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明末当皇帝- 第71部分

　　　　这样的好处极为明显。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过程中，损耗成本得到了有效控制。不至于某个环节因为贪污而掉链子。

　　　　例如修水利工程，计划一万两银子修一座水库，结果被贪了五千两，结果水库修成了豆腐渣工程，说不定没几年水库就被冲垮了，朝廷不仅白花了一笔钱，还要重新投入一笔银子进行重修。

　　　　那么换一种模式，修水库之前靠俸禄发放的方式，假设给官员一千两银子。然后让该官员把一万两都用在水库修建上。最后成本是一万一千两，但是水库质量得到了保障。

　　　　前者对官员贪污睁一只眼闭一眼。有时候你都不知道他们会贪掉多少，风险无法把控。后者把损耗限在一定范围，尽管支出增加，但却不容易出问题。

　　　　至于如何防止贪污，那实际上是比较简单的。只要当权者敢狠下心来查，敢去打破官场潜规则，并让贪污官员付出惨烈代价，同时让这些官员的收入还能看得过去，大部分的贪污都会消失。毕竟在俸禄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没必要冒这个险。

　　　　贪污和不贪污，很多时候只是一个犯罪成本的问题。如果年收入已经能保障日子过得很好了，未必会冒那个风险去贪污。如果有人顶风作案，贪污手段高明到严查之下都看不出来的，那必然是手段极为隐蔽，并不会带坏风气，不被查出来也算是他们的本事。

　　　　最怕的就是公然贪污，上面又不管。其他不贪污的官员一看，他能贪污我为什么不能贪污？于是纷纷效仿，马上就贪污成风了。

　　　　所以说反腐实际上是很简单的事情，只要把那些公然贪污的打掉，再让其付出惨重代价，贪腐之风马上就可以遏制。至于深入的反腐也可以搞，但并不一定需要尽善尽美，这世间也没有尽善尽美的东西。

　　　　毕竟万物阴阳共生，一个东西如果是纯阳的，那就是成仙了，已经跳出五行、不入三界，不算这世间的东西了。

　　　　华夏上古时期实际上就是一个修行文明，在没有文字的时期，道家学术就已经出现了，当时主要是用来指导修行。道家修士，就是通过使自身能量的纯阳，从而让自身长久。后来一部分人不愿意修行，才分裂成了修行界和世俗界，大同社会进而崩溃，世俗界因为开始纵情享乐，又因为当时生产力不足，所以从大同社会演变到了奴隶社会，后来发展出了文字、生产力，才过度到了封建社会。到了春秋的时候，老子才用文字对道家进行了总结。

　　　　所以说这世间是光明与黑暗共存的，谁也不可能彻底消灭黑暗。不过阴阳学还有一个规律，那就是‘阳主阴从’，即阳性能量与阴性能量同等的情况下，必然是阳性能量占主导地位。西方人则还停留在，正负离子谁占主导地位是不一定的低级层次。

　　　　根据‘阳主阴从’这个定律，就能发现，一个健康的国家，黑恶势力尽管存在，但上不了台面，属于见光死的状态。

　　　　而一个快要灭亡的国家，必然是阴性能量比阳性能量更强，黑恶势力已经开始公然招摇过市，压制了正义的势力。因为阳主阴从的定律，这种状态必然不可长久，当统治者不能改变这种现象的时候，被压制的阳性能量一旦爆发出来，就是改朝换代。就如同雷电一般，春季阳气复苏，开始与阴气鏖战，力量更强的阳气被阴气包围、压缩，进而产生雷电。

　　　　就如曾国藩曾说；清朝灭亡之前有三个前兆。

　　　　无论何事，均黑白不分。

　　　　善良的人，越来越谦虚客气；邪恶之人，越来越受人尊敬。

　　　　问题到了严重的程度之后。凡事皆被合理化。一切均被默认。莫名其妙地虚应一番。

　　　　曾国藩死后4年后，大清朝果然灰飞烟灭。

　　　　曾国藩总结的这三个亡国前兆，实际上就是通过阴阳学推导出来的，这也就是中国特有的‘类比思维’的高级之处。可以透过复杂的表象，类比到阴阳五行、周易卦，然后通过理论推导看到本质，解决问题的时候，再通过理论推导出大原则。按照这个大原则来解决问题，国家自然而然就恢复正常。

　　　　西方人的逻辑思维就没有这种能力，因为他们缺乏类比的核心体系。这也是西方人脑筋有时候比较死板的原因，看起来傻乎乎的。

　　　　西方人治理国家的时候，则是非常注重细节，但是大方向上却没有那么明确的意识，经常犯下非常低级的错误，例如西方国家竟会被商人和宗教玩得团团转，这在中国是完全不可能出现的低级错误。

　　　　不过西方人这种思维方式让他们不那么精明，但并不代表着他们的脑子更笨。所以他们的思维方式也有他们的优势，那就一根筋下去。会创造出很多畸形的怪物，例如科技。然后用绝对物质优势，去欺负其他落后国家。

