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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围剿东北军的同时，蒋方震对山东境内的土匪进行了大规模的围剿。与剿匪行动配合进行的还有三七五减租和土地置换行动。山东督军府贴出告示，举报土匪有奖，举报和土匪勾结的土豪劣绅奖励更多。
一开始百姓们的积极性并不高，一来是不信任政府，二来是怕遭到报复。直到烟台有个村子里的民兵们抓了几个落单的土匪，就试着去举报领赏。没想才两天就分到了好几亩旱田，虽说是旱田，但好歹是自己的田地啊。这要是种上红薯、土豆什么的一家老小吃喝总归是不愁了。
消息如长了翅膀般开始在山东境内疯传，以现金奖励和分田奖励为手段，很多没田没地的老百姓开始主动帮士兵抓捕到处流窜的土匪。当然，其中难免有些地主被冤枉的。但是，土改工作组手里有花名册，如果是配合土改的地主被冤枉或者举报，基本都能得到从轻发落，主要采取经济惩罚的手段。如果是抗拒土改工作的地主被举报，直接派军警进行抓捕，只留下基本的口粮田，其他家产全部充公。
一时间齐鲁大地风起云涌，血雨腥风，到处都是枪毙土匪和土豪劣绅的枪声，以及红着眼睛希望能立功分到土地的无业者。国家党的政工干部们也借此机会宣扬国家党打击土豪劣绅，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工商业发展等理念。
正在济南做客的梁启超亲眼目睹了这近似疯狂的情景。他有些担心，他对李默涵说道：“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动作太大了？我知道你一心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可土地改革牵涉太大，牵一发而动全身，此时宜缓不宜急。”
梁启超深知国内最大弊病就是土地，土地的过分集中导致大量地主和士绅们不需要冒太大风险就能获得高额回报，直接后果就是农民与地主之间关系紧张，每逢灾年流民失所苦不堪言，从而引发强烈的动乱。
中国人对土地的向往也会导致流动资金被大量沉积，就算国内那些工商先行者，发财后第一件事绝不会想到扩大生产，研发新产品，而是立刻购置土地。最明显就是盛宣怀，此人领衔洋务运动之先河，汉冶萍得手后每年赢利可得数千万，但他不思扩大生产、更新设备反而大肆在上海、江浙等地购置田地，最终当设备需要更新时不得不又向外举债度日。
欧美各国拼命发展工商的时候，中华大地的工业刚露出苗头就开始逐渐被土地慢慢吞噬元气，最终导致洋务运动几十年后工业建设依然原地踏步。反观日本，虽然土地问题比中国还严重，但国土狭小就导致很多人不得不彻底摆脱对土地的依赖转战工商，几十年来反倒是慢慢发展出一批纯粹依靠工业的资本家。
李默涵答道：“我何尝不知道这样的狂风暴雨会带来什么后果。但是，人们对任何新事物、新制度的认知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可我们眼下偏偏没有那么多时间等着人们来慢慢认识。那么我只能赶鸭子上架，将来等人们理解了之后，自然就会原谅我的。”
正说着话，副秘书过来了，他提醒李默涵，说道：“大帅，政训处的职员都到了，等着你开会呢。”
“好了，我知道了。”李默涵点了点头，又对梁启超说道：“梁先生不如一起来参加吧。”
梁启超想了想，便答应了。
进了会议室，李默涵首先对政训职员们说道：“今天我们有一位贵宾，梁启超先生也将参加我们的会议。大家鼓掌欢迎。”
政训处职员们一起起身鼓掌。
会议开始，李默涵说道：“我能讲的、该讲的基本都讲过了，今天也是政训职员们的最后一课了，以后就要靠你们自己去领悟了。今天我们讲什么呢？四个字——人民路线。”
何谓“人民路线”？其核心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第一，一切为了群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是国家党的根本宗旨，是国家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第二，一切为了群众，就必须对人民负责，善于为人民服务。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第三，一切依靠群众，首先要相信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要尊重和支持人民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一切依靠群众，既要反对命令主义，又要反对尾巴主义。第四，一切依靠群众，就应该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应该善于从群众的议论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第五，一切依靠群众，必须在一切工作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要在新形势下努力创造发动与组织群众的新方式、新方法。
