约先驱报＞、＜纽约论坛报＞等美国各大报纸相继报道，激发了美国民众对远方古国的好奇，第一次掀起了＂中国热＂，也极大的提高了在美华人的社会地位。
在英国，＜泰晤士报＞、＜每日邮报＞、＜每日电讯报＞纷纷以大篇幅进行了报道，指出中国的崛起使远东的形势复杂化，大英帝国需要进行政策的调整。
法国的报纸反而相对平静，毕竟已经有了心理准备，知道这是早晚的事，都只是在分析如何结束战争。几乎所有报纸都认为，面对德意志帝国的威胁，面对被侵占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再也不能在远东耗费精力了。只要谈判结果不是太难堪，就让＂该死的战争到此为止吧。＂
有趣的是，讨论最热烈的反而是德国舆论界，＜总汇报＞，＜科伦日报＞、＜国家日报＞、＜十字架报＞、＜福斯新闻＞，以及亲官方的＜北德意志汇报＞、保守派的＜邮报＞、中央党的＜日耳曼报＞、耶稣教自由派的＜每日评论报＞等报纸，都详细的分析了这场战争，都认为中国虽然还不能算是世界强国，但已经成为亚洲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许多报纸都呼吁政府，应该与中国发展多方面的关系，以牵制其他欧洲强国。
在俄国，官方喉舌＜新闻报＞、以及亲官方的＜新时报＞，包括民粹主义的＜俄国财富＞都表现的有些忧心忡忡，不约而同的指出，未来中国的崛起，有可能会挑战俄国在远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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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这些报告，丁云桐的心思已经想到了未来：法国的反应先不去管他。
英国的态度表现的很暧昧，因为英国一方面希望中国能够制衡俄国的扩张，一方面又担心中国的强大会影响英国在亚洲的利益。心态颇为矛盾。
美国的态度较为积极，毕竟远隔重洋，暂时还没有利益冲突。也许美国人会觉得只要政策得当，可以利用中国来抢夺利益。
最积极的是德国，他们已经意识到俄法两国接近的严重性，如果在俄国的旁边，又有一个亲德国的中国，那么中国的强大就是一件好事了，因此德国应该最欢迎中国崛起。
倒是俄国，似乎表现出了一些敌意。这也不奇怪，此时在俄国国内，已经有一些沙文主义者开始叫嚣，＂应该解放东方＂。
他们到处宣称＂俄罗斯人是更优等的民族，对东方的野蛮部落具有道义上的责任，现在已经到了承担责任的时候了。＂
现在，丁云桐必须考虑一个问题，当自己和日本在东北亚进行决战，如果俄国也派兵参战搅局的话，该怎么办？
丁云桐想了很久，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中日大战，俄国肯定会出面搅局。而且不用怀疑，肯定会站在日本一边。但是，只要早开战，俄国人的搅局就不会成功。
首先从政治分析，
俄国在西方的扩张已经被挡住了，到了明年，德、奥、俄三皇同盟的建立，更让俄国无法向巴尔干扩张。英国同奥、意、西班牙签订的《地中海协议》，也使沙俄出黑海向爱琴海、地中海一带扩张的企图难以实现。
因此俄国出现了“东进”的沙文主义情绪，也就丝毫不奇怪了。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彼得堡新闻＞的主编兼发行人乌赫托姆斯基，以及彼得堡大学蒙古问题讲师巴德马耶夫。乌赫托姆斯基到处宣扬“黄色俄罗斯计划”，被当时的俄国人称为“超级爱国者”。巴德马耶夫则最早提出建筑通往中国内地的铁路计划，主张利用贸易为幌子，在中国策反，最终逐步并入俄罗斯。
西伯利亚广袤寒冷，地理条件原始恶劣，交通隔绝，俄国根本不可能大规模调兵。而中亚地区，虽然交通相对方便，但面对的同样是新疆荒凉的沙漠，远离中国的统治中心。
也就是说，除非俄国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否则无法对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事实上，前世俄国对中国的领土掠夺，主要是靠恐吓，直到1891年动工修建铁路。到了义和团运动时，虽然铁路未竣工，却已经能让俄国调集军队侵占东北了。
丁云桐知道，真正具有决定性的，是1886年。就在这一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正式决定修建大铁路。在这之前，俄国在远东就像一个抢掠成性的强盗，看谁好欺负就捞一把，但并没有决定抢哪一家。一会儿抢外兴安岭，一会儿抢千岛群岛，但没有一个战略目标。
直到1886年，俄国的国策才明确，就是占领中国东北，并获得太平洋上的不冻港。
也就是说只要早于1886年开战，俄国人在政策上、资源配置上、军事部署上，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