　　　　而思维方式的不同，也让中国和西方人的治国方法完全不同。中国领导人是通过类比思维来治国，提出大原则、大方向，只要方向不走偏，那么国家自然而然就强盛起来，并不是很注重细节问题。

　　　　军事上也同样如此，中国人在军事上讲究的是大方向上、大战略不走偏。西方人则是追求武器的威力，以为优势的装备和物质就能占据上风，在战略上比较马虎。朝鲜战争就充分的展现出了中**事和西方军事的差异，中国志愿军尽管装备落后，但依旧可以和装备先进的美军抗衡，最终挫败美国试图在整个朝鲜半岛扶持傀儡国家的野心。

　　　　此时朱由校搞反腐，只要让**见光死就算成功了。当前明王朝已经很符合曾国藩总结的三个前兆了。

　　　　通过阴阳五行学，就能很简单的得出结论，要想拯救明王朝，大方向就是打击黑恶势力，让正义重新占据上风。让善良的老百姓，能大声的说话。

　　　　如果纠集起来的这些齐楚浙宣党马仔，依旧贪张枉法，即便会做事，也只是让明王朝苟延残喘，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善问题。

　　　　朱由校的反腐策略就是先从这些投靠他的马仔抓起，然后再扩大阵地。在这个区域内，一切贪腐行为一旦发现就必然严惩，让贪腐全部见光死，没有妥协的余地。这些官员如果能贪污不被发现，那就是他们的本事，没必要去纠结这个问题，自然规律注定了，不可能完全杜绝贪腐。

　　　　中国官场会腐烂，历来都是从上面烂到下面。上面带头贪，下面才会跟着贪。抓好上层官员的贪腐，影响力就会逐渐扩大到中下层。

　　　　治理国家方面，中国的传统模式可以类比为‘阳’，阳为气，更加飘渺。西方人注重细节的模式，则可视之为‘阴’，阴为质，更加具体。两者各有优劣，国力相差不大的情况下，相拼之时还是中国模式占一定上风，因为阳性占主导地位。

　　　　但是孤阳不长、孤阴不生，走极端虽可盛极一时，却无法长期维持下去。而根据阴阳五行学的规律，阴阳平衡才能‘万物生发’。因此最好的治理模式，还是进行综合。用传统国术制定大原则，用西方人的方式制定细节，国家就可以强盛。

　　　　作为穿越者朱由校，显然在这方面优势巨大。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为了追赶西方国家，已经在细节上更加注重了，尽管没到西方人那种几乎‘走火入魔’的程度。而这个年代的明王朝，懂得用传统国术治国的官员，实际上多得很。毕竟这年头的文人，都是学过阴阳五行和周易卦的，抓大原则是他们最为擅长的东西。所以说造反的时候，文人的支持为什么那么重要？就是因为他们能提供大原则、大战略上的指导。

　　　　没让朱由校等待多久，就让穿越者的优势，和中国传统的治国优势‘双剑合璧’了，因为内阁首辅沈潅一天之内给他连上了三道奏折，提出了许多治国方略，顿时让朱由校如获至宝。（。。）

　　　　p：第二更到，这章可能废话多了点，不过相信大家认真看的话，还是能学到一些东西的。作者想说的是，那些抨击说让十五六岁小女孩参与治国比较儿戏的朋友消停一点吧！道理给大家阐述了，治国实际上不难，只在于有没有正确的意识罢了，这种意识实际上是比较容易培养的。

　　　　。。。

第131章：运转的内阁（）　
沈潅的这些奏折中，提出了当前局势的施政策略。&

　　　　一是征收商税，北方逐渐扩大税务局的收税模式，在南方则暂时进行粗略的商税收取，重点征收茶叶、酒水、市舶、丝绸等方面的赋税。

　　　　二是整顿盐业、漕运，可获巨利。盐政北直隶以当前推行制度为主，其余各省再进行整顿。漕运则可对夹带私活进行征税。

　　　　三是整顿矿业，天下铜矿之利，多数落入私人之手，每年用于铸造铜器不计其数，可直接查封私营铜矿，并严查金、银矿产偷采。

　　　　这是开源方面，节流方面则没什么建议了。明王朝此时基本上是把能节流都差不多节流了，皇帝都被要求节俭。至于宗室禄米什么的，这个暂时是动不得的。

　　　　还有赈灾、水利修缮方面，沈潅也做提出了相应策略。地方灾荒当以最快速度上报，然后由地方先行赈济，随后朝廷调拨钱粮补上地方支出，并进行全面赈济。水利方面则在北方全面推行保甲制，恢复农闲徭役制度，以稳定地方局势。

　　　　同时在地方行政上，先对贪腐梳理一遍，把地方上名声恶劣的行政官员剔除，并提拔廉洁、了解民情的基层官员主政地方，并加大对匪盗的打击力度，同时在北方可以用当年田赋征收之粮组建义仓，不再对新粮进行折色，只对每年义仓陈粮进行折色。