李默涵说道：“我们党内有那么一部分人，总觉得自己受过新式教育，而广大人民绝大部分都是不识字的文盲，就觉得自己是精英，很了不得，看不起普通百姓，这思想是错误的，要不得。但是，也不是说广大百姓人民群众什么都是对的，我们就得放弃自己的原则自己的理念去迁就他们。既然我们当在行动指南里说了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那么我们就要切切实实地做到。国家党的三七五减租为农民维护了利益；土地置换为地主开辟了新财源，也是维护了他们的利益；保护民族工商业，废除苛捐杂税，维护了工商业者的利益。”
有学员举起手来，问道：“主席，眼下最重要的不是打仗吗？只有肃清了一切敌对势力，我们才可以在山东站稳脚跟，继而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全国。”
李默涵笑道：“如果只是单纯的打仗杀人，我相信绝大部分百姓会认为咱们和古往今来想要争天下的军阀没有什么不一样。虽然这是一种建立新秩序的快捷途径，不过我觉得咱们应该可以做的更好。我们应该先让百姓认识到我们为什么非杀那些土豪劣绅不可，让他们理解我们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国家，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世界，要让他们发自内心的拥护我们。”
又有学员举手提问：“如果他们不能理解呢？”
李默涵笑答：“大道理可能一时不能理解，但是好坏总能分得清吧？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因为我们国家党掌握山东，那些百姓才能享受到三七五减租的实惠。如果我们国家党没有了，他们又要回到以前的苦日子。如果换了是你，你会不会支持我们国家党？”
那名学员想也不想就点了头，随即自嘲地笑了。
李默涵继续说道：“我们国家党人与百姓群众的根本性区别在于，我们有着强大的组织，我们每个人都依靠这个组织提供的各种资源享受各种利益，而我们自己也向这个组织提供了我们力所能及的服务和付出。我李默涵今天坐在主席的这个位置上，我本人就必须为整个国家党的利益服务，为所有拥护国家党的人民的利益服务。以后我们掌握了全中国，我和我们的国家党就必须为整个中国的利益服务。我们每一个党员都要为国家的利益服务。既然我们的利益来自于国家党，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为国家党的利益服务。”
195。蓄势待发（）
会议结束之后，梁启超问李默涵，“你对国家党的党员要求是不是太高了？”
李默涵答道：“我并没有要求我们的国家党党员要做公而忘私的道德圣人，只是要他们做到先公后私，不要损公肥私。这样的要求很高吗？”
梁启超说道：“但是国家党现在的做法，是一种要求党员无条件依附在政党身上的模式，这和青红帮有什么区别？”
“当然有分别，我们国家党是有政治理想的政党，我们的党员是会为了实现这个理想而牺牲的。”李默涵说道：“反观贵党，如今又分为以汤化龙为首的宪法研究会，以梁先生你为首的宪法研究同志会，以及倾向国民党的孙洪伊为首组成的韬园系。这么分分合合，哪里还能成事？你们进步党主张的国权主义，就是我们国家党主张的国家主义的一个变种，梁先生你应该能理解我们的政治主张。”
梁启超皱起眉头，似乎听懂了，似乎又没听懂。
很快，北京方面传来两个消息，一是裁军，二是重开国会。
裁军的问题，早在袁世凯时代，他曾授意黎元洪发出主张各省军民分治，和废督裁兵的通电，袁希望借此试探能否在各省行得通，只要各省不坚决反对，袁意思是先将都督和民政长两个职务分开，然后着手裁兵，各省都督一律裁撤，各省军队一律直属中央，把各省军阀割据的局面转变成中央（袁一个人）集权的局面。当然，这个计划是得不到各省军阀的支持，不过这是一股正流，全国明达之士都支持废督裁兵的计划。这个计划虽孕死腹中，然而黎却因此而获得虚名。
在护国倒袁期间，由于战争的关系，所以南北双方都尽量扩充军队，当时全国军队究竟有多少数目，谁也无法统计，因为如果调查人数，是为了达到扩充的目的，自然尽量夸大。可是袁死后，全国重归和平，当务之急，在于复员，减小军队员额是复员的第一步，但这却是极其困难的问题。