　　　　朱由校仔细看了一番这些奏折，顿时甚感欣慰，终于有个脑子正常，会提出点建设性意见的官员上来了。不由对沈潅的初步印象提升了不少，之前沈潅在内阁担任次辅，实际上被叶向高压制着。也没什么施展余地。

　　　　现在叶向高从内阁滚蛋了，内阁终于不是一个只会被动应付政务的酱油部门了。沈潅提出的这些措施让朱由校感到极为满意，于是逐一进行批复，全部通过了沈潅的建议，并且在背后加了一句：“爱卿可放手施政。”

　　　　同时要求沈潅再商议出一个驿站的整顿方法。

　　　　沈潅再内阁接到批复，顿时大喜。皇帝既然支持，那么接下来内阁就可以大干一场了。而对于驿站的整顿，沈潅也很快拿出了方案。

　　　　整顿驿站的方案实际上都有现成的，那就是张居正施行的举措。当时张居正整治下的驿站，已经一改乱象。变得井然有序。只不过后面人亡政息，驿站再度迅速糜烂。

　　　　于是沈潅将张居正的方案搬了出来，并且进行了一些补充。主要就是替换勘合信物，所谓勘合，就是一种分为两半的令牌。例如一个人要从海南前往京师，就要先到驿站购买勘合，驰驿到京，费用按照远近不同。是两还是两。然后就会给旅客一个勘合令牌。沿途只要能合得上，就可以乘坐驿站的马车。一路上吃住都有驿站负责，不用多花脑筋。即便路痴都能顺利到达目的地。

　　　　驿站勘合很多被驿卒当成人情送出，所以要对驿站勘合进行全面替换，并且对勘合信物的收回进行管控。

　　　　沈潅的这个方案送到朱由校这里。朱由校又进行了一番完善。

　　　　一是提高驿卒待遇，每月发放饷银元。二是对驿站收入进行管理，用于日常支出，已经马匹添置。三是对走私、驰报进行打击。并开设相关业务，将收入统一归入管理。

　　　　之前的驿站，也属于那种自负盈亏的模式，每一个驿站的盈亏，被施加到这些驿卒头上。以至于驿卒被人威胁，也因为被人敲诈勒索产生亏损，进而进行货物走私，以及接揽民间快递业务。

　　　　既然如此，那干脆把这种自负盈亏的模式，转变为由官方承担其成本。并对业务进行管理、运营。

　　　　明代驿站是一个成熟的体系，这就是很好的资源啊！完全可以发展成为古代的快递公司和长途客运公司。而且还是独此一家，这种快递公司不仅能够经营客运，还能对货物、信息进行快递。

　　　　这么好的资源，随便运作一下就能赚到钱的。就算是赚不到多少钱，支出也不会增加多少。而且就算成本增加，那也是给驿卒发放军饷的成本，这钱是发放给底层群众，又解决了一部分群体的苦难，并且使得这些驿卒不用挖国家墙角就能过上不错的生活，再进行一番整顿，自然也就没人会挖国家墙角了。

　　　　驿站成本，主要就是人员和马匹的添置。马匹倒是不缺，毕竟驿站用的马匹又不是战马，各省都能进行养殖。之所以大明养不出太多的战马，主要是因为战马养殖需要比较大的场地，能让马匹无拘无束的奔跑。各省百姓那么多，土地都不够用，还有那么多地皮去养马？显然是不太现实的。也就只有大草原上，才有足够的空间让这些马匹奔驰，从而才能成为战马。

　　　　至于驿用马匹，养出来并不困难，大明又不缺草料。

　　　　朱由校把方案写了下来，写得非常详细，如同后世企划案一般来做。接着又发回内阁，内阁首辅沈潅仔细看完这个极为详细的方案，顿时发现这个制度上的改革方案显然十分靠谱。和这次反腐一样，也是先给钱，然后再杜绝问题。如此一来就不会导致驿卒因为走私业务遭到打击而无法维持驿站体系的收支平衡。

　　　　朱由校甚至连驿卒的工作时间、考评规则都写得一清二楚。

　　　　沈潅不得不佩服，不过倒也不是很惊讶。自从皇帝登基以来，就进行了很多这样的改革，改革过后都把事情做的很细致，例如税务局，就把税收制度变得细致，不像以前那样，只是进行简单的商税征收。

　　　　沈潅随即同意了这个改革方案。

　　　　皇上的政令自然是要内阁同意的，内阁不同意如何实行下去？所以之前朱由校是绕开文官集团，用宦官和厂卫来实行。

　　　　但是宦官和厂卫的执行框架显然要重新搭建，不像文官的行政系统覆盖到全国地区。

　　　　此时朱由校把东林党打压下去，把沈潅这些人提拔起来，文官系统终于是可以用了。