段拟就了一套裁兵计划，是规定全国陆军为40师，每师1万人，另编20个独立旅，每旅5000人，合共50万人。此外各省可以保留一些非正规性质的警备队，但全国警备队不得超过200营，每营500人，合共10万人。在这个计划中，陆军和警备队的区别是陆军有一定的番号而无固定的防地，可以调来调去。警备队则以维持地方治安为职责，其调动范围不出省境。这与袁在时的计划并无两样，袁是把全国军队分为中央军和地方军，规定中央军是正规军；中央军不仅在数量上超过地方军，同时在素质上也优于地方军。这时，北洋军多已有了正式番号，西南各省的军队则被列入暂编性质，其番号是省暂编陆军第师。暂编的含意就是等候整编，整编后可以编为中央军，也可以编为地方军。北洋军既然是正规的中央军，自然可以随时调赴各省驻防，可是地方军就不能任意活动。
至于重开国会，则是在袁世凯称帝时，北京的国会饱受摧残，议员们纷纷南下，聚集上海的不下200余人，西南护国运动开始后，旅沪的国会议员也为之声援呼应。迨袁死后黎继总统，《约法》恢复，国会重行召开，原来南下的议员们遂纷纷回京。
1916年，国会在北京举行第二次常会开幕典礼，参议院议员到138人，众议院议员到318人。参议院仍由王家襄、王正廷为正副议长，众议院仍由汤化龙、陈国祥为正副议长，临时公推王家襄为主席。黎元洪总统及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财政总长兼外交总长陈锦涛，交通总长兼内务总长许世英，教育总长范源濂，农商总长张国淦，海军总长程璧光，同时莅会，黎依照民国2年公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第四条，郑重宣誓。誓云：
余以至诚遵守宪法，执行大总统之职务。
黎元洪假北京迎宾馆举行茶话款待国会全体议员，黎态度谦诚，要求议员同心协力，相互提携，其致词略云：
“组织内阁，两月以来，屡更任命，纵非组织尽善，未尝不别具苦衷，盖共和再造，既由各方面势力构成，故组织政府不能专就一方面人才为限。用之期于适当，取之不出一途。变乱纷纭之后，要以安人心定全局为先，不宜对一人一事而有偏议，切望诸君共体时艰，将来征求同意时，勿绳严格，俾收共济之效，相互提携，造成法治国家。至民生国计，经纬万端，议事有暇，更望时常接洽，俾得流通，免生隔阂。元洪不敏，惟与诸君子相见以诚，合力同心，共匡大局。”
国会议员很满意于黎的这种态度，认为过去袁世凯时代用外交手段对付国会，又以强盗贼匪对待议员，因此导致总统府和国会之间关系万分恶劣，今天黎元洪既然相见以诚，议员当然以诚意报之。
国会复会后，政党活动变成了短兵相接，进步党人在袁死后提倡“不党主义”，所以在参加内阁中，只有一个范源濂。
至于国民党方面，左派的中华革命党原是革命的秘密团体，主张采取激烈的革命手段，所以在国会中没有吸收分子。至于欧事研究会也慢慢地消灭了，乃由张继以“张寓”名称暗中纠合同志，后来挂出一块招牌名为“宪法商榷会”。不久宪法商榷会又分为三个派系。
一、客庐系以张继、王正廷、吴景濂、谷钟秀、张耀曾等为主。
二、韬园系，以旧进步党人新附于国民党之孙洪伊及丁世峄为主。
三、丙辰俱乐部可以算做中华革命党的化身，以林森、居正、田桐为主。
不久，客庐系中的谷钟秀、张耀曾脱离客庐而组成政学会，丙辰俱乐部与韬园两派又合组为民友社，商榷会又改为益友社，益友社又改为政余俱乐部，以王正廷、褚辅成为主。
总之重开国会对李默涵来说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李默涵知道这届国会到了明年就会被黎元洪解散。但是作为山东督军他也不能不参与，于是山东方面出席的参议院议员有：揭日训、尹宏庆、王凤翥、刘星楠、萧承弼、丁世峄、安鹏东、马荫荣、张鲁泉、陈德俊。
出席的众议院议员有：周庆恩、刘昭一、盛际光、魏丹书、周廷弼、于恩波、金承新、杜凯之、于洪起、彭占元、丁惟汾、刘冠三、史泽咸、董毓梅、艾庆镛、王谢家、张玉庚、阎与可、曹瀛、周祖澜、郭广恩、王之籙、王广瀚、袁景熙、于元芳、管象颐、张瑞萱、李元亮、于均生、周嘉坦、邓天一、赵正印、王志勋。
不知道是不是听了李默涵的话之后有所醒悟，平素以笔杆为武器的进步党领袖梁启超也想在西南地区建立私有武力，这可以从梁启超给他信徒的信中看出这种野心：“吾侪自命为稳健派者，曾无尺寸根据之地，惟张空拳以代人呐喊，故无往而不为人所劫持，无时不为人所利用。”
进步党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组织，只是通过梁启超和蔡锷的关系，在四川和贵州有点力量，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